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Dreamer》的自我介紹裡寫道，舞蹈既是我的職業，更是一種語言，用肢體訴說的故事，是回憶，是現在，也是夢想。即興的生活、即興的舞蹈，可遇不可求的生活舞作，都慢慢地載入我的人生劇場。

蔣可钰帶領村民舞者排練，她說“你們做好自己就好了”。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文丨新京報記者 劉旻

編輯丨胡傑校對丨劉越

►本文6680字 閱讀12分鐘

蔣可钰，42歲。她是個舞者，走到哪兒，都帶着一股力量感。這個三年裡被疫情停擺了幾次的舞者，曾經是喀麥隆國家舞蹈團重建者之一。

在等待演出“解凍”的同時，她開始從專業舞台創作走向平常生活，與村莊鍊接，用自己的行動影響村民對舞蹈的興趣，通過與普通人共同創作舞蹈作品，實現一種更加真實和富有創造性的生活方式。

紫房子排練

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西新城村的标志性建築是一棟門口立着白色維納斯大理石雕像的紫色二層房子，這裡是貴州女子蔣可钰和她的喀麥隆丈夫阿蓓·西蒙的練功廳，房子一層用來熱身，二層有全身落地鏡和壓腿用的把杆。

身高1米73的蔣可钰皮膚呈小麥色，運動起來迅猛又敏捷。7月初的一天，她帶着六七個女子和一個十歲的胖男孩在地墊上邊走邊倒地打滾。

蔣可钰說，他們都是沒經過專業訓練的身體，現在做的就是要打開他們的身體，之後才是塑形，也就是具體的肢體動作，最終是幫助大家找到屬于自己身體的表達方式。

她指着自己的身體說，要想敏捷地起來，需要運用你的核心力量，要用你的手推地闆去體會與地面的關系，比如滾到這要碰到人了，迅速推地闆，再放手，呼口氣，借着反彈力把自己騰起來。

“你們起床都是噌的一下子。對，醒來之後都是靠核心肌群讓你起床的。”蔣可钰指揮大家不斷穿插走動，搶空位就去滾一下，然後立刻起身。這是一種高效的熱身辦法，沒滾幾次，每個人都面色通紅，汗流浃背，躺在地上不想起，有個成員微晃着起身說了句，其實一圈就滾暈了。

Easy go , Easy go……接下來排練第一章節，大家在西蒙哼唱的hip-hop帶有機械的節奏聲中，拍着胸脯、扭着胯、跺着腳、魚貫擠着走。可能是隊列看起來太有秩序不夠奔放，西蒙也拍着胸脯沖進隊伍，甩開胳膊左突右沖，蔣可钰在一旁大聲喊，“這個感覺就像河流突然開閘了，你們唰一下子就湧過去了”。

蔣可钰和阿蓓·西蒙帶着大家進行排練。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進入第二個章節，突如其來的是苗族音樂，蔣可钰松開發髻，一頭八九十厘米長的直發瀑布一樣傾斜下來，她不假思索地用力左右甩頭，身體的即興發力使地闆震動。

蔣可钰說，這個時候，就像小朋友玩的時候，什麼都不想，隻聽從自己的身體感知。

蔣可钰說，其實你的身體天天在陪着你，比如刷牙洗臉，但是你并沒感覺到身體在協助你，現代舞就是要把你習以為常的身體重新審視，把你的潛意識釋放出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進入現代舞的時候，先要學會躺下。

蔣可钰說，她認真觀察過自己的兩個小朋友的躺姿，他們怎麼轉身、怎麼動小手、怎麼坐起來，在現代舞裡這都要重新去感知、表達的。

休息的時候，胖男孩高興，把自己的臉和身體死死地按在練功鏡上，一起學舞的燕子說，他在找跟鏡子的關系。

蔣可钰說：“尋找鍊接，産生關系，正是現代舞的出發點，首先是跟自己産生關系，然後才進入到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

讓一個人自由起舞，另一個人自由跟随并始終保持手掌心相連。目的就是讓大家“尋找鍊接”。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接觸現代舞

1980年出生的蔣可钰的舞蹈生涯也是從曾經風靡一時的青少年宮開始的，6歲那年，蔣媽媽在貴陽街上拿回一張有青少年宮招生的報紙，“那時候一個學期交25塊錢，我就交過一次，之後直接就進了青少年宮的小花藝術團”。

進了藝術團就跟着到處演出，蔣可钰記得假期的時間特别忙，每天有一場演出，“有一次一場演出總共12個節目，我們要跳七八個舞蹈，那時候還有工資，你沒見過八九歲的小孩拿工資吧”。

14歲，蔣可钰考進貴州省藝術專科學校（貴州大學藝術學院前身），三年後被保送貴大藝術學院，上了第一年，正好北京舞蹈學院有進修班，在貴大保留了學籍的她第一次來到北京。

1998年那會，北京舞蹈學院也還是芭蕾、民間舞、民族舞、古典舞的天下，隻有一個老師做現代舞，“我被他們那種身體動作吸引了，我決定進她的班”，之後，蔣可钰考上北京舞蹈學院的專升本。

那位當時特立獨行的老師，就是現在北京舞蹈學院創意學院院長萬素，她是一位有着自身獨特舞蹈體系的舞蹈名家，是國内舞蹈界現代舞、創意舞教學的領軍人物。

什麼是現代舞？蔣可钰一開始根本不明白，老師沒事就讓你做行為方式，做即興表演。比如說有一條毛巾在這，你們看采取什麼行動跟那條毛巾發生關系，不是跳舞，是你想怎麼玩？你想拿它來幹什麼？然後每個人要不一樣。

大家有拿來毛巾跳舞的，有送給别人的，我是搶了毛巾就跑了，然後老師說，好，停下，這個叫柳暗花明又一村，你的時間感用得很好，“那時候我就有點開竅了，就是說你做東西一定要有自己的角度，要有自己的想法，我開始重新對自己的身體有感覺了，開始喜歡皮娜·鮑什（德國現代舞大師）”。

本科畢業時，萬老師留下蔣可钰和另一個學生做助手和她一起做作品，做了幾個項目後，有一天，同是老師助手的娜姐問她去不去非洲。

紫房子會客廳，有劇場來預約演出，蔣可钰用電腦展示他們編排的舞蹈給預約方看。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遇見阿蓓

娜姐叫娜爾斯，是位蒙古族舞者，當時文化部邀請她和一名同伴參加中喀文化合作項目并負責重建喀麥隆國家舞蹈團。娜姐首先想到的就是蔣可钰。

喀麥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被稱為“小非洲”，因為境内高山、森林、高原、平原、草原、河流、海灘、沙漠、雨林、火山全套擁有，隻分幹、濕兩季，溫度和雲南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它以足球和本土音樂還有芒果樹著稱。

2005年8月，30歲的娜爾斯和25歲的蔣可钰第一次來到喀麥隆，為喀麥隆國家舞蹈團的重建招生。

第一批因為沒經驗，招了10個零基礎學生，招第二批的時候，娜姐就想到不如在民間那些有街舞經驗的人裡找。

阿蓓·西蒙就是那個時候出現的，他從16歲起連續4年帶領Black Star舞團，獲得喀麥隆城市街舞比賽的冠軍，他帶了三個團員來面試。

考試内容是放古典音樂小提琴曲看街舞表演者們的反應。結果是主考的兩人當場看傻，當街舞遇到小提琴，他們的表現竟然可以如此完美。

後來蔣可钰聽西蒙說，其實那段時間他對街舞已經厭倦，在多方尋找突破瓶頸的可能與機會。

三個星期後，在看了一場演出，對過相同的感受的眼神後，蔣可钰和西蒙由師生成了戀人。

蔣可钰說在喀麥隆國家舞蹈團教授現代舞是考慮到現代舞注重形體規範和内心感受，編舞時可以輕易融入非洲元素，保留非洲文化傳統，在到達喀麥隆近兩年後，兩千餘名當地百姓和各國駐喀使團代表，共同見證了喀麥隆國家舞蹈團的重生。

喀麥隆總統和夫人多次親臨演出場館觀看演出，2008年北京奧運會“相約北京”之“非洲之夜”中的舞蹈《黑色之美》就是獻給北京奧運會的最好禮物。

在喀麥隆的第四年，項目結束。2009年上半年娜爾斯、蔣可钰兩位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回到北京。

2012年，西蒙第二次來中國的時候向蔣可钰求婚。

6月28日，蔣可钰和她的喀麥隆丈夫阿蓓·西蒙在練功廳準備帶領村民排練。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有誰要和我一起跳舞嗎？

2017年初，蔣可钰、西蒙在北京成立公司做項目，從創作到演出到文化傳播，從劇目編導到舞台監制、技術指導全都是自己做，在喀麥隆做國家舞蹈團的運營經驗派上了用場。

蔣可钰說，當時我們在市裡住的是35平方米的公寓，沒法跳舞，就想有個更大、價格更便宜、不擾民的空間進行創作和排練。

一番找尋後，當年10月，兩人在昌平興壽鎮暴峪泉村租了院子住，又在旁邊的西新城村租了一處房屋，改建成練功廳、餐廳和辦公室，并且全部刷成紫色，來來往往的村裡人看着新奇，都管它叫“紫房子”，喊來喊去紫房子就成了村裡的地标。當年11月，蔣可钰、西蒙的兒子出生，起名阿蓓聿健，過了兩年，女兒出生，叫阿蓓玉梅。

紫房子的廚房裡，蔣可钰和阿蓓·西蒙，帶着兩個孩子玩耍。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一開始，村落對蔣可钰來講隻是因為看中了它的房子，其他概不了解。她的日常就是養娃、創作、編排，然後帶着“阿蓓舞團”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巡演。阿蓓舞團沒有任何外援自助，都是靠做演出産生收益。結果，三年疫情幾十場演出取消，尤其是2022上半年被取消大小12個，把他們徹底留在了村子裡。

“之前那麼忙，一下子就沒了任何工作，每天不知道我在幹什麼，那種心理落差太大了，差點調節不過來，後來，我覺得該給自己找事情做”，蔣可钰第一次将目光收回到村裡。

她嘗試寫了張海報貼在紫房子門口，标題是“有誰要和我一起跳舞嗎？”，你想不到吧，有9個，都是零基礎，有老村民也有新村民，蔣可钰說。

西新城老村民潘光銀報了名，“舞蹈對蔣可钰那是藝術，對我就是生活，能讓自己開闊一點”，跟着蔣可钰跳了一年多的小潘，遇到心情不好，就會在家裡把窗簾一拉，把音樂一開，狂舞一陣，慢慢就能平靜下來，住一個院子裡的公公婆婆知道她是在排練，也不去管她。小潘的老公受他影響，也開始跟着西蒙玩玩非洲鼓，小潘說，家裡的氛圍在改變，兒子的性格也開朗了不少。

今年6月，有戶村民家的孩子，跟着西蒙跳了十個月的街舞，在鎮裡的學校彙報表演後說，舞蹈不再是他要去學習的一個技能，舞蹈已經到了他的生命裡，是可以陪着他往前走的。

附近村莊有環保、藝術方面的公益活動，也會邀請蔣可钰和新、老村民，帶着他們排練的演出，小規模地服務社區，通過這樣的互動，和大家一起擺脫一些疫情的陰霾。“每個人都需要有通道去釋放和轉化”。

這些都給了蔣可钰很大的啟發，她開始認真考慮從專業舞台創作走向“素人”生活的編創中，去觸碰普通人需要表達卻難以言說的部分，鼓勵那些内心在起舞，卻一再錯過的人們，通過“素人肢體劇場”演出，與自己、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與世界發生真實的鍊接，“這會對每個人都有用”，蔣可钰說。

紫房子練功廳連着一間平房，蔣可钰把它做成了小餐廳，排練到中午的時候，素人舞者們就在這裡一起吃飯。做飯的阿姨用青椒、芹菜等大量蔬菜和雞胸肉做成低熱量餐招呼大家用餐。蔣可钰的媽媽來了，也會做了貴州牛肉粉招呼全村的人來品嘗，隔壁鄰居甚至帶了住在别的村子的親戚來嘗鮮。

不排練的時候，蔣可钰會做點心、磨咖啡請村裡人品嘗，或者組織一些繪畫、手工等小活動來跟社區的人互動。還有藝術家曾經在蔣可钰的小餐廳，挨個給村民們畫過畫像。

蔣可钰有個發現，和村民一起跳了一段時間，他們跟我打招呼的話都變了，以前是“吃了嗎”，現在是“跳了嗎”。

得空的時候，西蒙還參加了村子裡的足球隊，和村幹部還有孩子們一起踢球。平時他喜歡坐在門口，看着兩個孩子在塵土飛揚的村路上跑來跑去，跟小土狗玩，又抱又親。隔壁鄰居看見西蒙也總是會打招呼。

蔣可钰帶着六七個女子和一個十歲的胖男孩在地墊上邊走邊倒地打滾。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衆籌出來的作品和演出

紫房子二樓的排練廳裡，44歲的張蘋帶着83歲的媽媽坐在地闆上，胳膊在身後支撐身體，雙腿伸出，兩人腳抵住腳做屈伸動作，張蘋想讓媽媽放松下來，一邊說，“我就是泥巴裡很軟的那塊，你用很小的力氣就能推動我”。

腳抵腳之後是頭頂頭，就像小時候孩子跟媽媽的頂牛，張蘋和媽媽一邊舒緩地頂牛一邊還前後晃動，頂出去再收回來。過了一小會，張蘋問媽媽，“晃暈了沒”？媽媽則情不自禁地親了女兒腦門幾口。

張蘋說，父親去世後，被父親愛護了一輩子的媽媽整個人就糊塗了。“有一次，蔣可钰帶着大家去山裡的樹林裡排練，我去給她們拍視頻，一群人在舞蹈，媽媽在旁邊看着看着就走了進去，開始跟着做動作”，張蘋說她很驚訝，于是下定決心帶着媽媽一起排練，一起登台演出。

張蘋的媽媽是典型的傳統老太太，但她每次來排練的時候都會主動上前擁抱西蒙，排練中，張媽媽不怎麼說話，她或坐在一邊觀看或不打招呼就這麼徑直走進隊伍，進退都不會打擾到其他人，自如得理所應當。

6月28日，練功廳，44歲的張蘋和83歲的媽媽一起排練，用貼臉方式相互鼓勵。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老太太的跟随性很強，大部分的集體舞都會參與。有天排練休息的時候，大家聊到兒時的歌謠，張蘋說我媽以前編過一小段，嗒勾啊勾嗒嗒嗒嗒，這段是媽媽聽到樹林間布谷鳥叫，然後把它編成了一首兒歌，唱給孩子聽的。

三個月前剛來排練的燕子是個美術師，但她整個人看上去是硬邦邦的，午間休息，别人在聊天，她趴在胳膊上聽著名老男人科恩低沉的煙熏嗓。三個月後再見到她，騰空落地如同燕子。

燕子小時候練過武術也愛跳舞，有身體基礎，不過她說，最初跳舞隻是一種身體能量的宣洩，根本記不住自己的動作，“跳了一段時間，我逐漸感覺到身體的愉悅帶來精神的愉悅，并且能記住那些讓自己舒服的動作了，再後來，我發現跳舞還能與人交流互動，我終于知道了什麼是親密關系”。

自由職業者伍小牛說，當初鼓足了勇氣來的，不曾想因此愛上了舞蹈，原來跳舞不隻是動作、身段，它首先是，我在這裡，我想表達自己。

城裡來的銅鑼師蘇蘇說，用身體感受感應連結表達回應是我存在的方式，在紫房子的空間裡，最牛的一件事兒就是撒開歡兒地做大寫的自己，能創造以上空間感的人，她得有多“開”，你想想！

但三個月前的蘇蘇，舞蹈起來的觀感很黏濁滞重，因為家人得了重病，她每天面對的苦痛，可以來這個舞蹈所營造的場域裡得到療愈。

6月底的北京，各項秩序逐漸恢複。蔣可钰打算在7月中旬在蓬蒿劇場做一場名為《Dreamer》的“素人肢體劇場”演出，作為“素人項目”的階段性總結。

參演《Dreamer》的人有10來個，舞者的年齡段從10歲分布到83歲，大部分都是70後、80後還有00後，大部分都是村子的新老村民。演出時間50分鐘。

蔣可钰說，“這是衆籌出來的一個作品，肢體動作這些素材是他們自然生發出的，我跟西蒙是看了他們的身體的表達後被激發了，然後用9個集體動作，為他們做一個必要的連接、整合。”

雖然是集體演出，但有solo（個人單獨舞蹈）。每個人的習慣性動作都在訴說屬于自己的故事，每個人都會從動作中投射着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蔣可钰說，她就是把這些千言萬語組織起來，變成一場肢體劇場與觀衆“發酵”……

“我們基本上不會以那種傳統的審美去看待他們，我們覺得如果你是專注于你身體狀态的，符合你自己節奏的，那就是很美的”。

“素人肢體劇場”是以工作坊的形式來操作的，注重與參與者的探讨，排練地點也很靈活，但正式演出，劇場租賃、燈光、音響、攝影等都需要付費，也需要籌集必要的資金來實現登台演出。

蔣可钰說，“素人肢體劇場”的演出現在是第三次，她發現，前兩次，大家說，我隻要打開身體，隻要敢跳，站在舞台上那就成功了，但這一次，他們說，好像往自己的内心深處又走進去了一些，他們會問自己，我為什麼要跳舞？或者說近期我發現了我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态，我到底要去收縮還是去擴張？

紫房子前，蔣可钰和舞者張蘋讨論舞蹈給身體帶來變化的體驗。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等待“解凍”

很突然，離7月原定的演出沒幾天的時候，蔣可钰流産了，住院後，她推遲了一周演出時間并堅持要把《Dreamer》做完，她說，因為自己内心也有很多的訴求想去訴說，自己的壓力何嘗不是？就好像這些素人舞者們，在排練中他們沒有一個人沒哭過，那一瞬間就沒有辦法控制自己，這其實也是身體的能量在做表達。

今後，對于“素人肢體劇場”項目，蔣可钰說一定會堅持做下去。

對于阿蓓舞團的商演，蔣可钰說，演出行業，需要“慢慢”解凍，而整整半年的停擺給行業帶來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一些時間去恢複。現在看所有演出都要在下半年紮堆，要不斷和劇場安排檔期，舞團演員的時間安排也都亂了，部分演員可能退出。演出行業最早停擺、最晚複工，恢複起來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一點風吹草動就可能讓演出再次延期、取消。

在指導燕子的時候，蔣可钰告訴燕子，要學會舒展着身體，像燕子一樣輕盈起來。新京報記者 陳傑 攝

考慮到兩個孩子很快就要上學，在國内教育的成本高昂，蔣可钰也在反複思量是否要提前回到西蒙的家鄉喀麥隆，那裡的生活成本畢竟低廉。

她在《Dreamer》的自我介紹裡寫道，舞蹈既是我的職業，更是一種語言，用肢體訴說的故事，是回憶，是現在，也是夢想。即興的生活、即興的舞蹈，可遇不可求的生活舞作，都慢慢地載入我的人生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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