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書生窮、窮書生，古代讀書人的窮，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說，窮得小兒早亡的杜甫，就是曾作過朝中大員的蘇轼和辛棄疾，也都有窮的時候。

先說蘇轼。

蘇轼最窮的時候，應該是他剛被貶到黃州時。因“烏台詩案”被貶後，黃州是他貶谪路上的第一站，這時候的他屬于經濟上還沒有喘過氣來。

在這段時間，他曾寫過一首《豬肉頌》，稱“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而他自己屬于會煮豬肉的貧者。因為這首作品，很多人認為蘇轼其實也沒有多慘，畢竟還是能吃上便宜的豬肉的。

但這并非他在黃州最窮的時候，事實上他當時還有過要靠自己種菜、自己蓋草房，才能度日的時候。可以說，他的窮是肉眼可見的。

再說辛棄疾。

辛棄疾雖長年不得重用，但在江西一帶還有過自己的别院和不少土地，按道理來說應該是不太窮的。但晚年時，這些财産基本上都被他折騰得差不多了，畢竟他愛喝酒、愛看歌舞、愛屯書屯劍，這幾件愛好都挺花錢。

而且為了表達“我好窮”，蘇轼和辛棄疾都曾寫過大作。這兩首作品都是極有個性的，前者實慘，後者則太調皮了。讓我們一起來品讀一番：

蘇轼這首詩，寫于他到黃州好幾年後。幾年的困苦生活，讓他的銳氣減了不少，一向樂觀的他也似乎變得心灰意冷起來。我們來數一數他在詩裡寫得慘處共有幾項：

其一，屋漏偏逢連夜雨。連日的大雨，導緻春江水漲，水就像要沖進他家似的。而它那簡陋的小屋，則似雨中的漁舟一樣脆弱。

其二，真沒啥吃的。這時候的他連吃黃州豬肉的錢都沒有，廚房裡隻煮了一些冷菜，破舊的鍋竈下，連蘆葦都是潮濕的。

其三，離家太遠，無法去祖墳上祭拜。蘇轼寫這首詩時正好是寒食節，本應該去祭奠先人，卻沒辦法去。

以上3點，正是讓蘇轼心如死灰的原因。抛開他的窮不說，此詩倒是一篇很高級的作品，特别是在布局上非常有特點。先從春江水起句，由大即小，寫到小屋、小竈、竈底，再寫自己的心境，一氣呵成。同時，截取竈底等細節描寫，也讓全詩更加生動、具體。為了讓大家相信自己是真的窮，蘇轼也确實花了一番工夫。

與蘇轼的“實慘”相比，辛棄疾的情況其實要好一點。他寫這首《水調歌頭》時是在1196年夏天，當時他本來要搬家，不想新居着火，他想搬都沒地搬。于是，便寫了這樣一首詞來自嘲。

同樣是為了讓大家相信自己很窮，辛棄疾也舉了一些實證：

首先，他稱自己搬家時，帶得最多的就是書，其它的也沒什麼可帶的，畢竟是家徒四壁。其次，他稱自己搬家具時的馬車是借來的，但最後家具還沒有馬車多。最後，寫自己在如此窮的情況下是如何生活的，即不再看歌舞了，也不再飲酒了，隻保留了唯一不花錢的愛好，看看往來的飛鳥。

筆者為何覺得辛棄疾調皮呢？一是因為他用“家具少於車”來調侃自己，這種對比式的調侃是辛棄疾首創的，後來很多人學；二是因為“舞烏有，歌亡是，飲子虛”一句，巧妙地化用了子虛烏有的典故，也一樣是可愛的自嘲。

同時，筆者還要強調一點，辛棄疾之所以會戒聽歌舞、戒酒，其實并不完全是因為生活拮據。更大原因是，他的身體條件真的不允許再繼續過從前那樣的日子。

他曾在一首詞作裡提到，自己“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氣似奔雷”，因為長年喝酒，他的喉嚨幹得像焦釜，又極度疏懶嗜睡，完全沒了從前的沙場風度。意識到這一問題後，他才下定決心戒酒，不過最後似乎并沒有成功。

小結：同樣是為了表達“我好窮”，蘇轼和辛棄疾的寫法完全是不同的，但同時我們仍能從中感受到他們對生活的熱愛。蘇轼雖然表面稱自己心如死灰了，但他已然那麼落魄，還能想到先祖，說明他心裡其實一直是有對家族的責任感的。因此，他才在不久後又重新振作起來了。而辛棄疾對于自己的清苦，則更多是無所謂式的自嘲，非常可愛。這兩首作品大家更喜歡哪一首呢？歡迎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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