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個問題解釋很多，目前流行的是兩種說法，先列出來大家過目。

在《孟子》中有這樣一段話：

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蠻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纣，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這段話說的是商纣王無道，為了躲避昏君和亂世，伯夷逃到了北海之濱居住，太公逃到了東海之濱居住。直到周文王西伯侯強盛起來，兩人才都歡呼着準備回歸故土，因為他們知道文王是個樂于奉養長者、愛護人民的明君。

明清兩代《水浒傳》評判者如金聖歎、袁無涯、李卓吾等人，都認為“水浒”一名取自《孟子》中的以上這個典故。

袁無涯認為：此書不以“梁山”或者“宋江”做書名，是因為梁山和宋江都不是真正的“賊”，隻有“水浒”一詞才能恰當表達“梁山衆人有海濱之思”的意蘊。所謂“海濱之思”，也就是《孟子》中所講，伯夷和太公避難遠逃到海濱，最終因為有了英明賢主，願意回歸故土。

金聖歎也直接點出了“水浒”之名出自《孟子》，《水浒》作者是用這一百零八人的故事來表達對昏庸君主的不滿。

而金聖歎和袁無涯均以《孟子》典為依據，對《水浒》一書主旨下了定論：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不是背叛朝廷，而是因為君主昏庸無能，暫時在一個地方避難，他們最終都會接受招安歸順朝廷。也就是說，他們認為《水浒》一書由書名可知，其主旨并非宣揚反叛，而是宣揚王道。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這是講周朝先祖亶父，為躲避狄國侵擾，帶領部落讀過漆、沮兩水，來到岐山腳下，同妻子姜女一起帶領人民建立一個新家園。

羅爾綱認為《水浒》書名即是引用“U父途經水濱，建立新家園”的典故，是作者施耐庵意欲表明“梁山與宋皇朝對立，要建立新政權“的思想，也正由此反映了施耐庵“有志圖王”。

因此，水浒七十回半後面的二十九回半叙述梁山好漢被招安的内容都是其他人續寫的，兩段主題思想完全不一樣，後人将兩段勉強拼湊合二為一形成了百回本的《水浒》。

小結：對照上面兩種觀點，可以看出“水浒”一詞的大緻含義在以前的點評者那裡是指“避難之地”，而在羅爾綱這裡是指“獨立王國”。二者的說法截然不同，到底那種說法更接近于施耐庵的本意，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了。

一、先看施耐庵的經曆：

據現有資料分析：施耐庵（1296年—1370年），漢族，原名彥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今江蘇興化人，著名的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子弟之一施之常後裔，唐末施之常後人在蘇州為家。其父名為元德，操舟為業，母親卞氏。

施耐庵自幼聰明好學，19歲中秀才，28歲中舉人，36歲與劉伯溫同榜中進士。

施耐庵曾在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為官三年，因不滿官場黑暗，異族當道，不願逢迎權貴，棄官回鄉。張士誠起義抗元時，施參加了他的軍事活動。張士誠占據蘇州以後，施又在他幕下參與謀劃。後因張士誠貪享逸樂，不納忠言，使與魯淵、劉亮、陳基等大為失望，相繼離去。

施耐庵為避明朝征召，潛居淮安，染病而殁，就地高葬，享年75歲。耐庵殁後數十年，其孫文昱（述元）家道熾盛，始遷其祖耐庵骨葬于白駒西落湖（今江蘇省興化市新垛鎮施家橋村），并請王道生作《施耐庵墓志》。

從經曆可以看出，施耐庵活到75歲，正常情況下不可能讓人續編《水浒傳》，這100卷的章節都是施公所寫。明朝高儒在《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浒傳》100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而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此書為‘錢塘施耐庵的本’。”萬曆年間，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編水浒傳，特為盛行”。所以，100卷的《忠義水浒傳》應該都是由施耐庵所寫，羅貫中進行了整理。

二、再看《水浒傳》的定名：

施耐庵起先給這部書取的名字是《江湖豪客傳》，書終于脫稿了，施耐庵對書中的情節都很滿意，隻是覺得書名欠佳。當時還是施耐庵學生的羅貫中建議書名可采用“水浒”二字，施耐庵一聽，覺得非常好，就定名為《忠義水浒傳》。從這裡也可以論證，施耐庵是把書寫完了的，沒寫完這個100回，何必急着給書取名。

我們知道，曆朝曆代的文人做文章喜歡引用典故，而施耐庵最後确定的“水浒”二字肯定是暗合什麼典故的，至于引用的什麼典故沒有記載，所以也就造成了如今的分歧。但是從書名可以看出，不管是《江湖豪客傳》還是《忠義水浒傳》都和造反扯不上邊。

而現在的書名是金聖歎删去了《忠義水浒傳》的“忠義”二字而得，為什麼金聖歎要如此做？是因為金聖歎認為本書既然名為“水浒”，就已經有了背棄君王的含義，即便再加上“忠義”二字也不可挽回，所以書名連“忠義”二字都不可加。他說：“題其書曰《水浒》，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總之，金聖歎應該是《水浒傳》書名不加“忠義”二字的始作俑者。

而反觀施耐庵對書的取名過程，我認為依然是突出在“忠義”二字，也就是說梁山衆人因國家施行德政而最終接受招安，才是《忠義水浒全傳》這本書的主題。

在諸多點評者眼中，“忠義”二字必須與“水浒”二字聯用才最恰當，所以古書更多的是名為《忠義水浒傳》。有學者考證，以前有些“水浒”刻本，書商甯可在書名中舍棄“水浒”二字都不會舍棄“忠義”二字，由此可見，“忠義”二字在此書書名中的分量。

而現在對《水浒傳》出現的分歧依然是在抛棄了“忠義”二字的基礎上，是在金聖歎的思想基礎上去分析原著，但是金聖歎的思想就真的代表了施耐庵的想法嗎？

三、最後看《水浒傳》成書的時代背景：

施耐庵屬于元末明初人，正處在一個時代大變革之期。而他19歲中秀才，28歲中舉人，36歲便與劉伯溫同榜中進士，這說明施耐庵在當時絕對是精英階層人士。古代“習得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這個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施耐庵身上依然有很深的印痕，因為他在元朝為官三年。

我們現在可以理一下施耐庵的時間表，36歲至40歲之間在錢塘為元朝服務三年，後辭官回到蘇州。至正十六年（1356）六十歲，張士誠占領蘇州，因為朋友卞元亨在張士誠手下，因此施耐庵也參與了張士誠的一些具體謀劃。最後覺得張士誠難成大器，毅然離去，然後到了江陰，在祝塘鎮教書。71歲或72歲遷興化，族遷白駒場、施家橋。在此期間朱元璋屢次征召施耐庵，但施耐庵沒有去。最後在淮安病故，終年74歲。

從上面可以看出來，施耐庵絕對是個聰明人，不聰明也寫不出《水浒傳》。而施耐庵最大的聰明之處就是對形勢的判斷，元朝為官三年，各地起義此起彼伏，大勢以危，毅然決然辭官歸去，脫離是非之地。在張士誠手下也是一樣，離去的很果斷，而1367年張士誠果然被朱元璋消滅，這種決斷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出來的。而拒絕朱元璋的征召，是因為朱元璋不知道，但施耐庵自己知道自己身上是有張士誠痕迹的，何苦自讨麻煩。

我們還是回歸正題，現在關于施耐庵《水浒傳》的成書時間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成書于1350年左右，一種是成書于施耐庵離開張士誠之後，也就是1356年～1370年這個14年之間。但是從施耐庵的人生軌迹來看，我認為《水浒傳》的大概成書時間應該是在1336年～1356年這個20年期間，但這個時期應該是施耐庵的資料收集與整理時間。而最後的定稿時間應該是張士誠死後，也就是1367年～1370年這個時間段。

南宋時，梁山英雄的故事在民間就已經流傳甚廣。當時的畫家、文學家龔開的《宋江36人贊并序》稱：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畫家也執筆為他們圖形繪影。

宋元之際，就已經有了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話本。在元雜劇中，梁山英雄也由南宋的36人發展到了108人。

施耐庵把有關水浒的故事和人物進行整理加工，最後著成了《忠義水浒傳》。但是如此多的人物，如此多的故事進行歸納加工，顯然不是其人生最後幾年時間能夠完成的工作量。所以我認為此書，從醞釀到定稿應該貫穿了施耐庵後半生的20幾年的時間，在施耐庵人生的最後時光定稿是合乎情理的。

一、施耐庵在成書過程中參與了起義大軍的反元鬥争，這個無疑對作者前期的創作具有很深的影響。

施耐庵的一生見證了元朝的覆滅，見證了新朝的建立，見證了異族的敗亡，見證了漢人正統的恢複。雖然施耐庵因為古代讀書人的慣性，進入元朝廷三年，但是作為一個漢人，在各地義軍風起雲湧的時刻，他肯定是想參與的，所以最後他也參與了。但是，他選錯了對象，如果當時是朱元璋先進的蘇州，那麼還有沒有《水浒傳》就真的是未知之事了。

施耐庵因為參與了反元起義，那麼在《水浒傳》的前期編輯整理過程中，以及最後的定稿，整本書前後就有很多的矛盾之處。這也是羅爾綱先生認為《水浒傳》應分為前後兩部分，分别出自不同作者之手，前部分成書于元末明初，後部分成書于明中葉。由此判斷的重要原因就是，《水浒傳》的主題思想由“替天行道救生民”轉變為“替天行道存忠義”。但這何嘗不是施耐庵矛盾一生的寫照，從反元救生民到見證漢人正統皇朝建立。

二、最後的定稿時期，也是世道回歸正途、塵埃落定的時期。

1367年張士誠被朱元璋消滅，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登基，恢複漢人統治，而這個時段也是施耐庵《水浒傳》的定稿時期。元朝覆滅，漢人正統，做為讀書人的施耐庵，并且還參與過義軍活動的施耐庵，難道他會反對？難道還要繼續“替天行道救生民”？這可能嗎？

我認為不可能，大亂必有大治，長期的戰亂人心必然思安，曆朝曆代都是如此。而所有經曆戰火的新朝初建，必然是對内安撫，休養生息，對外強勢，以震懾敵心。而朱元璋幾經戰火，終于順利建立新朝，恢複漢人正統，這無疑是對廣大底層民衆最大的好消息，絕對是舉國同慶，奔走相告。這個“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基礎，施耐庵去哪裡找？難道去“反”朱元璋？去“反”恢複漢人正統的大明朝？這可能嗎？

所以，我認為《水浒傳》前後思想的矛盾是因為施耐庵在後半部分的定稿過程中，因為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直接摒棄了一些之前的創作意圖，直接改稿了。而前面部分為什麼沒改徹底，隻是在第三十一回提出招安這個詞，很多細節沒有去動，就我認為無非下面兩個原因：

1、施耐庵覺得沒必要動，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完美無缺，沒有瑕疵，而這些細節之處的矛盾也未嘗不是施耐庵對自己見證曆史巨變的懷戀。說白了，這就是施耐庵故意不改的，你們後人願意去争論那也就由着你們去争論好了！

2、身體不行了，确實沒時間也沒精力去改了。因為從1367年張士誠死，1368年明朝建立到1370年施耐庵病故，短短三年時間，對于一個拖着病軀的老人，已經不能要求太高了。而最後羅貫中的整理、編定，對老師所留的文字，如果老師沒有遺言，那麼正常情況下也不會去改。就是這樣了，該出版就出版，你們後人要争論，那也由着你們去争論好了！

不管從那個方面考慮，《水浒傳》前面的“忠義”二字不應該減掉，因為這兩個字是施耐庵對整部作品所加的定語。減掉定語再去讨論施耐庵的創作意圖，這個明顯是有偏頗的。而整部書其最後的主旨所宣揚的就是王道思想，就是忠君愛國，就是回歸正途。

我有時候也會經常想到，如果自己就是施耐庵，回到了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親身見證着元朝的覆滅，見證着新朝的建立，見證着異族的敗亡，見證着漢人正統的恢複。那麼，作為一個讀書人，見證着亂世的結束，我想我應該明白自己應該支持什麼，自己應該反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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