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畫家朱之蕃《臨李公麟畫蘇轼像軸》（部分），畫中的蘇轼俨然一位農夫，與我們平時見到的大儒形象頗為不同。

近期，故宮博物院推出“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轼主題書畫特展”，其實，蘇東坡不僅有潇灑風流的一面，也有努力公事、為民解憂的一面，自他初入仕途時便是如此。

蘇轼在虛歲26歲時踏入仕途，在此後的四十年人生裡，他的社會角色其實都是宋朝的一名官員。

在蘇轼詩詞裡，對于官員身份的自我認同，也是屢屢形諸筆墨，比如在詞中自稱“太守”，“為報傾城随太守，親射虎，看孫郎”（《江城子·密州出獵》），這是他在密州任知州時記錄自己親率屬下會獵山林的場景；在詩中自稱“使君”，“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這是回憶自己在徐州知州任上奔赴田間、勸課農桑的往事。“太守”也罷，“使君”也罷，都是地方州郡長官的古雅稱号。

在成為太守和使君之前，蘇轼的仕途正式開啟的第一站是在陝西鳳翔。他的職務名稱很長，足足有21個字——“将仕郎、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前面兩個官名都是虛的，分别代表級别和待遇，級别是從九品下，享受正九品待遇，隻有最後一個是實際職務，也就是鳳翔府簽判。宋代的簽判“掌諸案文移事務”，主要掌管機關日常公文，也分管一部分案件、稅務等工作，從地位而言，大概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市市政府秘書長。

鳳翔是北宋王朝的西北重鎮，地位遠超一般州郡，所以蘇轼的仕途起點不可謂不高，這也是因為韓琦、歐陽修等重臣的獎掖推薦，朝廷才對其破格重用。他到了鳳翔，下車伊始，便加班加點投入工作，“伏自到任以來，日夜厲精”（《鳳翔到任謝執政啟》）。

然而他不是一個隻會加班的官員，剛到鳳翔不久便深入基層調研，很快就發現了一個讓當地老百姓最痛恨和畏懼的問題。

那就是“衙前之役”，這是宋朝的一種徭役，顧名思義，就是差遣百姓幫着衙門辦事。辦事的範圍很寬泛，比如給衙門做飯、泡茶、煮鹽等等，但主要職責是看管倉庫、運送公物。這些活兒都不是容易的活兒。看倉庫，倉庫失火了、進水了、被盜了，都得照價賠償甚至治罪。運送公物則更苦了，當時治安很差，路上萬一被“梁山好漢”打劫，那就得賠上身家性命了。因此史書對此評價說，“役之重者，自裡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辇運官物，往往破産”。

蘇轼所在的鳳翔更是衙前之役的重災區，這裡的老百姓每年都要在終南山砍伐無數木材，編成木筏，裝載着西北諸州縣的官物，沿着渭水進入滔滔黃河，一路漂流而下，經過三門峽等險峻之地，運抵位于黃河下遊的首都開封，交割完畢，才算任務完成。真可謂九死一生！更讓蘇轼感到氣憤的是，當地部分官員毫無悲憫之心，很多公物明明無須緊急運送，卻還強迫服役的百姓趕在黃河汛期出發，這不是驅民入淵嗎？

《宋史》記載，“轼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針對調研發現的問題，蘇轼抓住了問題要害，果斷修改了制度規定，讓服衙前之役的百姓可以自己選擇運輸時間，避開黃河汛期，這樣衙前之役的危害減少了一半。

1063年3月，宋仁宗去世，宰相韓琦任“山陵使”，負責修建仁宗皇帝的陵墓。修陵需要大量巨木，韓琦就把這個任務壓到了森林密布的鳳翔府。而蘇轼作為鳳翔簽判，負責具體落實運輸巨木的任務，需要組織大量民夫服衙前之役、運送巨木。

韓琦是當年提攜蘇轼的伯樂，無論是于公，還是于私，蘇轼都得盡心盡力，甚至超額完成任務，方能報答知遇之恩。可是，蘇轼卻毅然給韓琦寫了一封信。在這篇《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中，蘇轼直言“轼官于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洋洋灑灑、直抒胸臆，把自己見到的真相寫了下來，論述了鳳翔衙前之役對百姓的危害。在信的末尾，蘇轼懇求“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勸說韓琦裁減數量，盡量纾解民困。

在運送這批巨木時，恰逢渭水幹涸，民夫隻能變身纖夫，用萬千血肉之軀挽木而行。蘇轼看到“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的場景，不禁感慨“民勞吏宜羞”（《和子由聞子瞻将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即使他為這一方百姓做了這麼多好事，他依然感到羞愧。“民勞吏宜羞”這五個字，應該送給那些勞民傷财的庸吏，該感到羞愧的絕不應該是蘇轼。

在那些欺壓百姓的惡吏面前，蘇轼則展示了他雷厲風行的一面。他很快又發現了一個“潛規則”。

當時鳳翔府的監獄裡關押了不少良民，很多是因為服衙前之役獲罪的，“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上蔡省主論放欠書》），有的是因為運送的竹木漂走了，有的是因為看管的糧倉裡的糧食時間長了變質，便被抓了起來。

其實，朝廷對這類事已經下了诏書，要求赦免有關人員。鳳翔府負責此事的官吏卻把朝廷明诏秘而不宣，“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大量“囚犯”被關在牢中，以追讨他們所“欠”的财物，甚至有遇到六七次赦免都繼續關押的，導緻朝廷诏書成了一紙空文。等到這批人把家底兒全都吐出來之後，當地官吏才公布赦免诏書，可是人也關了，錢也罰了，诏書還有什麼意義呢？

蘇轼得知内情之後，親自到監牢裡面詢問。“問其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蘇轼通過親自“詢囚”，敏銳洞察了一切，果斷釋放了這些百姓，讓他們回去安居樂業，又嚴厲懲罰了惡吏，并把這個“潛規則”如實上報上司。

蘇轼以民之憂為憂，同樣也是以民之樂為樂。在剛到鳳翔的第一個冬天，他冒着寒風四處走訪，在鳳翔城東看到一個荒廢的池塘，池水已然幹涸，淤泥都露了出來，唯有幾株枯柳呆立池邊，一派凄涼景象。下屬告訴他這就是古老的“古飲鳳池”，相傳周朝有鳳凰路過岐山，在此飲水，故而得名，年久失修，現已毀敗，周邊農田也無法得到灌溉。

于是，蘇轼決心予以修治，按照“澇則閉之以蓄水，旱則瀉之以灌田”的目标，在公務之暇親自設計了修治工程，帶領幾百工匠，引鳳凰泉水入池，解決了池水幹涸的問題，且彙聚成一大湖，“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東湖》）。蘇轼親自将“古飲鳳池”改名“東湖”，廣種垂柳，綠樹成蔭，這裡成為鳳翔百姓休閑觀光的勝地，也成為周邊農民防治旱災的“水庫”，可謂一舉兩得。至今，鳳翔東湖依然有兩個亭子保留了蘇轼當年的命名，一個叫君子亭，一個叫宛在亭。千年之後，當地百姓還在東湖修建了望蘇亭，寄托對蘇轼的懷念。

當然，蘇轼留給鳳翔最有名的亭子還是喜雨亭。

那篇《喜雨亭記》，既被收錄進清人編寫的《古文觀止》，也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因此成為大多數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文章。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于堂之北。”蘇轼到鳳翔的第二年，才開始修建官舍，順便建造一個小亭子。那個春天“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又過了三個月還是沒有下雨，老百姓的憂愁達到頂點。因為“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終于等到下了一場大雨，彌漫在鳳翔城鄉的所有憂愁才煙消雲散，“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筆者相信，在鳳翔沒有雨的那些日子，不隻是民以為憂，蘇轼也是憂傷的。而當大雨瓢潑的時候，他也跟鳳翔的百姓一樣欣喜若狂，所以才把自己的小亭子命名為喜雨亭，“亭以雨名，志喜也。”這種發自肺腑的與民同憂同喜，激蕩在蘇轼的胸懷之中，于是才有了千古傳誦的《喜雨亭記》。

蘇轼曾在上報朝廷的《策别》中直言“民者天下之本”。從其仕途的第一站開始，他便踐行着這一理念。正是因為蘇轼在鳳翔踏踏實實做的幾件實事，以及那種天然質樸的為民情懷，鳳翔百姓才給他起了一個“蘇賢良”的外号。

這三個字，字字千鈞。

在故宮推出的蘇轼主題書畫特展中，有一件藏品據說是近年來從未展出的，即明代畫家朱之蕃的《臨李公麟畫蘇轼像軸》。畫中的蘇轼，頭戴竹笠，腳踏木屐，身着布衣，體态壯碩，一副農人打扮，滿臉欣喜之色。

這也是筆者最喜歡的一幅蘇東坡畫像。比起其他畫像裡或是瘦骨嶙峋的落魄姿态，或是正襟危坐的大儒形象，這種自然活潑的民間樣子，或許才是東坡本來面目。（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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