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之間需不需要保持距離?電影《愛你，西蒙》即将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它于今年3月在美國上映後，獲得了諸多關注與好評，甚至被稱為一次關于同志電影題材的突破，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同性之間需不需要保持距離?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同性之間需不需要保持距離

電影《愛你，西蒙》即将亮相上海國際電影節，它于今年3月在美國上映後，獲得了諸多關注與好評，甚至被稱為一次關于同志電影題材的突破。

《愛你，西蒙》講述了17歲少年西蒙的出櫃和成長的故事，展現或引發了諸多議題：“後同志時代”中關于同志身份、出櫃，以及尋求與主流意識形态的互動、角力和融合的過程，關于主流與邊緣、差異與相似的問題中所隐藏的面向與挫折。本文将會追溯身份政治在同志運動中的作用，解讀“出櫃”作為一種政治性宣示的意義，并試圖探讨在“後同志時代”，對于個體而言，出櫃意味着什麼？而這種“時代變化”的痕迹，在近年的同志題材影視作品中，已經有所體現。

“後同志時代”裡的同志

影片主角西蒙自始至終都在尋找自己遲遲不肯出櫃（coming out）的原因。最終，同學馬丁為了報複而把他與布魯（西蒙的gay筆友）的往來郵件放到“小鎮之謎”網上，使其“被出櫃”。之後，在來自父母與朋友有形無形的壓力下，西蒙不得不去解釋為什麼自己4年以來（他告訴爸爸，13歲就意識到自己是同志）選擇對性取向保持隐藏與沉默。然而，正是這一需要對自己與他人作出的解釋，就是西蒙從一開始選擇隐藏不出櫃的原因。

在西蒙寫給布魯的郵件中，他對于同志需要出櫃一事耿耿于懷，并且以異性戀為何不需要向父母以及整個世界宣稱自己的性取向作比較，揭露出不同性取向背後所潛藏的不對稱關系。電影中，西蒙想象幾個異性戀孩子向父母“出櫃”說自己是直人，通過展現父母的悲傷、難以理解和憤怒，向人們揭示“出櫃”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群體的特殊産物，是對于一個群體标記（mark）的符号，由此才使得這一群體從普遍性/正常性中浮現出水面，作為被觀察、檢驗和治療的對象。簡單地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客體化過程。

法國女性主義作家莫尼克·威蒂格在《女人不是天生的》一文中指出，“女性”本身就是被建構與特殊化的類型。即在社會性别中，女性被标記為“女性”，而男性則是作為參照系标準的“人”（man）。因此，“女性”并不是一個不加解釋就可以随意使用的概念。這一理論完全适用于“同志”，即他們同樣是被事先制造出來的近代特殊概念（見福柯研究）。因此，與異性戀相比，它就是偏離規範的那一個。

在西蒙與學校另一個很早就出櫃的同志伊森的對話中，後者表示對于學校這個異性戀群體而言，“一個同志不痛不癢，兩個同志則千夫所指”。為什麼會如此？因為人們發現這個被标記的“他者”并非某種偶然的意外産物，而是一種可能常态的存在。就如西蒙所說，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與學校裡的其他男女生并沒什麼區别，因此當他開始變得“不同”，便會直接威脅群體的穩定與純潔。

在男性群體内部，這一點表現的最為鮮明。美國性别研究學者伊夫·塞吉維克在《男人之間》中指出，男性之間存在同性社交欲望，即男性由此形成聯合與組織，以保護其權力與鞏固其主流意識形态。而這一群體本身就是等級制的，因此也就出現了R.W.康奈爾所劃分出的不同男性性别氣質，占據權力頂層的支配性男性氣質通過一系列手段打壓和排斥那些非正統的男性，如有色人種、貧困男性以及男同。所以在電影中，我們始終未看到已經出櫃的伊森與其他男生玩在一起，他大多數時候都是與學校裡的女生待在一起。在主流男性霸權下，女性與同志都是其中的弱勢與邊緣群體，因此他們反而能夠理解彼此的不幸與苦衷。

西蒙所處的當下美國，各州早已沒有了同性性行為違法的懲罰，其婚姻權也得到保障，并且十多個州明确立法禁止對于同志的殘酷矯正手段……可以說在當下的美國，同志已經不再像在俄羅斯等國家中那般遭到法律的禁止與政府的騷擾，能夠享有一定的法律與輿論保護，有機會去創造屬于自己的生活。正是在這一層面上，我暫時将歐美以及其他立法保障同志的國家與地區所處的曆史階段稱為“後同志時代”。事實上，即便是西蒙，對于同志的了解依舊十分有限，雖然在他被出櫃後對妹妹說，自己并不以同志為恥，但他是否真正了解作為一個“同志”的真實涵義？

西蒙隐約地感受到了這個身份之後潛藏的巨大危機與壓力。從他頗為“直男”的父親時不時對他關于女友的打趣、關于異性的玩笑，到身邊朋友對于異性的好感追求，以及整個學校的異性戀主流環境，西蒙感覺到了來自傳統與主流、家庭與社會對他的“期望”。如福柯所指出的，這一“期望”實則是權力對于偏離者的規範與矯正，即讓他成為一個正常的人（man）。也正是對這一氣氛的敏銳感知，才導緻西蒙步步小心，時時留意。媽媽感覺到了兒子的這一狀态。她說：“你小時候是多麼天真浪漫，但這幾年，你越來越……我甚至能感覺到你時時都在屏住呼吸一樣！”這不正是西蒙等生活于“後同志時代”裡的同志最典型的形象嗎？

西蒙發現了“改變是煎熬”這個現實。他對老友麗娜說：“我知道如果我告訴你，一切都将不同以往，我真的想讓這一切維持下去！”出櫃便是對這一切的徹底粉碎。對于“正常”的偏離感在同志心中有着十分清晰而強烈的意識。他們都知道自己一旦出櫃，成為那個非常規的概念後就必然需要面對一系列（糟糕的）問題。首先就是西蒙從“異性戀西蒙”——這個概念被普遍化而後被隐藏——變成了“that gay kid”的“同志西蒙”。這使得他被标記出來，即在他熟悉的家庭以及學校（和社會）中，他将是那個十分鮮明的“他者”。

帶來這樣不安感覺的正是“出櫃”這一動作本身以及建構起它的那些曆史文化。出櫃是想象中的身體動作，即邁開腳步，走出櫃子。這個櫃子既來源于自我，也來源于外界的傳統與社會，并且這兩者是相互作用和影響的。因此，出櫃首先是走出自我的禁锢，這一層影響到的隻有自己；緊接着面對家庭、朋友以及社會的出櫃，則直接影響到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因為我們生活在群體之中，所以他者的反應對于我們有着十分深刻的影響。如何處理好這一問題，便成了同志運動最核心的目的之一。

出櫃與身份政治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同志運動中，“卡斯特羅街區市長”哈維爾·米爾克鼓勵所有同志都必須向周圍人以及整個社會出櫃。隻有如此，才能讓一直對其視而不見的異性戀世界意識到他們的存在，且并非偶然的一個兩個，而是普遍性地真實生活着。對此，他的态度十分強硬。或許正是從這裡開始，同志群體在自我與他人的雙重要求下開始了“出櫃”，即如西蒙在其公開信中所說的：“向世界宣告我是誰”。

由此，出櫃也就成了建構同志身份過程中最為核心的轉折點（吉野賢治在其《掩飾》一書中稱1969年的美國“石牆運動”是整個同志群體的出櫃，開創了争取權利的全新局面）。以此為界限，一個人從異性戀世界走向同志世界，自願且自豪地選擇成為那個“賤斥物”和“異常者”。這一行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同志運動中最為典型的身份政治手段，即通過建構出權力主體來進行對于被剝奪權利的訴求。這一方法我們在有色人種的民權運動以及女性運動中都能看到。

同志運動的身份政治所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出現了新的群體，或說是“新人”，即同志。同志通過這一主體獲得了運動的力量，但也正是通過它在潛移默化中開始建構出一個堅硬的、甚至帶有本質性的同志身份。于是，19世紀末期民族主義興起時的狀況再次出現了——原本生活于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鄰居與朋友，突然開始意識到了自己的種族/民族身份，由此希望與自己相似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便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當下，這個世界所出現的是形形色色的以性作為某種基礎而形成的新群體/“人種”，如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這不就是西蒙所面對的潛在局面嗎？這也不正是西蒙身邊的人所擔心的狀況嗎？随着西蒙宣告自己是同志，他便成為一個有着半個世紀運動曆史的群體的一部分，他不可拒絕地被賦予這一群體的曆史與文化、身份以及意識形态。

西蒙正是站在這一交彙點上，在雙重力量壓迫下所必須要做出的選擇讓他不安而恐慌。這兩股力量一股來源于“同志”這一曆史概念本身，即同志群體内部；另一股則來源于外界的異性戀社會。前者的要求是身份政治的結果，隻有當西蒙走出櫃子，走向“同志”時，他才能成為這個概念的所指；而後者的要求則是為了标記，即西蒙必須表明自己的真實身份，才能繼續在其中存在。這一點在電影中通過馬丁的威脅以及最終洩露西蒙的郵件而實現。

在主流的異性戀世界中，“同志”始終是一個被标記的籌碼，以此來威脅同志。異性戀意識形态要求同志必須進入“同志”這一概念之下，由此才能劃定界限和保護自身的框架（frame）。并且，更重要的一點是，通過劃定同志的範圍而使其成為他者的界線，因而再次加強和鞏固了異性戀結構本身。美國性别研究學者朱迪斯·巴特勒指出，異性戀規範對于同志的壓迫和驅逐，并不是對其徹底消滅，而是使其成了邊界本身，以達到保護異性戀規範的作用。齊澤克指出，意識形态本身就創造和需要對其的反對與批判，由此才能拉動其繼續運作。最終，西蒙所面對的這兩股力量雖然看似有着不同的目的，但最後卻十分吊詭的合流并且造成與加強了“同志”這一概念以及被它所召喚（阿爾都塞概念）的人對其的回應（忠誠）。

在這裡，我們需要分清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同志運動的身份政治對于“同志”的建構，以及異性戀規範為了維護自身地位而創造的“同志”形象。很多時候，這二者難分難解，彼此影響與作用，而導緻一場拉鋸的産生。在電影中則着重地表現了後者的運作，從學校中直男對于同志的刻闆印象到西蒙對于自己大學同志生活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對于前者的揶揄與諷刺），以及他爸爸時不時對他異性戀身份的召喚，都反映了異性戀規範的運作手段。首先是創造一套關于“同志”的陳詞濫調，然後以各種手段（常常是暴力的）逼迫同志進入其中，以此剝奪他難以被标記的模糊性；與此同時，這一規範又通過如家庭或是朋友這樣的空間與親密關系來潛移默化地教育和生産着這些意識形态，以期望西蒙接受而不會出現偏離。福柯與布爾迪厄也曾指出，家庭與學校都是正統意識形态進行再生産和鞏固的場所。

尋求“相似”的代價

影評者“亵渎電影”指出，“第一次看到這麼鋼鐵小直男氣質的同志片”（粗體為筆者所加）。就如電影開始時西蒙獨白所說的：“我就和你一樣，大部分時間裡我的生活都很正常（normal）。”這句話截取自西蒙寫給布魯的郵件，這裡的“你”也是指同志布魯，但它同樣可以理解為西蒙對觀衆的獨白，告訴觀衆，他就和他們一樣：有一棟漂亮的房子、愛自己的父母和妹妹、一條狗以及幾個一起幹蠢事的朋友。這一點幾乎奠定了整部電影的基調，一種無時無刻不在表現“我和你（直人）一樣”的意識，因此它透露出強烈的“直男氣質”。

在2018年新啟動的美國真人秀節目《Queer Eye》中，新的五位成員指出：“原版節目的核心是為了被容忍而鬥争，我們則是為了被接受而鬥争……目标是搞清楚人與人之間的相似之處，而非我們（按：同志與直人）之間的區别。”這也是“後同志時代”一個典型的特征，即當初的身份政治是以差異來争取權利，如今人們則開始尋找相似之處以彌補這道差異裂痕。導演在這部電影中對此下了很大力氣。

電影的結局寫在了海報上，即“Everyone deserves a great love story”（每個人都值得擁有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經過西蒙的出櫃風波，一切再次恢複到電影開始時的秩序與日常，仿佛什麼也沒發生，或是發生了卻被完美地融合與消解了。1995年的紀錄片《賽璐璐壁櫃》展現了同志群體如何從好萊塢傳統主流電影中的縫隙與邊緣裡尋找自我的欲望與認同；1970年的《樂隊男孩》展現了當同志群體深刻地反求諸己，面對自我時所不得不面對的巨大痛苦與折磨……我們看了太多充滿掙紮、不幸、痛苦、羞辱和死亡的同志電影，在銀幕上見證了無數異性戀偉大愛情的誕生和缱绻，但卻沒有同志自己的故事。那些偉大的愛情故事總是如《斷背山》般以悲劇結局，所以2017年英國導演弗朗西斯·李拍出了有着完美結局的“英國版《斷背山》”——《上帝之國》，盧卡·瓜達尼諾拍攝了令人回味不已的《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等新同志電影。這些完美的愛情自然無可厚非，但就如酷兒電影研究者B.盧比.裡奇所擔心的，随着同志電影漸漸與傳統異性戀電影沒有多少差異時，曾經帶着激進與創新可能的酷兒電影也就消失了，一扇關于另一種生活想象的大門就此關閉。

亵渎電影指出，影片中圍繞在西蒙身邊的人“身上都貼着政治正确的标簽”。在西蒙身上，我們也再看不到上世紀末以及本世紀初的那些同志電影中最常見的自我認同所帶來的巨大痛苦與不安。而許多與之有着相似情節和類型的同志電影，則往往以悲劇結局。這一點同樣反映在現實生活中。因此或許需要注意的是，在導演極力尋找與直人和其世界的相似之處時，同志需要付出的代價和交出的砝碼是什麼？是否這一過程真的就能改變強制性異性戀規範的一系列意識形态運作手段，而把同志從他們所創造的陳詞濫調的“同志”中釋放出來？

很顯然，尋求相似之處的代價不能是奉獻出差異，因為正是差異界定了我們是誰，我們與他人的不同；也正是存在于同志切身經曆中的被羞辱、被傷害和由此感受到的憤怒與不公，才使得他們開始反思自身的處境以及對于權利缺失的覺醒，從而開啟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同志運動。在八十年代美國艾滋病肆虐，宗教幸災樂禍與共和黨政府不管不顧而任由同志群體自生自滅時，同志激進組織ACT UP以憤怒為武器來争取自己的權利。同志在自身的不幸經曆中體會與遭遇着由主流異性戀意識形态所造成的區隔，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痛苦。是這些真實的感受讓他們區别于直人，也是這些曆史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在“後同志時代”主流所呼喚他們的背後所隐藏的規訓與重新整合而達到消除異常（性少數群體）、維護霸權穩定的目的。

福柯說要“逃離自我”，因為那個“自我”是（霸權）他者通過等級制的權力建構以來規訓我們的。在“後同志時代”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一旦舊日的覺醒與痛苦——它們帶來了質疑與警惕——不見了，曆史中剩下的便依舊還是舊日的圍牆與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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