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我問我父母：“我是從哪兒來的？”

我父母都是躲躲閃閃，總覺得生理知識是羞于向小孩子啟齒，被問得不耐煩了，便會回答：“你是路上撿的，别人丢在路上，我們就撿回來了。”

長大了，才知道“撿”的意思包含着“拐賣”，我也知道自己其實不是被“拐賣”而是媽生爹養的，身邊也少見路上“撿”回來的孩子。但有一天，我朋友的母親說她是從四川被拐到湖南的。

001 朋友母親從來不過生日

“我從來不過生日。”朋友的母親說。

“為什麼啊？”我問道。

“我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出生的，怎麼過生日呢？”她回道，“我身份證上的出生年月是假的，生日過起來顯得整個人都是假的。”

坐在朋友家的堂屋裡，我們烤着炭火，朋友和我坐在一起，我們三人手上都拿着一根點燃的煙，我吸了一口，“那你知不知道自己老家在哪兒呢？”

“我哪知道啊，他們說我是從四川來的。”朋友的母親指着神龛前朋友的爺爺和奶奶的黑白照片說，“你在四川打工，我才給你說。”

“四川很大，光成都就很大。”我說道，“看您的樣子，不像是三州的人，我聽說，早些年四川有很多人被拐到外地。”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兒的人，就知道是四川的。”朋友母親很平靜地說，“我就是個童養媳。”

這段對話，發生在2012年。那一年是傳說中的“世界末日”，但并沒有發生什麼毀滅性的大事；沒有核危機，海平面一如既往地上升些許，反季節氣候也沒有出現。

朋友母親聽說我到了四川工作，便要朋友打電話給我，讓我去他家玩。我和朋友的交情并不淺，很多年的兄弟感情。他的母親也對我印象深刻，畢竟我們倆是初中學時偷偷拿着生活費去遊戲室打遊戲的人，而且屢教不改。

在朋友母親眼中，我們倆都算平常聽話，但偶爾會做些離經叛道的事情的人。但她原諒了我，也原諒了她的兒子：“年輕時做錯事不要緊，沒傷害到他人就好。傷害了自己，才會吸取教訓。”

我們繼續烤着火，說着話。朋友母親也吸了一口煙，“那時候他們家也窮，哪裡像是能養得起童養媳的那種。”

“那估計就是買過來的。”我拿着火鉗撥弄着放在炭火裡面的紅薯，“我聽說，早些年，饑荒的時候，有很多像您這樣的。”

002 我父母丢下我就走了

朋友母親的身份證上寫的是出生于“1960年”，也是一個不确切的時間，困難時期，四川雖然被稱為天府之國，曆來物産豐富，但仍然逃不過缺衣少糧的局面，餓死的人也有不少。也許朋友的父母，是從四川到了湖南呢？

“那這周邊有沒有像你一樣的，也是童養媳呢？”我問道。

“有，我聽說隔壁村有一個女的，也是四川人。”朋友母親說道，“不過我沒有和她碰過面，即使見到也不知道說什麼。那時候我還小。”

“應該是年紀不大，至少是不記事的年紀。我看沒到五歲。”我像是很有經驗的推測。

“他爺爺奶奶在世的時候，說過一些關于我的事。”朋友母親對着朋友說，“說我不是童養媳，就是寄養在他們家。”

“那肯定不得認嘛。說童養媳，或者說買過來的，你說不定就要告他們人口買賣了。”憑着做過記者的經驗，我回答道。

“他的爺爺說，當時就是一對年輕的夫妻，半夜裡經過他們家，就要寄宿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隻見到我躺在床上，那對夫妻就走了。”朋友母親說。“我父母丢下我就走了，你信不信嘛？”

“大概是早就存了把你送人的心吧？”我直言道。

“我當時就問啊，沒有留下什麼嗎？一張紙都沒留下？”朋友母親說，“我的公公婆婆就開始支支吾吾了，避而不談了。”朋友母親讀過書，說的話并不是完全的方言。

“你讀過書？還是很多年後喚起了一些記憶？”我問道。

“讀過書，他的爺爺奶奶還是把我當自己家的人養的，和他爸爸一起讀小學、讀初中，會寫幾個字的。”朋友母親這時候的神情，才不像剛開始那樣嚴肅，眉頭稍微舒展了開來。

“後來你是不是又追問了你的來曆呢？”我忽然想起朋友的爺爺奶奶不至于一直都是遮掩。

“當然問，讀過書後就覺得自己的水平高一些了，肯定要問。”朋友母親說道，“不過問也是白問，他們有時候搪塞，有時候幹脆當沒聽見。”

003 他們還是把我買過來的

朋友拿過我手上的火鉗，從炭火裡夾出紅薯，放在地上：“紅薯熟了，要不要吃？”

我搖搖頭：“還是燙的呢，等下有沒有晚飯吃？”

朋友笑着說：“肯定有，我爹不是一直在廚房裡忙活嗎？”朋友的父親也是很友善的人，從來不約束自己孩子與朋友間的交往，我去他家從來都是好酒好肉招待着。

朋友母親繼續說：“後來他們才告訴我真相。”

我猜測道：“是不是你長大了想要去四川尋親的時候呢？”

“哪可能？我對自己的親生父母又沒有什麼感情，也沒有什麼記憶。尋到了，還有兩個老人要養，得不償失啊。”朋友母親說道。

“那是什麼契機呢？”

“我不是說，我就是個童養媳嗎？雖然他們沒有把我當童養媳養，但小時候我和他爸爸的同學，都叫我們是兩口子。”朋友母親再拿出一根煙，點燃，“後來他爺爺奶奶要我們結婚，我就要答案。”

“以結婚來換答案，值不值啊？”我絲毫不顧忌我朋友的感受。

“哪有什麼值不值呢？從小就知道自己是‘撿’的，早就認命了。哪怕他們不告訴我答案，我也會嫁給他爸爸。”朋友母親忽然一笑，透出幸福的味道。

“那答案是什麼呢？”我問道。

“他們說，1961年農忙的時候，鎮上有一個常年在外的人，把我帶回來，直接就賣給了他們。”朋友母親說。

“就這麼簡單？花了多少錢？怎麼拐過來的？”我連珠炮似地問，“那個把你拐過來的人後來怎麼樣了？”

朋友母親一揮手：“那都不重要了，至少我知道不是我父母把我賣掉的。如果知道自己值多少錢，那活着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三人都陷入了沉默。這時候，朋友父親出現在堂屋前，對我們說：“吃飯了！今天黑子來了，酒要喝好，不回去了，多玩幾天。”

沒過幾年，朋友母親去世了，發現生病時便是肝癌晚期，不到一個月時間便帶着痛苦離開了人世；再沒過兩三年，朋友去了澳大利亞，他一直想離開，終于得償所願。

朋友母親和我談過自己被從四川拐到湖南的事情後，對我說：“你會寫文章，以後一定要寫出來給我看，我還是能認字的。”

那時候，我覺得朋友母親說的經曆，還是不夠豐富，寫不出細節，便擱下。年初看到“八孩母親”被鐵鍊鎖住的新聞，才想起朋友已逝母親的故事，還是寫下來，盡管這件事已經久遠，查無實據；但記錄便是曆史，哪怕真相也無法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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