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斌

燕京大學藏殷契蔔辭 龜甲骨獸文字

最近，讀了《做人如拆字！這些字你看懂了嗎？》等幾篇解釋漢字字義的文章，總覺得是望文生義，牽強附會，以想當然的方式曲解漢字的本義與引申義，誤導了讀者。漢字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了解漢字的起源、演變、造字規律及其孳乳生成對于堅定文化自信、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有着重要的意義。故而不揣固陋，贅述如下。

關于漢字的起源，已經聚訟了兩千多年，概括說來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認為從結繩演化而來，二是認為由圖畫演化而來，三是認為由契刻演化而來。

《易•系傳》：“上古結繩而治”，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随物衆寡。”結繩與文字僅就記事這一點來說，二者确有相通之處，但無論如何，文字異于結繩，這不僅因為文字是文明的标志，結繩是蒙昧的表征，更主要在于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号，它和語言密不可分，是交流思想、表達情感的工具，而結繩則隻能作為幫助記憶的工具，它不具備和語言結合的條件。因此，把結繩看作文字産生前古人經過那麼一個記事階段大概不能算錯，但把結繩視為文字的起源便迷不知正了。

圖畫是遠古人民記事與交流思想的一種方法。

圖畫是遠古人民記事與交流思想的一種方法，早在舊石器時代，人類已經能夠在其所居的洞壁上畫畫，而且畫得生動逼真，使人一看便知其意。比如要約人去狩獵，就畫一頭鹿或一頭野牛和一個挂弓箭的人，作為信件送去，這樣就起到交流思想的作用，所以有人把這種圖畫稱之為“圖畫文字”。“圖畫文字”的特點在于它能夠以具體的圖形表達具體的事物，最初畫得盡量仔細逼真，後來在人們習慣了這些表意圖畫之後，隻要粗線條地畫出輪廓，即可知曉意思了。這樣，有些圖畫就逐漸脫離具體事物的描繪而蛻變為抽象的、一般概念的代表，後來人們将其稱之為象形文字。從圖畫文字到象形文字，其間并沒有什麼絕對的界限，許多象形文字本來就是圖畫，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甲骨文、金文中得到印證。

契刻也是在沒有文字的民族裡所采用的一種記事方式，例如甘肅西甯縣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骨契，安特生《甘肅考古記》第三圖的兩塊骨版，這些實物可能是契約、券契之類，與古代法相關，與文字關系不大，但距今6000年左右的半坡仰韶文化陶器口緣外的刻畫便不同了，就不能說與文字無關了。1970年代初讨論半坡彩陶的刻劃符号時，于省吾先生說：“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号，我以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産生的一些簡單文字。”郭沫若先生也說：“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簡單刻劃，和器物上花紋判然不同……刻畫的意義至今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号。”後于仰韶文化的龍山文化、二裡頭文化也有類似的陶器符号，分布在中國東部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也發現有陶器符号。李學勤先生說，這些符号“其形更接近商周文字，大汶口文化的符号比較端正、規整，有象形性，很像後來的青銅器銘文”。至于殷墟陶器上的刻劃符号，其結構與同時的甲骨文、金文一緻，已經是嚴格意義上的陶文了，例如1956年《小屯•殷墟陶器》圖版61至63所載的80例陶器符号，多數是可識的文字。

1970年代初讨論半坡彩陶的刻劃符号時，于省吾先生說：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号，我以為這是文字起源

關于漢字的起源，還有認為由八卦演化而來等觀點，所據不力，這裡不作介紹。筆者認為，漢字的起源可能不隻一個源頭，可能經曆了一個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的曆史過程，結合迄今發現的早期文字，屬于象形文字的主要源于圖畫文字，屬于指事文字的多來自刻劃符号，而漢字的其他類型，又基本上是由象形和指事這兩種類型的文字孳生嬗變而來的。

說到文字的起源，不能不涉及文字究竟是誰創造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古代也主要有三種說法：一是倉颉造字的提法，見于《韓非子•五蠹》《世本•作篇》、李斯《倉颉篇》、許慎《說文解字序》等文獻；二是黃帝作書的提法，見于徐锴《說文系傳•系述》等文獻；三是籠統提聖人造字，見于明趙古則《六書本義•六書總論》、清段玉裁《說文序注》等文獻。筆者認為這些提法都是不妥的，文字和語言一樣，決不是一人一時的産物，它随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曆程，如果說某些所謂聖人在其中起了作用的話，那也可能隻是做了組織人員對文字進行統一整理的工作。

依據考古提供的材料和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仰韶文化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畫符号應該就是漢字的原始階段。但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漢字，它必須具備形、音、義三個要素。就現有的資料分析推算，大概在夏代早期的漢字就形成了，到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已經是發達的、成體系的記錄語言的符号系統了。按照漢字字體體系演變的曆史，我們大緻可以把漢字的發展演變分為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等五個階段。

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它使用的鼎盛時期在殷商後期。公元1899年最初發現甲骨文，大量出土于河南安陽殷墟，建國後在陝西周原一帶又出土了西周時期的甲骨文，這和殷商文字一脈相承，屬于同一個體系。目前甲骨刻辭中所見到的全部單字的總數，大約在4500字左右。從字形上講，甲骨文有如下特點：一是筆畫簡單，二是具有圖畫性，三是一字多形，四是有合文，五是字形偏旁有随意性。

甲骨文拓片

金文 金文是見于銅器上的一種古文字，又稱銘文，字凹下為款，凸出為識，它使用的鼎盛期在西周。殷商時代的銅器銘文不長，隻有二、三個字，十多個字的銘文極少。周代銅器上銘文一開始便有長篇大作，如成王時《令彜》187字，康王時《大盂鼎》29l字，而西周末年宣王時的《毛公鼎》長達499字。《金文編》共收金文單字377l個（包括附錄）。較之甲骨文，金文有如下特點：一是甲骨文使用的材料是龜甲獸骨，金文使用的材料是青銅，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上去的，而金文多是在模範上弄好與器物一起鑄上去的，所以金文較之甲骨文形體要，筆畫粗圓，同時也比較規範；二是新的象形字出現不多，表示象形字的産生基本停頓；三是形符逐漸定型，比如“逆”字，甲骨文形符有幾種，到金文裡基本上定型；四是增加了某些形符，如言部、心部、穴部、金部、廠部的字，在甲骨文中很少或幾乎沒有。

東周以後，中國進入諸侯割據、各自為陣的局面，漢字也出現了較為複雜的情況，大體上魯、鄭、陳、宋、薛、滕等國的文字與金文相承，但幾個大國如齊、晉、楚、吳、越等就有所不同了，尤其是楚、越兩國，字體更與中原不同，有的字體甚至使人不能辨識，因而後世謂之異文奇字。據傳世的器物，差異最大的是甸文（陶器上）、泉文（錢币上）、玺文（印信上），還有鳥蟲書等等。這些文字任意繁簡，越出常規，似乎不受任何約束，因此各國文字之間很難找出一個統一體例來。

金文拓片

與上述文字并行的還有所謂的籀文和古文，籀文即我們常說的大篆，《漢書•藝文志》記載有《史籀》15篇，據王國維的考證，籀文是西土秦國使用的文字，因而它與金文大概屬于一個系統。而所謂“古文”，是漢代人從孔子故居牆壁中發現的壁中書，王國維認為是秦始皇焚書前流行于東方各國的文字。

小篆 戰國時期，天下大亂，文字也極亂，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六國文字仍在流行，于是丞相李斯奏請統一文字，罷其與秦文不合者，廢除了大量區域性的異體字，在大篆的基礎上簡化改易，當時李斯作《倉颉篇》、趙高作《爰曆篇》、胡毋敬作《博學篇》，後世把這種簡易整齊了的字稱為小篆。

小篆

隸書 隸書前人以為作于程邈，其實這是一種傳說。一種字體的産生和一種文字的産生一樣，是一個約定俗成的曆史過程，不是一個人在一個時候所能創造出來的。郭沫若先生認為隸書是草篆的演變，并說在字的結構上初期的隸書和小篆沒有多大差别，但是從現在出土的資料看，篆書和隸書在用筆上還是有區别的，隸書變篆書的弧線為直劃，變園轉為方折，同時篆字呈長方圓形，隸字則為扁平形。

楷書 楷書又稱正楷、真書、正書，《辭海》解釋說它“形體方正，筆畫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書。古時又稱其為“楷隸”，它是從隸書和隸草演變而來的一種字體。從出土的漢代竹簡（隸草）看，已經漸次有了楷書的雛形。現在所見到的早期楷書遺迹是三國時期魏的锺繇之書和吳的谷朗碑，到了東晉，楷書開始流行，一直延續至今。

所謂“六書”，是根據漢字造字和用字規律總結出來的六種方法。古人對六書的稱謂不盡相同，比較通行的是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序》的提法，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書”的概念大緻形成于戰國末年，但詳細的叙述是從西漢末年開始的。到了東漢，許慎用“六書”來分析漢字的形體，而且為之作了義界，并各舉了兩個例子。許慎之後，人們并不曾對“六書”做出多少探究，直到宋朝的鄭樵，才專以“六書”研究一切漢字。他在《六書略》裡，把漢字按“六書”分為六大部分，同時在理論上作了較許慎更為詳細的闡述。宋元之交，戴侗作《六書故》，把“六書”的研究又推進了一步。之後，有不少文字學著述讨論“六書”，清代幹嘉時期達到鼎盛。“六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漢字産生的形态，作為一種理論，很值得我們重視。

許慎給象形字下的定義是“畫成其物，随體诘诎”，舉“日、月”為例。

象形 許慎給象形字下的定義是“畫成其物，随體诘诎”，舉“日、月”為例。本文在前面講到，漢字産生的源頭之一是圖畫。據考古發現，在舊石器時代已有繪畫，而繪畫與文字在新石器時代逐漸分家。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已是成體系的文字，在它之前應當有更接近于圖畫的文字，如所謂匈文、族徽文字以及尚未發現的文字材料。因為文字有一個發展曆程，所以在甲骨文時代還保留了相當一部分象形文字，如牛、羊、犬、鹿、木、禾、車、女等等，這些象形字抓住物體的特征而使之形象化，或者說是把圖畫線條化、符号化了，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所表示的某一物體。象形文字是漢字的基本字形，後來多數成為漢字的偏旁，不少漢字就是在象形字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指事 《說文叙》曰：“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形字主要是表實的，但有些事物很難畫出，于是古人便在象形字的基礎上特别指示一下，以見其意。如“上下”二字，在甲骨文裡，指示一短劃的位置所在；又如“元”字，甲骨文與金文中指示的部位在頭部，實際上元即首，首即頭，所以《孟子•滕文公下》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曰：“狄人歸其元。”直到現代還有“元首”一詞，指國家的首腦、頭領。指事是由于文字孳乳而采取了因利乘便的方法，在獨體字上附加極為簡單的點劃作為區别，所附加的各種點劃，隻是起着記号的辨别作用，既不成為偏旁，也不是獨體字。如刃（刀）、旦（日）、本末（木）、母（女）、太（大）、少（小）等等。

會意 《說文叙》曰：“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僞，武信是也。”會意就是通過意會來了解字義，許慎舉“武信”二字，并在正文字條中說“止戈為武”“人言為信”，這種解釋是不對的。餘永梁根據甲骨文、金文“武”字的構形說：“從行從止從戈，操戈行于道上，趕超武也。”唐蘭先生也認為武從戈從止，無停止意，而為荷戈而行，有威武雄壯意。其實，武之從止，是以止代人，甲骨文中這種現象很多，如“前”，甲骨文的構形是人在舟上。武從戈是象征作戰，而非止息幹戈之意。信實際上是個形聲字，戰國中山王壺“忠信”之信，從言身聲。古文信字體複雜，構形不一，許慎僅就小篆立說，以為“武”和“信”是會意字，不能令人信服。漢字中的會意字很多，例如好、有、奴、休、祭、明、刖、圉等等。

許慎《說文解字》

形聲 《說文叙》曰：“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聲字的特點是一個字由形符和表音的聲符組成。有上形下聲者，如芝、箕、零；有左形右聲者，如轉、依、訟；有上聲下形者，如劈、盂、娶；有左聲右形者，如郡、刑、故；還有外形内聲者，如阆、園等等。在甲骨文中，形聲字占的比例還不大，充其量也不超過20％，但到了東漢時許慎撰作《說文解字》，形聲字就占到80％以上，這是一種孳生能力非常強的字，在今天的漢字裡絕大多數是形聲字。形聲字産生的途徑主要有二：一是各因其類而諧之以其聲，這裡的類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形旁，表示字義的類屬，多數是由象形文字來充當的，比如說木、水這兩類，有形可象，但木類有松柏榆桦等等、水類有江河湖泊等等，不可悉象，于是便因木類而諧之以公、白、俞、華之聲而成松、柏、榆、桦諸字，困水類而諧之以工、可、胡、白之聲而成江、河、湖、泊諸字。因為是各因其類，所以凡從木者，都與木有關；凡從水者，都與水相涉。二是以本字為聲符，加上相應的形符，以表類屬、以示區别而成為新的形聲字。比如昏，它的本義是日之昏 （黃昏），心目之昏如日之昏，于是加心與目而為惛、睧；古代娶嫁必以昏時，于是加女而為婚。再如“戋”，加水為淺，加金為錢，加食為餞，加木為棧，加貝為賤，加竹為箋，加絲為線等等，“戋”的本義為淺小，所以凡從“戋”孳生的字多少都帶有這個意思。

轉注 《說文叙》：“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謂“建類一首”，徐氏《說文系傳》說：“老與耋耄皆為年老義，是為同類；耋耄諸字、其形皆從老，是老為一類之首也。”所謂“同意相授”，段玉裁《說文序注》雲：“謂意旨略同，義可互受。”把話說通俗些，就是甲乙兩字意思相同，部首一樣，互相可以轉過來注解，例如“考者，老也”“老者，考也”，除“考老”外，再如追和逐，踞和蹲，刑和刭等等都屬這種情形。

假借 随着社會的發展，人類的語言也在不斷地發展，要表達的概念越來越多，但文字畢竟有限，原有的文字不夠用，不足以表達新的語言概念，于是便出現了假借的現象。假借，用《說文叙》的講法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并舉“令長”二字為例。按照這個義界，假借字有兩個特征：一是“本無而借于他”，二是“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許慎以“令長”為假借，這與他自己為假借所作的義界是不符的。甲骨文中命、令同字，金文中的“命”，系由令孳乳而來，其構形象口發号，人跽伏而聽。羅振玉說：“古文令從A人，集衆人而命令之，故古令與命一字一誼。”可見，令并非本無其字。至于長，《說文》曰：“久遠也，從兀從匕…亾聲。”這是錯誤的，以甲骨文、金文考之，長象人發之長，非從兀從匕，也與亾聲無緣，長也不是本無其字。

許慎所談的實際上是文字的另一個問題，即字義的引申、假借問題。一個漢字往往不止一種涵義，習慣上我們把這種情形稱為多義詞。多義詞義項的産生大緻有三種情形，一是該字的原始意義，二是字義與原始意義有關聯的，三是與原始意義在意義上看不出什麼聯系，隻是在讀音上存在關系的，我們分别把這三種情形叫做漢字的本義、引申義、假借義。譬如“校”字，今天所說的學校、校尉、校正皆非本義，校的本義是木囚，是古代用來囚禁犯人的一種木制的器械，所以從木；交在甲骨、金文中作械人手足的器具形，象形。明白了本義，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引申義，所以學校就是以“學”校人，把人限制在“學”這個圍子裡。“校”與“正”意義相似，皆從本義而來。再如“責”字，指責、斥責、責任等等都是引申義，責的本義是“求也”，責是債的本字，後來“責”擔負的責任多了，才加人字旁為債，保存本義。《戰國策•齊策》：“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文收責于薛者乎？”這裡用的就是本義。責之所以從貝，是因為古代以貝為貨币，凡是從貝的漢字都與财貨有關。《左傳》桓公十三年“宋多責賂于鄭”，即宋國向鄭國要求财貨。成語有“求全責備”，這裡的責與求是同義詞連用。漢字除了有引申義外，還有假借義，比如說“夫”，本義是男子的通稱。丈夫、夫人之夫用的是本義，但是在“莫我知也夫”“已矣夫”“夫唯禽獸無禮”“夫晉何厭之有”等話中，夫就無實在意義，是語氣詞，它與原來的本字隻存在讀音上的關系，而在意義上沒有任何聯系，或者幹脆說，它是借了本字的形和音，而不涉及義。引申與假借是不同的，引申可以與本字讀音上有差異，但必須在字義上有淵源關系；假借則可以在字義上與本字毫無關系，但讀音必須相同。

漢字的發展經曆了一個由少到多的曆史過程，就現有的資料看，甲骨文時代大約有四、五千字左右，但到了東漢時期許慎的《說文解字》，收字9353個；到了宋代司馬光等人的《類篇》，收字31319個；再到清代《康熙字典》，收字多達47021個。漢字是以怎樣的方式孳乳生成的呢？其中是否有規律？如果說有規律，那麼這些規律又是怎樣的呢？

本文在前面談到，漢字在它的早期多是象形文字。這些象形文字是漢字的字根，漢字的孳乳生成就主要建立在這些字根的基礎之上。它猶如一棵樹，下有樹根，上有樹枝，樹枝上又有細枝，細枝上還有樹葉，我們以“火”為例對漢字的孳乳分化做一圖示：

火是字根，是“父輩”，由此以會意的方式孳乳出炎、赤、炙、炊等字，以形聲的方式孳乳出燒、燔、炮、焚等字，這些字是字枝，是“子輩”；子又生孫，如從“炎”以會意的方式孳乳出燎、黑等字，以形聲的方式孳乳出焰等字，這些字如同細枝，是“孫子輩”；孫生重孫，如從“黑”以會意的方式孳乳出熏字，以形聲的方式又孳乳出黔、黝、黜等字。

僅僅清楚漢字的這種孳乳生成方式是不夠的，還必須了解為什麼漢字會發生這種孳乳生成的現象。概而言之，主要有兩種情形：

一是因本字身兼數義而分化，這種情形系由本義引申而别作它形。例如“半”字，其本義是“中分也”，後來引申為中半之半，由于半字身兼數義，所以後來又分化出叛、胖等字。二是因本字被借義所奪而孳乳出新的字。例如：然——燃、昔——臘、方——舫，等等。這種情形是本字的本義就是孳乳字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在本字上加一相應的形符而保存了本義，這叫“加形保義”。例如“然”，它的本義是“火始焚也”，後來借為然否之然，又為若然之然，由于本字被借義所奪，所以火然之然加火為燃。當然，上述兩種情形也往往交織到一起，例如“止”，它的本義是“跖”也，象足掌指形，因為本義被其他的含義所奪，所以孳乳出“趾”字，即在本字上加一相應的形符以保存本義；又因為“止”居于一身之下，所以引申為基止，因此孳乳出“址”字。

最後，筆者要對漢字部首的位置也做個解釋。在漢字中，大多數字的部首不能變換位置，倘若變換，即成為另外一個字或成錯字了，但是有些字的部首是可以變換位置的，或居上，或居下，如期、峰、松、谟、群等字；或居左，或居右，如豁、橛等等，雖有變換，依然是同一個字。這種變換部首位置的情形在一些人的書法作品中時有所見。當然，從漢字規範的角度講，不應當提倡這種做法。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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