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與社會：從黑死病開始的瘟疫史》，[美]弗蘭克·斯諾登著，季珊珊、程璇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542頁，118.00元

在疫情尚未完全平息的當下，看到《流行病與社會：從黑死病開始的瘟疫史》這個書名時，可說是心中毫無波瀾。就像序言裡所說的那樣，這本書可以算作應時而生：“它起初是耶魯大學開設的一門本科生課程，最初的目的是回應當時人們對新發疾病的擔憂，比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禽流感和埃博拉病毒。”

一如書名所言，耶魯大學榮休教授弗蘭克·斯諾登先生講述了可怕而震撼人心的千年瘟疫史：鼠疫、天花、黃熱病、痢疾、斑疹傷寒、霍亂，乃至艾滋病與埃博拉病毒。由于題材的關系，書中不能不涉及令普羅大衆略感艱澀的醫學問題。比如鼠疫是由名為“鼠疫杆菌”的細菌傳染造成的。這種疾病在人身上因發生部位不同而可分為三種：腺鼠疫、敗血型鼠疫及肺鼠疫。腺鼠疫的症狀有寒顫、高燒、頭痛、嘔吐、出汗及淋巴結腫大，特别是腹股溝淋巴結有時會壞死及發生膿瘍。肺鼠疫病人痰中含有大量病菌，可經由空氣傳給他人。敗血型鼠疫的症狀是嘔吐、谵妄、昏迷、體溫往往不高。又因為敗血型鼠疫患者有明顯的皮下出血症狀，全身出現血斑，最後全身長滿黑斑而死亡，故而才有了“黑死病”的說法。

弗蘭克·斯諾登（Frank M. Snowden）

毋庸諱言，這些話題有些令人不快。畢竟，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諱疾忌醫”的心态，遑論研究病菌病毒的緻病原理了。就算去醫院看病，人們也隻希望聽到醫生對自己說，“放心吧，不會有事的”。若是這樣的話，《流行病與社會》作為一本大衆讀物的價值似乎就要打上一個問号了——畢竟大多數讀者不是醫學院的本科生。

作者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明智地宣布，“《流行病與社會》是一部曆史著作，而非生物學課本”。也正因此，人們在書中看到了“瘟疫”作為“曆史偶然性”的存在。譬如法國的統治者拿破侖·波拿巴是十九世紀初葉的歐洲軍事天才。可是他派出的遠征軍卻在加勒比海上的小小海地沉沙折戟，遂令後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共和國和西半球第二個獨立國家。世人論及這段曆史，往往簡單總結為殖民統治不得人心，法軍陷入民衆起義的汪洋大海而無力回天。但《流行病與社會》告訴讀者，導緻法軍敗北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海地當地流行的“黃熱病”——一種蚊子傳播的緻命疾病。由于病毒破壞肝細胞，緻使膽色素沉積，出現黃疸，造成皮膚和眼部變黃，故而稱為“黃熱病”。

通常認為，非洲西部是黃熱病病毒的發源地。因此，歐洲人對“黃熱病”毫無抵抗力，一旦得病，前景不妙。按照書中的說法，為了鎮壓海地起義，拿破侖先後出兵六萬五千人，五萬至五萬五千人死在異國，這其中三萬五千至四萬五千人的死因是得了黃熱病，比戰死者多了數倍。反觀黑奴起義者則大多安然無恙，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的祖先來自西非，在與“黃熱病”長久的共處中已培育出了較強的抵抗力。最終，就連法軍統帥勒克萊爾（拿破侖的妹夫）也死于“黃熱病”，法國人不得不選擇撤退。若不是因為“黃熱病”的存在，法軍在海地的失敗，恐怕不會如此之快地到來。

一家人得了黃熱病的場景

無獨有偶，在集結了有史以來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後，拿破侖在1812年發動了對俄國的入侵。戰争的結局是衆所周知的，六十萬入侵法軍在狼狽逃回時隻剩下了不到兩萬殘兵敗将，而在冬季進攻莫斯科也從此成為曆代兵家心頭的陰霾（希特勒選擇不信這個邪）。在列夫·托爾斯泰的傳世巨著《戰争與和平》裡，可以看到俄軍在博羅季諾戰場的頑強抵抗，也可以見到俄國上下對拿破侖與其軍隊的同仇敵忾——這些自然都是法軍敗北的重要因素，但《流行病與社會》則指出，“戰争所制造的衛生和飲食環境，恰恰是流行病的溫床”，“流行病摧毀了他（指拿破侖）的軍隊，挫敗了他的野心”，“痢疾和斑疹傷寒對戰争進程的影響遠遠超過戰略技巧和武力”。在荒涼的東歐平原行軍時，士兵長期不洗手、不換衣服，衛生狀況堪比人口密集的貧民窟，這正是痢疾傳播的理想環境。其結果就是，法軍的人數優勢迅速消失了。在1812年9月的博羅季諾戰役裡，法軍相比俄軍隻有微小的數量優勢，這也正是拿破侖不敢投入最後的預備隊以緻錯過勝機的主要原因。當俄國的可怕冬季來臨後，“與所有胃腸道疾病一樣，痢疾的影響會随着天氣轉冷而減弱”，可“冬季行軍的軍隊為虱傳播疾病提供了理想環境”，瑟瑟發抖的士兵擠在肮髒的宿營地裡，加速了斑疹傷寒的傳播。拿破侖的軍隊在1812年11月的撤退裡并未經曆太多戰鬥，可軍隊人數卻從七萬五千人降至一萬餘人，這就是斑疹傷寒的“傑作”。

需要指出，《流行病與社會》裡的論點并不是沒有值得商榷之處。在讨論中世紀歐洲“黑死病”後果時，作者斷言，對抗鼠疫的隔離措施“從更廣泛的影響來說，它促進了近代國家權力的增長和政權的合法化”。這未免有些言過其實。讓人忽略了經典論點的合理性：英法“百年戰争”（1337-1453）促進了西歐王權的加強與鞏固，而從東方傳入的火藥和大炮的出現則摧毀了封建貴族賴以保持其獨立地位的中世紀城堡，因為這些火炮“造價昂貴，隻有自由城市和擁有巨大稅收來源的君主才能獲得”。考慮到鼠疫在歐洲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它在對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中的影響實在是不能高估的。畢竟早在此之前，西歐尤其是英、法的王權統治已盛極一時。

另一方面，自小接受《十萬個為什麼》啟蒙的中國讀者，對科學往往存在一種崇敬——世上沒有什麼是科學解釋不了的，如果暫時還不能解釋，那是因為科學還不夠發達。從這一立場出發，國人往往很難理解歐美社會的一些做法——譬如抵制疫苗。而《流行病與社會》則告訴讀者，其來有自：在1955年的“卡特事件”中，卡特實驗室（時為美國六大制藥公司之一）生産的十二萬劑脊髓灰質炎疫苗竟含有活的病毒，結果在接種者中，染上脊髓灰質炎者有四萬之多，其中五十一人永久癱瘓，五人死亡。正是這次重大災難“使民衆對疫苗的信任度降至冰點”。

更重要的是，這種将科學視為常識的态度絕不是理所當然的。在西方世界，神學的影響根深蒂固——甚至中世紀歐洲預防鼠疫傳播的四十天隔離裡的“40”這個數字也可以在《聖經》裡找到淵源，比如大洪水持續了四十晝夜。好在四十天的隔離期的确超過了鼠疫的潛伏期，“錯誤的理論與對《聖經》的信仰結合在一起，卻産生了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同樣在《聖經》裡記載，在伊甸園生活的人類始祖亞當、夏娃本是不朽的存在，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園之後才被上帝降下懲罰，不得不經曆疾病這一“罪的代價”。換言之，瘟疫是違逆上帝意志的神聖懲罰。為了平息神明怒火，就需要尋找要為災禍負責的罪魁禍首——比如在黑死病爆發期間，全歐洲都興起了尋找替罪羊（猶太人）與獵巫的狂潮。

想要反駁這種“神聖疾病觀”其實并不困難，《流行病與社會》提到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十九世紀的耶魯大學神學系學生約翰·漢弗萊·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推斷，既然疾病是罪的代價，那麼邏輯上應該可以通過實踐來彌補，也就是棄絕所有罪重新達到免于疾病。于是，他與志同道合者建立了奧奈達公社，以踐行自己的思想。他理所當然地失敗了，畢竟公社成員沒有一人能永生不朽。作者對此揶揄，要麼是他們降低了自己的道德标準，要麼幹脆他們的理念從一開始就“誤入歧途”了——從理性的角度講，答案當然是後者。但西方醫學是否真的徹底擺脫神學的桎梏了呢？恐怕也很難說。看看美國對堕胎的争議就知道了。

盡管如此，近代以來西方醫學的發展是個不争的事實。從簡單意義上理解，人們距離用科學解釋瘟疫應該越來越近，對待疾病的态度也應該愈來愈冷靜。但《流行病與社會》恰恰講述了這方面的一個反例。

結核病是一種曆史悠久的疾病，由結核分支杆菌引起。作者指出，在十九世紀的西方，結核病超過所有疾病，成為“所有這些死亡之人的領袖”。《流行病與社會》沒有提到的是，在同時期的東方社會，結核病（肺結核）同樣是一種緻命的頑疾。江戶時期的日本圍棋史上不乏“吐血的名局”之類的說法，其實這倒不是跟電影《唐伯虎點秋香》裡那位“對穿腸”一樣被對方氣的，而是棋士十有八九患上了肺結核的緣故。

耐人尋味的是，在很長時期裡，結核病患者倒不像其他惡疾（比如鼠疫）患者那位令人避之不及。這是因為人們（錯誤）認為肺結核是“一種遺傳性的、非傳染性的疾病，因此它沒有給患者造成污名的危險”。甚至由于肺結核的受害者裡不乏社會上的精英人物——比如巴爾紮克、契诃夫、肖邦以及雪萊等人——“人們甚至認為結核病為他們的美麗、天才和性感錦上添花”。一時間，追求以消瘦為特征的結核病病态美居然成為女性的理想，也就是所謂的“肺痨時尚”。

在十九世紀晚期的近代醫學發現了結核病菌的存在及其緻病性後，這種對肺痨的誤解就煙消雲散了。了解病因當然是戰勝結核病的第一步。可是接下來，近代醫學遲遲拿不出解決辦法。于是，對結核病人而言，醫學認識的進步反而給他們帶來了一場災難。這時的結核病當然已經褪去了（本就不應該存在的）“浪漫色彩”。然而，“在接受了結核病具有傳染性這個全新的認識之後，民衆開始認為持續咳嗽的人是危險的”。結果，“所有結核病确診病人，甚至持續咳嗽的人都慘遭回避和污名化”。1901年的《紐約論壇報》對此總結得很好：“大衆了解結核病的傳染性之後，就更傾向于恐慌。”當人們終于冷靜下來以後發現，“這個時代最緻命、最普遍的疾病，是可以憑借預防措施（禁止随地吐痰）、醫療服務（療養院）和社會改革（改善衛生條件）進行對抗的”。又過了半個世紀，二戰後抗生素時代的來臨扭轉了人類與結核病菌的力量對比，對結核病人的妖魔化也因此而結束了。

從今天的角度看，對結核病的“美化”與“妖魔化”自然都是非必要的。古人的“常識”，在今日看來卻是如此荒謬。能夠從《流行病與社會》裡确定的隻有一點：人類與疾病的鬥争史曆經整個文明時代而遠未看到盡頭，其中的每一步前進，都是以修正過去的“常識”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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