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文化到唐朝時，迎來了一個巅峰時代。而且，詩歌從初唐火到晚唐，王朝有興衰，詩歌卻跟随時代的變化，展現出百媚千嬌的不同姿态。一般讀者都會認為盛唐詩歌是最好的，但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唐詩歌的思辨性更強，更有哲理，是詩歌的鼎盛期。甚至，也有人認為，唐朝繁華落盡的最後時刻，詩人們面對國破山河發出的心聲，才是最真實最難得的文化遺産。

晚唐詩人中，又以李商隐和杜牧為執牛耳者。但這兩位偉大詩人能站在金字塔尖，離不開衆多一流詩人的陪襯。韋應物雖然達不到頂尖級的水平，但被視為一流詩人，應該是毫無疑問的。相信很多朋友都讀過他的《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鹂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這首詩的意境非常美，前兩句是寫詩人唯獨喜歡澗邊生長的幽草，行走于此，上有黃鹂鳥在幽深的樹叢中鳴叫。後兩句非常著名，流傳千古，它說的是春天澗水漲潮，帶着雨水來得湍急，郊野的渡口無人問津，隻有小船橫向江心。

按照詩題和内容，這首詩普遍被認為是唐德宗建中二年時，韋應物擔任滁州刺史時的作品。在我們看來，這是一首平常的寫景之作，但曆代文人評注此詩時，總認為它有着意味深長的政治色彩。甚至有人說“上有黃鹂深樹鳴”寫的是“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之象”。它表明了作者處于一種不在其位，不得其用的無可奈何心情。

然而，随着現代人的進一步考證，更多的學者認為，上述的說法顯然有些穿鑿附會嫌疑。這應該就是一首地地道道，如假包換的寫景詩。作者僅僅感歎滁州山澗的美景，沉浸于這樣一種寂寞美之間。

小珏認為，在中唐之後，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觀念深入人心。在這樣凄美的場景之下，作者完全沒有觸景生情是不可能的。因此，這首詩歌中，難免流露出無人理解的寂寞，也備受冷落的憂傷。但是，作者的感情波動也僅限于此，并沒有上升到朝廷之争，這也體現了他安貧守節，不高居媚的胸襟。

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名氣實在太大，它創造了一種無以言狀的意境。隻要念及這兩句，每個人的腦海中都會不由自主地浮現一幅畫面。宋朝時的徽宗皇帝，還曾經以此句作為考題，選拔自己順眼的人才。

作為皇帝，宋徽宗是失敗的，他的昏庸無能直接導緻了靖康之變，是讓人咬牙切齒的混蛋君主。但作為書法家、畫家、詩人甚至運動員，他又是令人着迷的。特别是對于繪畫，宋徽宗是發自内心的摯愛。他不僅親自擔任“翰林圖畫院”院長，而且還前所未有地将繪畫納入科舉考試的科目。這個舉措對于選拔人才對不對暫且不說，至少對于推動繪畫藝術水平是巨大的。

宋徽宗選拔繪畫人才，不僅要考教創作功底，更要從創新意識中下手。他常常以古人的詩句為題，要求考生畫出詩句的意境，而且必須構思巧妙，不落俗套，做到筆意俱全。

有一次，宋徽宗就以“野渡無人舟自橫”作為考題。絕大多數的考生，自然而然地在江河湖泊之上，畫出空無一人的小船，宋徽宗看後并不滿意。然而，有一幅作品卻吸引了他的目光。那一葉扁舟之上，出現了一個人物，他百無聊賴，失魂落魄，反倒是得到了宋徽宗的贊許。

許多考生認為，這已經出現了“人”，并沒有切合題意。但宋徽宗卻哈哈大笑：這裡的人，隻不過是船夫而已，野渡本來就應該有艄公，也應該有渡船，隻不過是因為沒有往來的行人罷了。

宋徽宗的這個故事，明确記載在史籍之中，這也讓韋應物的此詩，名氣更大，增添了更多傳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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