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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工人日報》報道了一次特别的中外記者招待會。

這場招待會正式向國際社會宣布了六年之前雲居寺考古工作的重要發現：

1981年，社會科學院在讀研究生羅炤與雲居寺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員在清理石經山藏經洞的地面時，在原座後發現了一方青石，下方有石穴，内存石函，藏有“佛舍利”兩顆。

“舍利子”本是指人的身體在被火化之後出現的晶體。

在佛教信徒眼中，“舍利子”是高僧心與佛相合程度的直接表現，是修行階段的量尺。

因此，佛教徒往往對于高僧的舍利子十分尊重，會恭敬地将它們供奉在寺廟中，而“佛舍利”比其他“舍利子”更為珍貴，因為它是釋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堪稱佛門之中至高無上的聖物。

那“佛舍利”為什麼會被藏在雲居寺石經洞呢？又是如何在千年後才被人們發現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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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記栽，在釋迦牟尼涅槃後，其身骨“舍利”分為八份，被八個國家建佛塔供養。

隋文帝時期，婆羅門高僧曾攜“佛舍利”來到我國。這位高僧在拜見隋文帝時，見他信奉佛教，并且十分虔誠，就将舍利贈與隋文帝。

這位僧人說：“這是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

這包舍利就是釋迦牟尼的舍利，隋文帝十分高興，于是将佛舍利分發到各大寺廟供養。

可舍利子為什麼會輾轉藏在雷音洞中呢？

這與一個潛心刻經的故事有關。

在隋代，有一位名為靜琬的僧人為了完成師父慧思大師将經書刻在巨石之上的遺願，從南方千裡迢迢跋涉到北方，尋遍名山。

當他走到當時的幽州，即如今的北京市房山區的白帶山附近時，發現這裡不僅盛産漢白玉，還有數量龐大的青石，有刻經的天然條件。于是，他就發動僧人把《大藏經》刻在石頭上。很快，“靜琬刻經”的宏業就傳遍了全國。

隋炀帝也被他的壯舉感動了，于是把三顆珍貴的佛舍利賜予了他。

在房山石經山刻經的靜琬得到朝廷珍貴的賞賜後，一方面為了供奉珍貴的“佛舍利”，一方面為了便于監督僧人們的刻經進度，就于唐貞觀五年建造了雲居寺。

從隋大業中到唐初，靜琬30年刻經不辍，也有越來越多的僧人慕名而來，加入到刻經事業中來。

每刻完一批石經，靜琬都會完成查驗、修改、排序等繁瑣的工作，然後在雲居寺以東、海拔450米的石經山上鑿洞封存起來。

我們今天看到的雷音洞，就是第五座藏經洞。

靜琬将自己最早所刻的146塊石經中的一部分就鑲嵌在這個洞的四壁上。後來，為了躲避戰亂，靜琬又把原本供奉在雲居寺内的三顆珍貴的佛舍利放在函中，藏進了雷音洞裡。

那時候，它的外函是青石函，内函是一個銀函，内套小金函，内藏一個小金瓶，那三個佛舍利正是藏于小金瓶裡面。

隋代至今已經1400餘年。由于年代久遠，那三顆舍利子已經不知蹤影。再加上1942年，日軍曾經轟炸過房山地區，雲居寺的主寺廟建築毀于一旦，地面建築就剩下了山門和北塔。

人們大多以為“佛舍利”難以幸免，它到底存在與否也就成了一個謎。

因此，盡管偶有“雲居寺藏佛舍利”的傳說被人提起，但是并沒有人真正相信佛舍利還有重新問世的可能，也沒有人在雲居寺附近仔細探查尋找。

慢慢地，就連雲居寺内的講解員也不太向遊客提起這段傳說了。

那麼，又是誰關注到了這個被歲月湮沒的傳說？他為什麼堅信佛舍利還留在雲居寺内？佛舍利又是怎樣再度問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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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很多看似無憑的傳言都不是空穴來風。

“人過留聲，雁過留痕”，沒有什麼真實發生過的事情會抹掉所有存世的痕迹。

那些沉睡的秘密可能隻是在等待那個能發現和喚醒它們的人。

而在我們的故事裡，這個人就是羅炤。

那時候的羅炤還隻是一個本科剛從北大曆史系畢業不久，正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讀研的學生。

所以，當時任雲居寺文物保管所所長的田福月初次收到他的來信，見對方堅信“佛舍利可能就在雷音洞内”，且要求入洞考察時，對這個學生的判斷是将信将疑的。

但是田福月作為雲居寺文管所的第一任主任，北京史研究的學者，對于羅炤在信中舉出的幾條證據是比較信服的，最終決定派遣雲居寺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員梅傲雪在次日和羅炤一同入洞考察。

那麼，羅炤發現了什麼引起田福月的重視呢？

有一天，羅炤在雲居寺附近閱讀刻在石碑上的碑文，為自己的宗教學研究論文找尋一手材料。

羅炤邊走邊讀，突然，石經山施茶亭裡的一塊明代石碑引起了他的注意。

石碑上赫然寫着“雷音殿石佛座下金匣内藏佛舍利三顆”，并且記載了一段與“佛舍利”相關的往事。

原來，“佛舍利”早在明代就曾被發現過一次了。

明萬曆二十年，達觀和尚在修繕雲居寺的時候，無意間在一塊有些塌陷的青石闆之下發現了一個石匣，上刻：“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主持永劫。”

達觀和尚打開層層封函，發現了内中的三顆佛舍利。之後，他又将“佛舍利”藏回了洞内。

讀罷碑文，羅炤激動不已，因為若如碑文所言，那麼現在佛舍利仍然被藏于雷音洞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緊接着，羅炤大量翻閱相關文獻資料，終于在明代高僧釋德清撰寫的《涿州西石經山雷音窟舍利記》中發現了明朝萬曆年間達觀禅師發現“佛舍利”的相關記載。佛舍利的出世震驚朝野，甚至引起了萬曆皇帝的母親慈聖太後的關注。

不久後，他又讀到了一篇日本學者所做的房山雲居寺研究的學術論文，文章中記載了雲居寺裡藏有佛舍利一說。

三處比較可信的文獻材料讓“雲居寺藏佛舍利”說從飄于雲端的傳說變成了值得與驗探一番的猜想。

基于羅炤在信中對于上述重要文獻材料的論述，田福月第二天就派遣了雲居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員梅傲雪和羅炤一起進雷音洞詳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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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打開雷音洞的大門後，發現雷音洞内不到40平方米，高不到三米。

中間原本供奉一座彌勒佛像的地方隻剩下了一個蒼白的基座，基座四角各有一根千佛柱。洞内的整個牆面全部由石經鑲嵌，整個洞内的地闆大部分采用了不規則的石塊鋪設。

隻有四根千佛柱的正中間，佛像的底端有一處凹陷的泥土地面，地處地面十分特殊。

兩人猜測，這下面可能有東西，他們用鐵鍬鏟了鏟地面，發現泥土的地面居然鏟不動。在清理了表面的塗層後，一塊十分規整的大青石顯露出了來，石縫邊還采用了白石灰灌填。

羅炤用鐵鍬怎麼撬也撬不動這塊巨石，他急忙叫房山文物管理所和雲居寺文物保管所的專家趕來幫忙，開始發掘。

衆人齊心協力，在鏟掉白石灰後，慢慢翹起了近一噸重的大青石。這時，地面上露出了一個石洞，洞口裡面有一個略小的石函。

石函上所刻的楷書銘文：“大隋大業十二年……安置佛舍利三顆”等言，文字正與施茶亭石碑碑文相互印證。

看到銘文，羅炤與在場的考察人員都激動不已。沒想到，羅炤一個研究生竟然居然真的帶他們發現了如此重要的石函。

石函層層相套，嚴密封存，青石函開啟時，一股巨大的香味兒撲鼻而來，充斥在洞内。

香料既能防腐也能防蟲，因此，存放香料是古代重要典籍和珍玩封存過程中的重要一步。石函裡面是一層銀函、一層金函、一層白玉石函。

石函内，到底裡面有沒有銘文中記載的佛舍利呢？

最内層的玉函被小心翼翼地打開了，人們期待着看到三顆傳說中的“佛舍利”，然而眼前的一幕令所有人都驚呆了。

兩顆潔白光滑如米粒般大小的舍利子旁邊，分明有兩顆穿了孔的白珍珠。

珍珠的色澤略白，形态也略大，科考人員一眼就辨别出了它們與舍利子的不同。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為什麼封函内多了兩顆珍珠，卻少了一顆“佛舍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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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白玉函上面的記載，函中應該有一個小金瓶，金瓶内有三顆“佛舍利”才對。

眼前的四顆組織讓大家面面相觑，誰也不敢說話，隻是在現場慢慢尋找，可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因此他們認定佛舍利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少了一顆。

羅炤回想起自己在《明史》中讀到的那則故事，萬曆年間“佛舍利”出世後，萬曆皇帝的母親慈聖太後曾經下旨将三顆佛舍利迎入皇宮，供養三日。随後，佛舍利又在宮中流轉了兩個月十九天，然後才被送回雲居寺。

羅炤推測可能在這一輾轉折騰裡出了問題，“佛舍利”才從3顆變成了2顆。

那個“消失的佛舍利”會不會是宮中的人給替換了呢？

羅炤的這個猜想卻被推翻，無論是“佛舍利”從宮裡運送回雲居寺的過程還是封藏的過程，都是在嚴密監督下進行的，沒有人敢動。

最有可能發生變故的地點就是在宮裡，慈聖太後很可能偷梁換柱，但太後也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羅炤和同事們回到研究所後想要查閱相關資料，結果發現由于相關文獻較少，無法判斷出那一顆“佛舍利”的下落。

可以說“消失的佛舍利”是一個千古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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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佛舍利”的發現是我國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成果，它令千年古刹雲居寺更增異彩。

1981年“佛舍利”現身後，考慮到當時的雲居寺缺乏保護舍利的環境，這兩顆“佛舍利”被先後運送至北京廣濟寺和首都博物館内保存。

雲居寺幾經興衰，明朝萬曆至今的數百年前，除了施茶亭的碑文上略有記載外，“佛舍利丢失一顆”的秘密始終無人發現，至于這顆佛舍利的蹤影，人們也無從知曉。

但是被有緣人羅炤發現而重新面世的兩顆“佛舍利”和寺内保存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石刻《大藏經》一直在靜靜訴說着發生在雲居寺的傳奇。

那顆下落不明的“佛舍利”也一定在某個地方等待着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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