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翻譯史研究

2006年12月21日，第二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讨會上，我忐忑不安地講完了自己的《翻譯、性别及國族——Catherine II在晚清》一文。雖然早就知道論文中存在很多問題，也做好了認真聽取專家意見的心理準備，但當評委老師們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研究史料不詳盡、觀點不新穎、論證不充分、邏輯不嚴密、表述不清晰等一系列問題時，我的第一反應還是好沮喪，感覺讀博一年多來的努力似乎都白費了。時隔八年後，為了準備台灣翻譯學學會主辦的“譯史中的譯者”學術研讨會論文，我重新關注起凱瑟琳這一個案來，并以《當儒家德性論遭遇功利主義：晚清譯者筆下的凱瑟琳（Catherine the Great）形象》為題，重寫了論文。在撰寫過程中，再次回看當年的研究，很容易就發現，那時的我基本上還不知道學術研究為何物；或者說，了解了一些方法和優秀學術研究的标準，但遠遠沒有能力付諸實施。

第二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讨會論文集

我是王宏志老師在複旦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生。之前英語專業的學習背景，除了讓我後來可以閱讀英文文獻外，對學術研究沒有任何幫助。知識結構不合理，研究方法基本不懂，加上成長環境、個人經曆受限造成了視野狹窄、看待人事角度單一、片面，這一切導緻我在複旦的求學，全都得從頭開始。在我之後，老師有好多年都沒再在複旦錄取學生，我一直覺得是我給老師留下了陰影。還好，幸運的是，溫和寬容、責任感、使命感爆棚的老師，沒有放棄我。我也老老實實按照老師的要求，一步步去努力。

01 合理的知識結構

讀博第一學期，我就根據老師的建議，再結合自己的興趣，确立了博士論文的選題，研究晚清傳入中國的西方女傑形象，凱瑟琳是其中的一個案例。首先遇到的問題便是，我當時對晚清曆史的了解，還停留在中學教材水平，需大量閱讀與晚清相關的各類專業研究書籍。

其中又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第一，當然是晚清的曆史。研究晚清的任何一個議題，無論婦女史，還是教育史；無論時段是19世紀下半葉，還是20世紀初，都需對晚清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軍事等有一個整體、全貌地了解。學科分類系人為設置，但曆史發展是環環相扣，牽一發而動全身，從來不會遵循既定的人為标準。囿于單一的領域而不顧及其他，得出的結論就會有失偏頗。此外，翻譯史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跨學科性，這也要求研究者對各個領域的全面把握。晚清譯者翻譯凱瑟琳這一人物形象的動機，就牽涉到晚清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婦女運動等方方面面。如果缺乏整體觀照，很難揭示晚清知識分子翻譯、介紹凱瑟琳的真實語境。

第二，西學在晚清大規模傳入中國，要讀懂晚清，就還須熟知西方曆史、文化。到20世紀初年，西學又主要經由日本傳到中國，因此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發展狀況，也理應掌握。晚清譯者翻譯有關凱瑟琳的曆史、傳記時，大都以明治日本的著（譯）作為原本。明治知識分子雖然對凱瑟琳典範意義的具體闡釋各有不同，但整體上大都受明治年間西國立志編讀物影響，希望借凱瑟琳的事迹來促成明治女性完善其品格，養成自立自主精神。但這一宗旨到了晚清卻發生了變化。如果不清楚明治日本的凱瑟琳形象及背後的曆史文化語境，則很難理解晚清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改寫和立場、态度差異。

凱瑟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1729-1796）

第三，如果說以上兩個方面是橫向了解晚清的現狀，那麼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學習，則是縱向思考晚清的曆史。對中國古代不了解，隻截取晚清這一段曆史來研究，最終形成的理解也必然是膚淺的。從文本看，晚清譯者面對凱瑟琳這樣一位優缺點都很突出的女性時，内心充滿了矛盾。他們對凱瑟琳既愛又恨，無比糾結。最終雖以凱瑟琳的典範身份勝出，但晚清知識分子的無奈、怅惘或對凱瑟琳缺點的假裝不在乎，如果不放在古代讀書人對德性的追求這一脈絡裡看，則難免流于表面。

除以上和研究内容息息相關的知識外，批判思維、邏輯學、論文寫作方法等方面的學習也不可或缺。學術研究貴在創新，就翻譯史研究而言，創新可以是發現新材料，也可以是提出新觀點。若要提出新觀點，首先就得具備批判思維能力，一邊大膽質疑，一邊小心求證。至于邏輯學，它能使我們的思維過程更規範、嚴密，幫助我們在分析史料時、或史料空白處做出更為嚴謹、更具有說服力的推理和論證；在論文寫作時更準确、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此外，論文篇章結構的安排、段與段之間的過渡、句與句之間的銜接、一詞一字的規範表述，也都要通過專門的學習和實踐得來。

02 史料的收集

史料是曆史研究的生命，史料收集是研究者的必備工作。具體到晚清傳入中國的西方女傑形象這一課題，常見的核心資料有各種女傑傳記，其中又包括專著和報刊文章兩種。前者如《世界十女傑》、《世界十二女傑》、《女子新讀本》、《外國列女傳》等。凱瑟琳因其特殊的帝王身份，還收錄進以男性為主體的《再版世界豪傑譚》等。至于報刊上登載的女傑傳記，找起來相對要辛苦得多。在我讀書的年代，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尚未建立，中美百萬圖書收錄的資料還非常有限，要查找報刊文獻，隻能到圖書館一本本翻閱。時至今日，還能回想起走在複旦到上圖路上的複雜心情，有期望，有疲憊沮喪，也有欣喜若狂，還能感受到看膠片資料看到吐、和上圖工作人員鬥智鬥勇、與新舊朋友擠在地下餐廳聊論文的種種苦樂。除女傑傳記外，凱瑟琳這一個案還需查閱大量曆史著作，如晚清知識分子中流行的《萬國史記》等，以及各種史學譯著，如《萬國演義》、《俄史輯譯》、《俄羅斯史》、《俄國近史》等。

《世界十女傑》、《外國列女傳》書影

總的說來，以上兩類材料基本上可以通過上圖、國圖的檢索系統以及近代期刊篇目彙編較為容易地找到，但其他晚清讀書人如何看待凱瑟琳的資料，則缺乏現成的資料彙編或數據庫可以利用。讀秀的确可以幫一部分忙，但作用有限。一方面是因為收錄文獻有限，另一方面，晚清譯名不統一，和今天的譯名更是相去甚遠，很難檢索得到。所以隻有“上窮碧落下黃泉”。因為不知道資料會在哪裡出現，又擔心自己的判斷會有偏差，就隻能盡最大努力，一頁頁地翻看當時主要的報刊。從廣告到圖像，從文學創作、讀者來信到封底的書目介紹，盡可能都不漏掉。這些材料雖不是研究凱瑟琳或其他西方女傑的最核心資料，但也非常重要。它們構成了晚清知識分子打造凱瑟琳這一人物形象的曆史小語境。隻有将傳記和曆史著作中的凱瑟琳放置到這一背景下解讀，才有可能還原晚清譯者真實的心境、态度和立場。然而，想法雖然美好，實行起來卻異常艱辛。常常是看了一整天資料，想要的卻“兩處茫茫皆不見”。不過，一旦找到了一條有價值的史料，那也是可以興奮得逢人便講、恨不能奔走相告的。

翻譯史研究除了要找到譯文，還得查找原文。熟悉晚清曆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晚清翻譯作品不署譯者名、或署筆名的情況非常普遍。至于原作者名、原著書名，絕大多數情況下，能有一個中文音譯名就很不錯了，外文原名，基本上不要奢望。我的博士論文後來确定以《世界十女傑》一書為中心進行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學術界既不知道該書的譯者是誰，也不知道譯自何處。我當時先根據譯者序言判斷《世界十女傑》的大概成書時間是1903年初，再從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上找到1903年之前明治知識分子翻譯、撰寫的所有西方女傑傳記，進行一一核對。先從目錄對照開始。《世界十女傑》講述了十位西方女傑的故事，一般說來，譯者更有可能從某一本原著中選擇這十位女傑的傳記翻譯而成，而不太可能從多本原著中選取材料。因此，那些不包含這十位女傑的日文著譯作品就基本上不予以考慮。另外，結合學界已有研究成果，即梁啟超根據德富蘆花的《世界古今名婦鑒》翻譯了《羅蘭夫人傳》。鑒于梁啟超此一時期在晚清知識界的重要影響，及《世界十女傑》一書竭力模仿梁啟超“筆鋒常帶感情”的文風，最後确定該書絕大部分譯自《世界古今名婦鑒》。

《世界古今名婦鑒》書影

具體到凱瑟琳這一個案，同樣經曆了艱辛而又有趣的過程。徐景羅翻譯的《俄史輯譯》，1888年由益智書會出版。有關該書的原著，《俄史輯譯》中沒有提供任何信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搜尋後，終于在鄒振環老師的研究中得到了線索，該書是據英國“博那（Bohn）的古典讀本系列”中《文理簡易讀本俄羅斯史》為基礎，同時參考其他著作翻譯而成。由于Bohn是英國人，于是我按照慣性思維，在谷歌裡苦苦搜索有關Bohn的信息，但沒有任何結果。直到有一天，我突發奇想，到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上去碰碰運氣。結果幸福就這麼意外降臨了。順利找到Bohn的全名Henry George Bohn，并在谷歌上查找到他建立了Bohn’s libraries，在其中的Bohn’s Standard Library發現了唯一一本俄羅斯史The History of Russia，最後到Internet Archive下載該書，文本對比，确定《俄史輯譯》的原本就是凱利（Walter Keating Kelly）撰寫的《俄羅斯史》（The History of Russia）。

03 史料的分析

強調史料、考證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認同不加節制地堆砌、羅列史料。相反，我們需對資料進行整理、歸納和分析，最終形成對自己對曆史的理解。因此，史料的解讀，同樣是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研究者要能從史料中讀出普通讀者不容易發現的信息，充分實現史料的價值。具體而言，抓住核心詞句，弄清楚史料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主張什麼；它支持或反對問題是否客觀、是否給出了有力的證據或解釋等。當然，在這一過程中，要始終堅持論從史出，避免先入為主、斷章取義、沒有根據的主觀臆斷以及過度闡釋。

此外，後現代史學理論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無可厚非，後現代史學有其消極的一面，它極少糾結于史料的真僞判斷，将曆史的真實懸置起來，或消解曆史真實、認為一切都隻是叙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但其合理的一面仍然值得我們借鑒。葛兆光老師曾經談到，後現代史學有兩大貢獻，一是看到了曆史中的種種虛構、叙述、遮蔽和掩蓋；一是去探究虛構者的心情和選擇這些事件的真實想法、價值取向、思想等。若将這一思路借用到翻譯史研究領域，那就是在史料支撐的前提下，探讨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是否做了改寫、為什麼改寫等問題。

凱瑟琳在西方、明治日本的形象和晚清知識分子打造的形象時常有出入。以蘇本铫翻譯的《俄國近史》為例。該書根據蘭波（Alfred Rambaud，1842-1905）的法文著作Histoire de la Russie：depuis les origines jusqu'à l'année 1877翻譯而成。在原書中，作者視凱瑟琳篡奪王位的過程為révolution。“革命”一詞，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涵義較為複雜，具體體現為各種前革命時期“革命”話語的綜合。其時的法國人既相信“革命”能促進人類進步，又認為“革命”充滿了風暴和危險。蘭波筆下凱瑟琳的“革命”，恰恰呈現了這一複雜性。但蘇本铫在翻譯時将révolution處理為“動亂”，其背後的原因，又和晚清人們對“革命”的理解息息相關。依照同樣的方法，我們還能分析出晚清知識分子打造的凱瑟琳形象，其實集多重矛盾于一體。“弑君篡位”，又享有“俄之令辟”的美譽；侵略弱小，卻被賦予政治強人、革命家形象；“内行不修”、“女德有虧”，但同時也是指導晚清新女性行動的典範。

蘇本铫翻譯的《俄國近史》及其原本

然而，若僅僅停留在以上描述現象、分析現象産生的原因這一層面，研究還不夠深入。此時我們尚需進一步追問，這些沖突彰顯了怎樣更深層次的問題？與思想史研究有何關聯？大體上，我們可将凱瑟琳的這些形象分為兩類，一是道德層面，二是事功層面。二者内部，尤其是前者，又往往呈現出正反兩種意見。而背後折射出來的，則是傳統儒家德性論和主要由儒家經世傳統、社會達爾文主義結合形成的功利主義之間的沖突。由此，晚清凱瑟琳形象差異的深層原因、晚清譯者的矛盾心理、價值取向基本得以呈現。如果材料允許，還可以繼續探讨這些不同的凱瑟琳形象給當時的女性運動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04 人的成長

學術研究能力要提高，除規範的學術訓練外，人的成長也很重要。曆史是以人為研究對象，如果對人性、世事的複雜性認識不夠，看待問題視角單一、片面，就很難貼近曆史人物的内心，對他們做同情之理解。2010年7月，我的女兒出生。初為人母，本是充滿了喜悅，但随之而來日複一日形而下的瑣碎生活，讓我無暇顧及看書、寫論文，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敢跟老師聯系。當我終于鼓起勇氣給老師寫信，為自己荒廢學業而愧疚時，老師回複我，做媽媽的經曆也是成長。還記得看到老師的回信時，心裡想的是，老師安慰我的吧。直到有一天，當我神情恍惚地走在路上，突然想起蔡元培1919年表彰趙聲的妹妹趙芬一事，他稱贊那位趙芬夫人“出則為革命黨，處則為良妻賢母”。寫博士論文時，我隻是利用這則材料來說明其時男性知識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可那一刻，我開始有一點真切地體會到近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艱難處境。在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社會變革的前提下，男性一邊呼籲女性響應救亡、啟蒙、愛國等新主張，一邊又仍要求女性履行傳統的職責，這實在是對女性的不公。瑣碎的日常生活在此啟發了我對人、對事、對過往的理解，這也剛好映證了曆史學家布洛克所說：“曆史感的培養并非總是局限于曆史本身，當今的知識、現實的生活往往以一定方式更直接地幫助人們了解曆史。”

現在回頭看，正是那段焦頭爛額、瑣碎無比的日子，讓我在心理、認知方面迅速成長、提升。如果說讀書期間我學會的是從理論上、邏輯上理解晚清女性，那麼那一段時間，我開始學着跨越時空，在不違背史實的前提下，将她們作為現實生活中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去認識。也就在那兩三年裡，我完成了博士論文的修改。每天淩晨兩點起床，争分奪秒完成當天計劃的任務。白天也盡可能利用一切碎片時間，構思論文。繁忙的生活逼着我學會了老師曾經教給我但始終沒做到的一點，那就是把走在路上、課間十分鐘、坐在車上、做家務這樣的時間都利用起來。不再要求至少得有一兩個小時的整塊時間才能寫論文，更不要求絕對安靜勿打擾。就這樣堅持着，把博士論文修改了三遍。若不是編輯催促，大概還可以繼續修改下去。因為時隔兩三年後再看自己的博士論文，沒有傳說中的越看越可愛，相反，覺得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太多。2013年，專著《被建構的西方女傑：〈世界十女傑〉在晚清》終于出版。整體框架結構和博士論文大緻相同，但行文表述、章節内部結構及史料方面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專著出版後，我又就書中涉及的科黛（Charlotte Corday）、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等西方女傑進行再研究，把自己對她們的新的理解寫成文章。凱瑟琳的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後來發表在台灣翻譯學學會的刊物《翻譯學研究集刊》第十七輯上。

唐欣玉 著

《被建構的西方女傑：〈世界十女傑〉在晚清》

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

近些年，我開始轉而關注一些在當前翻譯史書寫中處于“邊緣”地位的譯者，比如陳壽彭、張坤德、曾廣铨等。雖然他們在晚清真實的身份地位并不邊緣，仍屬知識精英階層，但由于種種原因，很少為今人知曉。和嚴複、梁啟超等人一開始就志在以翻譯開啟民智、挽救危亡不同，他們沒有始終抱持如此純粹、崇高的翻譯目的。他們選擇翻譯的動機，有時也為救亡、啟蒙，但更多的時候，或為養家糊口，或為情勢所需，或是機緣巧合，或是職責所在。但我們不能據此便認為，他們在翻譯史上的位置可以被忽略。他們為近代西學翻譯做出的貢獻，是晚清翻譯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身上展現出來的複雜性、多樣性，也能為我們了解過渡時代知識分子的真實處境及生存狀态提供極好的素材。

除譯者研究外，重慶近代化進程中的語言問題是我關注的又一個課題。就整體而言，重慶近代化曆程和上海、廣州等港口城市走過的路大緻趨同。但不應忽略的是，由于所處區域不同，晚清各省接受西學的深度和開放的程度存有差異，遇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重慶作為偏處西南的一個重鎮，1891年開為商埠。其時重慶社會矛盾重重，知識界閉塞、守舊。當人們不得不面對全方位到來的西學沖擊和西人對實際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介入時，語言問題成為首要問題。比如，重慶海關成立後，實權由外國人壟斷，而當時能熟練使用英文的華人寥寥無幾，于是翻譯便成了必需的日常工作。此外，重慶地區在19世紀下半葉連續多次爆發大規模教案，成為晚清教案頻繁的地區之一。當前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宗教等方面剖析雙方沖突的原因，而忽略了因語言障礙而起的矛盾。我希望通過考察重慶近代以來的政治、文化、外交、教育等領域的曆史，發掘語言、翻譯問題在推動近代重慶近代化進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個人簡介

作者近影

唐欣玉，複旦大學中文系博士，重慶郵電大學外語學院教師，研究方向為晚清以來的翻譯史、婦女史。先後發表論文十多篇，主持省部級項目兩項，出版專著《被建構的西方女傑：〈世界十女傑〉在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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