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王煜 制圖

無論公衆還是學界，對于留守、流動兒童（以下稱留流兒童）父母的讨論，都遠遠少于對于他們孩子的關注。留流兒童家長的形象，在公衆的視野中相對比較模糊。加之早期的留守兒童研究有誇大留守兒童行為、心理問題的傾向；而近年關于留守兒童的輿情事件，也多将留守兒童的悲劇歸因于父母的缺位、親情的缺失，公衆容易對留守兒童的父母形成比較負面的印象，認為他們為了掙錢，狠心丢下孩子，不履行監護、撫養的職責。這樣的印象，在每年春節前後關于留守兒童期盼父母回家、不舍與父母分别的影像中，更加得以強化。因此在探讨留流兒童問題解決方案的時候，會有一部分聲音認為，留守兒童的媽媽應該回家照顧孩子，或者返鄉就業。

筆者在近幾年對于流動家庭的研究中發現，父母是留流兒童問題責任主體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流動父母經常對自己不能陪伴在孩子身邊，不能為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而充滿虧欠。而社會對留流兒童 “問題”形象的建構，也給他們帶來了二次傷害。最近國際移民研究的情感化轉向，可以讓我們在讨論遷移問題的時候，暫時從經濟理性的框架中脫離出來，更直觀地看到遷移過程給遷移者及其家庭帶來的情感影響，以及結構性成因。這裡筆者以幾位流動媽媽的虧欠情感為例，探讨留流兒童責任家庭化所帶來的情感代價，也試圖梳理這些情感代價背後，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和文化觀念的桎梏。

虧欠：結構性問題的個體責任化

王萍在兒子九歲的時候離開老家，和丈夫一起在北京東部的一個城中村開了一家五金店。在此之前，王萍的丈夫一人在外從事裝修工作，家庭收入有限。兩人于2004年在北京生下一個女兒。2010年，兩人開店的城中村面臨拆遷。考慮到孩子即使留在北京也無法進入公立學校讀書，為了給孩子提供相對穩定的成長環境，王萍和丈夫決定把孩子送回老家，由孩子的姑媽照料。從城中村在北京西站需要換乘多趟公交，為了不讓孩子傷心，王萍的丈夫隻能騙孩子說媽媽就在後面的車上。當孩子意識到媽媽不會陪自己一起回家的時候，在火車站站前廣場放聲大哭。當兩口子向我講述這段經曆時，他們居住和工作的城中村又一次瀕臨拆遷。王萍一直抹眼淚，覺得自己的兩個孩子是沒有爸媽陪伴的“散養小孩”，而自己對他們虧欠太多。

或許是孩子直接的情感表達，更能讓我們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卻不容易體會到家庭分離給流動父母帶來的切膚之痛。在筆者對數十位流動媽媽所做的訪談中，親子分離都是她們最大的痛點。她們覺得自己委屈了孩子、對不起孩子，為不能陪伴孩子成長而遺憾，也覺得孩子因為自己吃了虧。當說到這些的時候，有些媽媽會忽然陷入沉默，或者會像王萍一樣開始哭泣，或者深深地歎息。

但從王萍的案例中，我們很容易看出，無論是離開兒子到北京工作，還是送女兒返鄉，王萍家庭的個體決定，都與北京的城市化進程、公共服務短缺密切相關。正是北京的城市發展，為像王萍一樣的家庭提供了就業機會，讓他們有機會通過勞動，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但同時，城市的快速擴張，也讓這些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家庭，時刻面臨被迫遷移的風險。每當城中村拆遷，都會有大量流動兒童被迫返鄉。這不僅因為他們父母擔心孩子居無定所，也因為拆遷常常波及附近的打工子弟學校，讓它們的生存變得岌岌可危。而教育資源供給不足，造成了許多像王萍女兒一樣的孩子，雖然在北京長大，但難以進入城市的學校讀書。而王萍對于孩子的虧欠，很大程度上是她将這些結構性問題個體化、社會責任家庭化的表現。而這種責任的内化，是我們長期對留守兒童“問題”的關注，以及對母職的期待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留守兒童“問題化”

吳湘和丈夫在北京一個小區附近的農貿市場工作，從事日用品銷售生意。由于兒子無法在北京入學，兩人隻能把孩子送回老家縣城上學，由爺爺奶奶看管。夫妻倆對孩子非常關心，每周都會有數次視頻通話。每逢六一兒童節和孩子生日，夫妻倆都會有一人專程坐火車回家陪孩子慶祝。為了給孩子完整的愛，兩口子也沒打算生二胎。在一次學校組織的關愛留守兒童活動中，吳湘的兒子被分到了留守兒童一組。他問媽媽什麼是留守兒童，為什麼老師說自己是留守兒童。吳湘頓時覺得非常心痛。為了不給孩子留下心理陰影，她強忍着淚水告訴孩子，大家一般說的留守兒童都是指家庭生活極其困難，完全和父母見不到面，甚至沒有爺爺奶奶看管的孩子。而“你跟爸爸媽媽在家裡的孩子是一樣的”。這次事件之後，吳湘一直自責，感覺是因為自己對孩子愛得不夠，能力不足，才不能将孩子帶在身邊。反而是吳湘的兒子對于留守兒童的标簽并沒有特别在意，還安慰媽媽說，無論自己是不是留守兒童，“自己覺得挺幸福就行了”。

留守兒童的概念自2000年代初進入公衆視野以來，産生了許多積極的社會影響。作為一個有代表性的弱勢群體，留守兒童讓全社會看到了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挑戰，促使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改善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和生活狀況。關愛流動兒童的風潮，也蔓延到大江南北。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于留守兒童（以及後來的流動兒童）的片面關注，容易掩蓋我們對于這些現象背後深層原因的思考。稍不留意，就會對我們想“關愛”的群體，造成間接傷害。

在上面的案例中，吳湘起初并沒有覺得自己的孩子是留守兒童。她印象中的留守兒童，是新聞裡那些沒有父母照料、生活極端貧困的孩子。而她和丈夫對兒子的關心和照顧，在她看來遠遠多于一些父母在身邊的孩子，因此她的孩子會覺得自己“挺幸福”的。直到學校把她的孩子歸為留守兒童一類，她才意識到，無論父母對孩子怎樣付出，孩子都有可能會因為父母的遷移而被區别對待，甚至遭到歧視。讓孩子“留守”本身，似乎已經說明了父母的不負責任。

“留守兒童”的稱謂之所以讓一些父母如此敏感，是因為這一概念在長期建構過程中，有了明顯“問題化”的傾向。早在2012年就有媒介研究指出，雖然媒體在報道留守兒童的時候，多持中立态度，但為了吸引受衆對于這一群體的關注，難免會強調留守兒童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形成留守兒童就是問題兒童的印象。而國内多篇關于留守兒童研究的文獻綜述均提到，早期的留守兒童研究常常以發現留守兒童身上的問題為目的，将他們和其他群體（比如非留守兒童或全國兒童平均值）進行比較，得出留守兒童存在心理、身體、教育、行為等問題的結論。而這樣簡單的比較，往往忽略了留守兒童内部的差異性，以及他們所面臨的外界環境的複雜性。在留守兒童存在缺陷和問題的話語影響之下，一些流動媽媽會将孩子身上出現的行為、心理特征，比如不愛學習、不自信、缺乏安全感等，歸因于他們是留守兒童，進而對自己沒有陪伴在孩子身邊表示深深地自責。留守兒童的“問題化”，是流動家庭将結構性問題個體責任化的重要背景之一。

神聖的母職

何芸在2000年離開西南老家，來到廣東的工廠工作。當時何芸的老家重男輕女風氣嚴重，到廣東打工一方面可以讓兩個女兒過上更好的生活，一方面也希望通過自己的雙手，讓女兒們免受歧視。老家到廣東千裡迢迢，何芸坐了三天三夜的長途大巴，才抵達深圳。當時交通通訊都不方便，因為思念女兒，何芸常常拿起電話就泣不成聲，把電話卡上的錢都花完了也沒有和孩子說上幾句話。當聽到工廠的收音機播放那首《世上隻有媽媽好》，她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由于長期和女兒見不到面，加上老家的親戚打趣孩子，說“你是媽媽撿來的”之類的話，小女兒對母親頗有怨言，甚至一度認為何芸不是自己的親生母親。雖然現在女兒對母親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經常對母親表示關心，但何芸覺得，“始終都是我虧欠她”。

流動媽媽将社會結構性問題歸咎于自己，而産生虧欠情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對于母職的強調。這種母職期待首先表現在流動媽媽身邊的人對于她們的态度上。比如何芸老家的親戚，會調侃她的孩子是被抛棄的孩子，是撿來的孩子。也有流動媽媽的家人，會将外出務工的母親比成隻生不養的“企鵝媽媽”。學校的老師會建議流動媽媽回家，照顧孩子的學業，而不是讓她們的丈夫回去。而放棄工作返鄉陪讀的家長，基本也都是女性。

母職期待同樣表現在流動媽媽所接觸到的公共話語中。比如曾經觸動何芸的那首《世上隻有媽媽好》，比如城市新興的“密集母職”文化，以及各種以媽媽為對象的親子公衆号，都在強化這樣的觀念：隻有母親陪伴在孩子身邊，孩子的童年才是完整的，才不會給孩子的心靈帶來傷害。而離開孩子的母親，即使為家庭做出了經濟貢獻，也沒有完成自己對孩子的責任。

越來越多的跨國移民研究發現，一個社會的性别觀念，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流動母親和她們孩子的感情。如果孩子成長的環境中，強調母親照料孩子的重要性，孩子會對母親外出工作表示不理解和反對，而對父親外出比較能夠接受。而如果孩子成長的文化中，強調社群的集體養育，對除母親以外的親屬監護接受程度較高，則親子分離帶來的痛苦會大大減輕。中國農村“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觀念根深蒂固，因而許多人認為父親外出、母親留守才是比較理想的家庭模式，而不太支持母親單獨外出。而城市新興的育兒文化，同樣強調親子關系、母子聯結，認為兒童早期缺乏母親陪伴，會造成智力、心理缺陷。這樣的觀念無疑都會加重人們對于流動媽媽的負面印象，也讓流動媽媽們對她們的孩子充滿虧欠。

流動家庭在遷移過程中面臨着經濟不平等、排斥性政策、教育資源不平衡等多重結構性問題，而親子分離給流動家庭帶來的情感代價，同樣值得我們注意。我們應當給流動家庭更多的發聲渠道，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認識留流兒童、流動父母、流動人口社群，以及他們背後的城鄉社會。隻有這樣，流動家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做出的巨大犧牲，才能夠被看到，而流動家庭的情感之痛，才能不被遮蔽。同樣，我們在讨論留流兒童的時候，應當避免将結構性問題個體責任化，給予留流兒童的家長，尤其是流動媽媽們，更多的理解和關懷。而這一切，不僅需要意識的轉變，也需要政策的保障和支持。

（李萌系美國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為保護受訪者身份，文中人物均為化名，部分地點做了模糊化處理。在此感謝所有受訪的流動父母。）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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