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位于眉山以北的蘇氏墓地。聶作平攝

從我居住的成都城南，沿寬闊的劍南大道南下，約50公裡後，大道折入鄉路，曲曲折折再行三四公裡，便來到幾座山巒圍合的山坳。這裡，最低處是一方池塘。池塘邊的半坡上，安靜地卧着幾座墳墓。墳墓四周，翠竹、松樹和迎春綠意盎然，悠長的鳥啼高一聲低一聲。

這就是蘇東坡的椎心泣血之地——在悼念亡妻王弗的詞裡，他寫道：“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文物部門把這裡稱作蘇洵墓，民間卻衆口一詞地叫蘇家墳山。靜谧的丘陵間，長眠着蘇東坡的幾位親人：他的父親蘇洵，他的母親程氏，他的愛妻王弗。蘇洵墓後，另有兩座墓，墓碑表明，一為蘇東坡，一為他的弟弟蘇子由。其實，這是當代人所建的紀念墓，連衣冠冢也說不上。因為，蘇東坡和蘇子由沒有葬在桑梓之地眉山，而是千裡之外的河南郏縣。

三次離家，兩次歸來，這意味着，一生中經常夢見故鄉的蘇東坡最終死在了異鄉。

在北宋，蘇東坡是一個典型的外省青年。為了前程與理想，他必須“京漂”，必須前往地處中原大地的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他的進京之路，亦如他的人生一樣峰回路轉，折射出一個遠去時代業已不存的生存方式。

陸路：日長人困蹇驢嘶

春日的三蘇祠生機勃勃，顯示出東風與陽光的綿長力量。海棠、紅梅都開了，透過紅色花影，高大的銀杏吐出了嬌嫩的新芽。

和杜甫草堂一樣，三蘇祠也是後人景仰與懷念的産物。昔年，蘇東坡一家居住的那座位于眉山紗縠行的院子，占地約5畝；如今的三蘇祠，已達100多畝——杜甫那座小小的茅屋，則是擴張到了數百畝。不過，與杜甫草堂幾乎沒有任何杜甫遺存不同，三蘇祠裡，還有一眼井和三蘇有關。這口深幽的古井井口兩尺，看上去其貌不揚。但它是蘇家老井。蘇東坡就是喝着這井水長大成人的。

蘇東坡生于北宋景祐三年臘月十九（1037年1月8日）。其時，在位的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一向有仁君之譽的宋仁宗。

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中說過：“北宋諸帝，也比較無暴虐，無專擅。”柏楊則認為，北宋是士大夫的樂園。按照學而優則仕的古老傳統，中國——尤其是承平時代的中國，能夠走上仕途，實踐達則兼濟天下抱負的，可以說幾乎都是讀書人。數目龐大的通過讀書取得功名從而為官的人群中，經常會誕生一種令後人豔羨的極品：他們既是政治上的名臣，也是藝術上的大師。這種既是名臣也是大師的現象，在重文輕武的北宋尤其突出，如寇準、範仲淹、晏殊、王安石、司馬光……

然而，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卻科考不利，以緻一度産生了終老林泉的念頭。不過，随着蘇東坡兄弟倆長大成人并嶄露頭角，哪怕為了孩子們的前途，蘇洵也必須帶着他們前往首都。蘇洵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于世……惟此二子，不忍使之複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将與之如京師。”

這便有了蘇東坡人生中的第一次遠行。

時為宋仁宗嘉祐元年，即公元1056年。蘇東坡虛歲21。

第一次首都之行，其實上一年就拉開了序幕。上一年冬天，蘇東坡父子從眉州（今四川眉山）來到成都——今天，眉山距成都僅60餘公裡，車程不過一個多小時。在蘇東坡時代，他們既可陸路經彭山北上，也可水路溯岷江，在彭山境内轉入錦江，直抵成都九眼橋。

到成都最重要的事，是拜訪益州知州張方平。張方平是仁宗朝重臣，先後擔任翰林學士知制诰和禦史中丞等職，後來外放地方。1054年，他被派到成都任益州知州。到川後，到處訪求人才，有人向他推薦了蘇洵。于是，蘇洵與張方平相識，并為張方平所重。

蘇洵的目的，是要把兩個年輕的兒子介紹給張方平。讀書人以文字幹谒于當道的高官大吏，曆朝曆代都屢見不鮮。在唐朝，甚至是一種被人稱道的風雅，比如李白幹谒韓朝宗，孟浩然幹谒張九齡，都是主動遞上自己的得意之作。

張方平讀了蘇東坡昆仲的作品後，大為贊賞，蘇東坡後來回憶說：“轼年二十，以諸生谒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

張方平不僅力主蘇洵父子進京參加六科考試，還為他們準備了路費。更為難得的是，鑒于三蘇在京城并無名聲，張方平給文壇領袖、時任翰林學士歐陽修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而張方平與歐陽修，因政見不合，并無交情。

後來，歐陽修果然對蘇氏父子鼎力相助，一方面固然是三蘇的才華打動了熱心獎掖後進的文壇領袖；另一方面，不能不說沒有張方平的作用。北宋寬松而開明的大環境下，文人之間的關系似乎也要比其他時代更為親密。即使政見不合，也不妨礙他們對有才華者共同施以援手。

懷念故鄉的人必須離開故鄉，因為遠方才有事業和機遇。告别了敦厚的張方平，蘇氏父子從成都出發，前往汴梁。他們經行的路線是從成都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溯嘉陵江至川北，自金牛道入褒斜谷，再經扶風和長安，出關中，過渑池抵京師。

在阆中，有一座建于明代的文筆塔和一座建于清代的魁星樓，它們被認為是阆中千年文風的象征。

嘉陵江自西北而來，繞着阆中城迂回而過。若從高空鳥瞰，河與城，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太極圖，阆中因之被認為是風水之城。得山水之靈秀，阆中也是人文荟萃之地。唐人尹樞、尹極和宋人陳堯叟、陳堯咨兩對兄弟，均高中狀元。尤其陳氏兄弟，距蘇東坡不過數十年。當蘇氏兄弟經行這座有過舊日輝煌的城市時，先賢的功業顯然會加重他們對北上的期許：同是才華橫溢的兄弟，難道我們就不能像尹家兄弟和陳家兄弟那樣蟾宮折桂嗎？至于蘇洵，他的哥哥蘇渙在阆中為官時，他曾前往小住數月。對他來說，乃是故地重遊。

在阆中，他們溯嘉陵江而上。今天的嘉陵江上、中遊河段，由于沿途水電站阻擋和水量減少，已經無法行船；但在漫長的曆史時期，嘉陵江卻是一條斜貫川北的黃金水道。

川北和陝南，橫亘着大巴山和米倉山，再往北，過漢中盆地，則是更加巍峨的秦嶺。

蘇氏父子從阆中抵達今天的川北廣元後，便踏上了蜀道——蜀道包括名稱各不相同的幾條古道——它們其實是溝通四川與陝西的不同區域的道路，其中穿越秦嶺的有4條：即子午道、傥駱道、褒斜道、陳倉道；穿越大巴山的有3條：即荔枝道、米倉道、金牛道。

蘇東坡父子出川經行的是金牛道。經金牛道過勉縣後，随即轉入褒斜道。褒斜道因南起褒谷口（今陝西漢中境内），北至斜谷口（今陝西眉縣境内），沿褒斜二河延伸而得名。

漢中市博物館裡，珍藏着十幾方或大或小的石碑，碑上的書法，被曆代文人視若珍寶，它們合稱為石門十三品。

石門在褒斜道南端。東漢時，為了便于蜀道交通，朝廷下诏，在七盤山開鑿山洞。以當時極為落後的技術條件，人們采用火燒水激之法，在堅硬的山岩上鑿出了一條近16米長的隧道。這是我國最早的人工隧道，稱為石門隧道。

石門隧道竣工後，從漢朝到南宋，不同時代的文人墨客在岩壁上留下了大量書法石刻：隧道内34件，隧道外70件。1970年，修建石門水庫時，隧道連同鐵畫銀鈎的石刻一同被淹沒——最為人稱道的13幅精品，被切割後收藏。

如今的石門，已看不出舊時險峻，靜水深流的褒河亦如謙謙君子。可以想象，蘇氏父子經過石門時，一定會花上大半天工夫，點燃火把，逐一觀看崖壁上的作品。

走完500多裡的褒斜道，意味着最艱難的蜀道已被抛在身後。他們進入了一個與成都平原迥然不同的地理單元，那就是關中平原。雖然同樣坦蕩如砥，但二者的景觀與風物都有很大區别。

剛出重重大山時，秦嶺北麓，有一座鎮子叫橫渠。鎮上，有一家書院，名為崇壽院，蘇東坡在書院牆壁上留下一首詩。詩中，他們在路上曉行夜宿的情景栩栩如生：“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升。”——天不亮就起床趕路，在馬上打瞌睡，不知不覺，朝陽升起了。至于平原與山地交彙處的景象迥異故鄉，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亂山橫翠嶂，落月澹孤燈。”

值得一提的是，崇壽院後來改名橫渠書院，并因一個被稱為橫渠先生的人而名聲大噪。橫渠先生，即張載，系北宋著名思想家和理學創始人之一。他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馮友蘭稱為橫渠四句，千百年來，影響甚夥。從年齡上說，張載介乎于蘇氏父子之間。同時，他還是宋代兩位理學大師——程颢和程頤的表叔。有意思的是，張載和蘇東坡兄弟倆同年中進士，是地地道道的年兄。不過，蘇東坡途經橫渠并在崇壽院題壁時，他們可能都不知道對方。年輕的大師們還在蓄勢待發，如同一條條剛剛濫觞的大河，最終，将彙入同一片海洋。

過了橫渠，原本大體北行的路線折而向東，過長安，出潼關，便來到河南。在河南崤山，由于連續奔波，蘇東坡的馬死了。不得已，隻得買了一頭驢子。南方無驢，蘇氏父子也沒有相驢經驗，買到的驢子一隻腳有些跛——古人稱為蹇驢。

蘇東坡騎着蹇驢，一搖一擺地繼續趕路。到了渑池，他們借宿于一座古寺，蘇東坡在牆上題了一首詩——古人似乎都有将詩作“發表”在牆上的愛好。寺廟主持是一個老僧，法号奉閑。

世事難料，5年後，蘇東坡獨自從開封前往陝西鳳翔出任判官。他又一次途經借宿過的渑池古寺。然而，令他萬分掃興的是，奉閑和尚去世了，弟子們把他的骨灰安放在一座新修的塔中，而他當年題詩的那堵牆，竟然倒塌了。于是，蘇東坡在給弟弟的詩裡寫道：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岖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如今的渑池，是豫西的一座小城。黃河從縣境北部流過，洛河從縣境南部流過。城西，有一座秦趙會盟台，初建于明朝，後來屢毀屢建。會盟台紀念的，是先秦時發生在渑池的一樁曆史事件：秦國半是脅迫地約請弱小的趙國在這裡會盟。會上，秦王要趙王鼓瑟以此侮辱趙國。足智多謀的蔺相如挺身而出，逼迫秦王為趙王擊缶，雙方才算扯了個平手。這就是著名的渑池會。後來，司馬遷在他的《史記》裡有精彩的講述。

博學的蘇氏父子自然知道渑池會，可惜，那時還沒有會盟台可供憑吊。更何況，他們急着趕往首都——汴梁城已經不遠了。

在京：殿試屈居榜眼

開封是一座曆盡滄桑的古城。

開封龍亭一帶，上世紀80年代，人們在清淤時吃驚地發現：地下3到12米處，竟然重疊了6座古城——3座國都，即戰國魏都大梁；北宋首都汴梁，又稱東京；金朝首都南京，又稱汴梁。2座省城，即明、清的河南省會開封。1座唐代重鎮，即汴州。

蘇東坡念茲在茲的大宋首都，大約在今天的開封地下約8米處。8米厚的泥土，覆蓋了千年前的繁華，也遮蔽了千年前那些生動而鮮活的人生。

11世紀是蘇東坡生活的時代，汴梁無疑是地球上最繁華最美麗的都市。其時，西歐、近東和中東是十字軍東征帶來的動蕩與凋敝，盛極一時的大食帝國也早日落西山；至于美洲，還是不為大多數人類世界知曉的化外之地。汴梁獨秀于世界東方，像一篇枯燥乏味的冗長文章的華彩段落，禁不住使人眼前一亮，心頭一動。

汴梁有宮、裡、外三道城牆，把城市劃分為若幹個不同城區。宮城就是皇城，它周長5裡，南面3道門，其餘3面各一道門。東西門之間有一條街，把宮城分為兩部分。街南為中央政府機構辦公地，帝國的政令從這裡發出，像一個人的大腦。街北為官家（皇帝）居住區。裡城又名舊城，即唐時的汴州舊城，周長20裡，東面兩道門，其餘3面各3道門。外城又稱新城和羅城，是北宋以後興建的，周長50裡，有高達4丈的城牆，顯示出這天下第一城的雄偉和重要。一條叫護龍河的護城壕從城牆下流過。冷兵器時代，寬大的護城河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防禦構成。護龍河的寬度是汴河的3倍以上，從另一個側面可知汴梁的重要。

這座被流水環繞滋潤的城市，沿河都種植着垂柳和榆樹。春天來時，細柳如絲，榆葉似錢，河上間隔不遠便有建造精美的木橋勾連兩岸，建橋的木頭統統刷上了土漆，看上去莊重華麗。不少橋上還建有遮風避雨的長廊，最漂亮的一座位于皇宮門前，系大理石所建。

城内的大街上，每隔一段距離，便設有一座武器庫，每庫有士兵20人值守——這一點容易讓人想起，這座美麗的首都地處邊境，近在咫尺的北方遊牧民族随時可能貪其富庶而蠢蠢欲動。

唐代的長安有東市和西市兩個商業區，以供商貿之需。但這種坊市分離——老百姓的生活區和商人的貿易區分處不同街區——其結構已不再适應北宋。于是，坊市分離的古老傳統被打破，整個汴梁成了無處不成市的巨大商業都會。

宋代以前，商業隻準白天進行，夜裡一律禁止，稱為宵禁。這種傳統到了北宋，也不複存在。汴梁城裡出現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不少店鋪往往三更天才打烊，五更天又開門了。至于潘樓東街巷附近的鬼市，則是“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謂之“鬼市子”——讓人聯想起淩晨五六點鐘才收拾攤子的成都“鬼飲食”。

皇城東南的界身巷，有當時全宋最大的金銀彩帛市場，孟元老說它“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

這個時代的娛樂業也有長足發展，出現了瓦子和勾欄。瓦子又叫瓦舍、瓦市，或者瓦肆，簡稱瓦，是北宋首創的固定的娛樂中心。其取名很形象：看客來時如同瓦合，去時如同瓦解。勾欄又叫勾肆，設在瓦子當中。勾欄的原意是固定的演出場所，内設戲台、後台及觀衆席，再用欄杆圍起來。打個比方，瓦子和勾欄的關系就好比一座很大的娛樂城，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娛樂商家，有的賣唱，有的耍把戲，有的變魔術，有的講評書。娛樂城就相當于瓦子，具體經營的娛樂商家相當于勾欄。

蘇東坡畢生嗜酒，雖然酒量不大。汴梁的酒店比起老家眉山的村野小店來說，不啻霄壤之别：汴梁的酒店，門首皆紮着彩樓歡迎賓客，由一條有百餘步的長廊通往店中。南北天井中，兩廊侍立着年輕的服務生。到了晚上，燈燭通明，上下相照，濃妝的侍女數以百計地聚集于主廊，等待酒客邀請，“望之宛若神仙”。東宋門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樓、張四店、班樓，金梁橋下劉樓，曹門蠻王家、乳酪張家，州北八仙樓，戴樓門張八家園宅正店，鄭門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靈宮東牆長慶樓……高檔的豪華酒樓一共有72家之多，至于被稱為“腳店”的中低檔酒店，則不可盡數。

比蘇東坡“進京”稍晚的孟元老曾在汴梁生活多年，後來經曆了靖康之亂逃往南方。晚年，他在《東京夢華錄》中傷心回望舊時帝都，宛如見證了世界大戰後萬念俱灰的茨威格，躲在遙遠的南美回憶戰前歐洲的和平盛世。他在寫汴梁人清明出遊的景象時說：“四望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囿之間，羅列杯盤，相互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暮春時節，開封就是一個花的世界：“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

蘇氏父子費時一個多月，終于從成都來到首都。時值農曆五月，那一年，汴梁大雨不止，城内流過的幾條河都洪水泛濫。不過，水災沒有影響蘇東坡的心情，這個外省青年，迫不及待地來到龍津橋觀看夜市，雖然詫異于洪水中的首都居然一番水鄉景象，卻也為它的煌煌燈火和繁華街坊而驚歎。

九月，蘇東坡與弟弟參加了禮部舉行的舉人考試，皆中。蘇東坡名列第二。蘇洵沒參加考試，他帶着張方平的推薦信拜訪了歐陽修，歐陽修讀了蘇洵作品後，極為贊賞，并進一步推薦給其他人，一時間“公卿士大夫争傳之”。

其後是禮部舉行的省試，時間是嘉祐二年（1057年）陽春三月，歐陽修任主考官，副主考官則有翰林學士王珪和龍圖閣直學士梅摯等人，著名詩人梅堯臣負責判卷。

蘇東坡此次考試所作文章題為《刑賞忠厚之至論》，梅堯臣第一個驚喜地發現了它，連忙推薦給歐陽修。歐陽修讀了也大為驚異，“以為異人”，打算把此文作者錄為第一名。但歐陽修又懷疑作者可能是其門下曾鞏，為了避嫌，于是放在第二。及至拆去糊名的紙片，才發現不是曾鞏，而是眉州蘇轼。

接下來是宋仁宗親自主持的殿試，在崇政殿舉行。三月十一日放榜，蘇東坡高中第二，蘇子由名列第五。這一榜中，狀元為章衡，探花為曾鞏，另外還有張載、曾布、章惇、家定國和鄭雍等人。

歐陽修既是蘇東坡的主考官，兩人便有了師生之誼。按慣例，蘇東坡給歐陽修寫了一封信，這就是《謝歐陽内翰書》。這封信與一般的泛泛感謝不同，蘇東坡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歐陽修，力整當時浮華萎靡的文風。歐陽修讀了信，激動地向梅堯臣寫信表示：“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就在蘇氏父子春風得意時，意想不到的噩耗從老家傳來：蘇東坡的母親程夫人去世了。這是嘉祐二年四月的事，不過，蘇東坡接到消息，已是五月仲夏了。

父子三人，倉皇奔喪。

水路：故鄉飄已遠

1059年十月，天氣漸漸涼了，在朝廷一再召命下，蘇氏父子決定再度前往首都。這一次，他們走水路。同行的也不隻父子三人，而是增加了兩個年輕女子和一個幾個月大的嬰兒，即蘇東坡的夫人王弗，蘇子由的夫人史氏和蘇東坡的長子蘇邁。

一家人中，蘇洵的心情與衆不同。他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以老邁多病之軀告别故園，很可能再也無法活着回來了。出發前一個月，他請人打造了觀音、天藏和地藏等六尊佛像，請求神靈保佑地下的亡妻，并到墳前與亡妻告别。與父親的沉痛和悲怆相比，蘇東坡畢竟年輕氣盛，母親亡故的悲哀漸漸平息，他和子由開始向往遠方——功名的遠方，前程的遠方，也是夢想和詩意的遠方。

眉山城側就是波濤滾滾的岷江。岷江對眉山意義重大：沒有公路和鐵路，更沒有航空的宋代，它為眉山人提供了上成都下樂山的黃金水道。更重要的是，沿着黃金水道，經過樂山，折而東下，可以通往宜賓。結束了岷江航程後，遠去的帆船就進入長江的懷抱——而後是猿聲四起的三峽，“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的荊楚，乃至杏花春雨裡的江南。

在行路難的古代，遠行是一件令人頭痛的苦差事，遠非今天的旅遊愛好者們所能想象。遠行的最佳選擇，無過坐船，尤其是順流而下。“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的寫意，令年輕的蘇東坡既感到輕舟前行的舒适，也由此聯想到日後前程的美好。

從四川嘉州（今四川樂山）到湖北江陵，其間的水路1000多公裡，蘇東坡的船足足行駛了兩個月。一方面說明，即便是順水，速度也慢得可憐；另一方面還說明，沿途過多的美景花費了他們相當多的時間。

這的确是一條美景叠出的線路，借用古人的話，那是“如行山陰道上，令人目不暇接”。一輩子與大自然關系親密的蘇東坡——事實上，古人幾乎都像蘇東坡一樣熱愛着雄偉或秀麗的大自然，他們力求從大自然中悟到一種浩然之氣——肯定不會放過這種難得的機會，沿途的風景都留下了他的腳印和詩行。

蘇氏一家于十月六日來到眉山下遊的嘉州。在這裡，三江交彙——青衣江彙入大渡河後，東流約5公裡，一頭紮進岷江。舉世聞名的樂山大佛，就矗立在江畔。蘇東坡寫道：“奔騰過佛腳，曠蕩造平川。”

犍為是樂山下遊岷江之濱的一座小城。這座城市地處漢族與少數民族交彙地帶，向來是兵家要地；至于地下豐富的鹽、鐵資源，則為它赢得了金犍為的美稱。

犍為既因地處群山之間而偏遠，又因岷江溝通而四通八達。這種獨特的地理條件，使得不少文人墨客，都在犍為有過長長短短的停留，并留下了為數衆多的詩篇，犍為也因這種文化浸潤而養成了崇文尚教的傳統。

坐落于縣城的文廟便是犍為作為文教重鎮的重要物證。當蘇東坡一家經行犍為時，文廟才落成40多年。蘇氏父子是否到文廟拜谒，史無明載。不過，犍為的一家私人藏書樓，卻給蘇東坡留下了深刻印象。

藏書樓主人姓王，到蘇東坡時代，藏書已曆七世，其藏書之富，自然蔚為大觀。三蘇父子均嗜書如命，于是慕名前去拜訪。但從蘇東坡留下的詩看，高大的藏書樓雖然伫立江畔，但主人似乎不在。他為此感歎：“雲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

奇特的是，20年後，當蘇東坡貶谪黃州，跌入人生低谷時，到黃州第十天，他偶然認識了王氏兄弟——王齊愈、王齊萬。他們不僅與蘇東坡同為四川老鄉，并且，就是犍為藏書樓的主人。早些年，兄弟倆用船載了大量書籍，客居于黃州對岸的鄂州。從那以後，王氏兄弟與蘇東坡時相往來，蘇東坡常從王家借書，并為王氏兄弟寫過好幾首詩。其中一首，透露出王家七世藏書的秘密：“君家稻田冠西蜀，搗玉揚珠三萬斛。”

去年，我為央視《中國影像方志·犍為篇》撰稿，數次到犍為調研，問及王氏藏書樓舊址，均無準确答案——其實，早在清朝年間，藏書樓就已渺不可尋了。僥幸蘇東坡為它留下了詩篇，才讓我們知道在近千年前的這座偏僻小城，居然有一座宛如琅嬛福地的私家藏書樓：“寒江流秭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山谷。”

客船順着岷江，在戎州（今四川宜賓）進入長江，江面更為開闊，水量更加豐盈，而故鄉也愈加邈遠，回首西北方向，惟見蒼茫的雲霧與水鳥。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老杜當年計劃中的歸家之路，基本就是蘇東坡前往首都之路。

巫山山脈是中國大地第二、三級階梯的分界線，長江蜿蜒至此，遇其阻擋，江水奪路而出，形成長江三峽。

由于順水順風，船的速度相當快，兩岸疊翠的青山如同馬群一樣向後疾速奔去，蘇東坡看到岸上的行人，興奮地想和别人拉話，可還等不到回答，他的船已經如飛鳥一樣遠逝：“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經過巫山十二峰時，一個當地的老船夫給蘇東坡講述了他年輕時的經曆。他說他經常登上江邊最高的山峰，山峰上有池塘，他就在池塘裡洗澡，把衣服挂在池邊的樹上。巫山有大量的猴子，但他所到之處太高，連猴子也不見蹤影，不過他并不害怕。他還在神女祠附近看到一種奇特的竹子，竹枝特别柔順，一直垂到地上。風吹修竹，竹枝來回擺動，竟自動把神女祠前的空地打掃得幹幹淨淨，好像神女的仆人。蘇東坡聽了，不禁神思悠然：人也許可以成仙，最大的困難就在于無法忘記人的欲望——終其一生，蘇東坡就像大多數中國古代文人那樣堅信，世界上真的有神仙，自己有一天也許就會追随他們而去。不過，終其一生，蘇東坡雖想乘風歸去，卻永久地留在了堅實的大地上。

夷陵是今天湖北宜昌下轄的一個區。曆史上，扼守于三峽出口的夷陵曾發生過知名的夷陵大戰。夷陵這個名字，意味着連綿數百裡的高山峽谷已經結束：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

對蘇東坡來說，夷陵和他終生感激的伯樂有關。伯樂，就是歐陽修。

歐陽修長蘇東坡29歲。景祐三年（1036年），也就是蘇東坡出生那一年秋天，歐陽修被貶為夷陵縣令。夷陵屬峽州地盤，雖是州治所在，卻是一座破敗小城。用歐陽修的話來說，“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居民住處逼仄，竈房、倉庫、廁所、水井混在一起，一個房間上面住人，下面養豬。房子都用茅草和竹子修建，一年要遭好幾次火災。

1035年，朱慶基任峽州知州。他上任後，極力整治夷陵城，修栅欄，鋪街道，種樹木，建官署，終于使夷陵城有所改觀。在京師時，朱慶基與歐陽修就有交情。這樣，當歐陽修貶任夷陵縣令後，朱慶基對他十分關照。在州衙東側，為他修了居所，命名為至喜堂。

與至喜堂相映成趣的，是位于長江邊的至喜亭。1037年，朱慶基在長江之濱建了一所亭子，供來往船家及客商休息。歐陽修将其命名為至喜亭，意思是說，從上遊而來的船家客商，都因走出了兇險的峽江而心生歡喜。

一堂一亭，歐陽修都為之作記。20多年過去了，蘇東坡舟過夷陵，欣然前往至喜堂并作詩紀念。他看到，歐陽修居住過的屋子很破了，但當地人還在不時修繕；歐陽修親手種植的楠木，已經亭亭如華蓋。

清人袁枚認為，貶谪夷陵，對歐陽修的人生影響極大，甚至是他後來有大成就的重要基礎，即所謂“廬陵事業夷陵起，眼界原從閱曆增”。先輩這種處逆境而自安自強的精神，對年輕的蘇東坡來說，無疑是一種激勵和鞭策——以後，蘇東坡能在比夷陵更為偏遠落後的惠州儋州樂觀地生活，早年的這些啟示不無潛移默化之影響。水轉陸：古驿無人雪滿庭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李白這首小學生都能背誦的詩，使江陵聲名遠播。如今的湖北荊州市，有一座荊州古城。這其實就是古代的江陵。很多年來，江陵或為荊州州治，或為江陵府治，直到上個世紀才被一分為三。

蘇氏父子輕松愉快的水路行程在江陵畫上句号。嘉祐四年（1059年）農曆十二月八日，一家人順利抵達江陵。自嘉州到江陵，行船計60日，沿途經過了11個郡，26個縣。

春節已近，一家人在江陵過節。其間，蘇東坡将父子三人沿途所寫詩文100篇編為一冊，題為《南行前集》。蘇東坡的作品最多，詩歌44首，賦兩篇，差不多占了一半。蘇東坡在序言裡強調，為文貴在自然，不能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到了胸中有話，不吐不快時才能寫出好文章。他說，“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這庶幾也是蘇東坡一生所信守的為文原則。

1060年正月初五，當江陵城還沉浸在喜慶之中時，蘇東坡一家又出發了。這一回，他們無船可坐，隻有驢子可騎，家眷和行李則放置在租來的馬車上。

從嘉州到江陵，他們一直由西向東；從江陵開始，由南向北。這餘下的陸路1000多裡，大體就是沿兩條著名的古驿道前行。

一條是荊襄驿道，又稱荊襄古道，南起荊州，經荊門而北達襄陽。一條是南襄隘道，南起襄陽，北達南陽盆地北部的方城。自上古時起，這兩條以襄陽為交彙點的古道，就是南方與中原溝通的捷徑。

漢水之濱的襄陽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古城，控漢水扼古道的地利，使其從戰國時起，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陽也是一個人傑地靈的地方，諸葛亮年輕時即隐居于此，直到劉備三顧茅廬後出山。他當年躬耕壟畝的隆中，就在襄陽城西。蘇氏父子欣然前往，并賦詩留念。

襄陽城南，岘山蒼翠，它因西晉名将羊祜而著名。《晉書》上說，羊祜鎮守荊襄時，經常到岘山飲酒，一次對同遊者感歎：自從有宇宙就有了這座山，古往今來的賢達之士，登山遠望，就像我與你們一樣，真是太多了，不過都湮滅不聞，不免使人傷悲。後來，唐代詩人孟浩然隐居襄陽，也曾多次到此，并寫下了一首著名的詩篇：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迹，我輩複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蘇東坡當然明白，就在他伫立遠眺的地方，名将來過，大師來過，而今，除了線裝書裡語焉不詳的幾行文字，這世上再也找不到他們的蛛絲馬迹了。很自然地，蘇東坡心裡也像孟浩然懷念羊祜那樣，懷念起羊祜和孟浩然。

古人總是懷念更古的人，這并不是他們好古，而是那種對生命流逝、時光不再的人生苦境之無奈。時光總是要遠去，一切都将成為曆史。孟浩然距羊祜400多年，蘇東坡距孟浩然300多年。我們今天距蘇東坡則又已近千年。世間的人與事，隻要落入時間的塵網，就注定要一步步成為過去。

從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間的方城垭口出了南陽盆地，蘇東坡一家來到了遼闊的華北平原。按竺可桢的理論，蘇東坡生活的11世紀，中國的氣候已經從唐代的溫暖期，進入了又一個寒冷期。蘇東坡一家北上京師的這年春天，氣候尤其寒冷。蘇子由在他的詩裡說，盡管春天已至，但唐州（今河南唐河）一帶由于天氣太冷，“田凍未生麥”。

當他們行進到尉氏境内時，天降大雪，被困于冷清的驿站。蘇東坡無事可做，就在大堂裡飲酒。一會兒，他看到有一個人冒雪走進庭中，下了馬，取下鬥笠，上面的積雪有一寸厚。此人面色黝黑，一看就是長期漂泊在外。蘇東坡招呼他同飲，那人也不客氣，坐下來就喝。兩人似乎沒有更多的交談，隻是相顧飲酒，偶爾露齒一笑。不知不覺，蘇東坡喝醉了。第二天一早，雪停了，那人策馬離去。蘇東坡這才想起，自己連他的名字也沒問。

多年後，蘇東坡在密州時，寫下名篇《超然亭記》。這是一篇最能洞察蘇東坡為人處世原則的作品。“凡物皆有可觀。”這和蘇東坡後來總結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的脾性一脈相通。既然天下萬物都有可觀，那麼就“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也就是說，“脯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于是，蘇東坡進而認為，“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是故，哪怕一個素不相識的萍水相逢之人，蘇東坡也能善待他，與他同飲同醉，如同相知多年的好友。這既是與人為善，也是豁達樂觀。

後來，中年和晚年的蘇東坡極為不順，先後谪貶黃州和更為遙遠的嶺南及儋州，卻一直能夠自得其樂，在屬于他的狹小有限的空間裡，感受生命的快樂和幸福，究其源，和他那種超然的内心息息相關。

第二次來到京師，外省青年蘇東坡兄弟和他們的父親再一次名噪京華，甚至，超過了第一次。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十七日，蘇東坡昆仲參加了制科考試。制科是宋朝人事考試中的大科，極受優待，但不經常舉行。兩宋300多年間，一共隻舉行了22次。凡在制科考試中考中的官員，一律升官；考中的百姓，立即得官，而且不會任命到邊遠地區。

主考官是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幾位重臣。蘇東坡兄弟倆皆順利通過，并參加了八月二十五日，由宋仁宗親自主持的禦試。這次在崇政殿舉行的考試，考生隻有蘇東坡、蘇子由和王介三人，考官卻有胡宿、司馬光、範鎮和蔡襄等5人，以及宋仁宗這位超級主考。

蘇東坡的考試成績列入三等，蘇子由和王介四等。粗粗一看，以為蘇東坡似乎考得不盡人意。其實不然：宋人葉夢得《石林燕語》解釋說：“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也就是說，一等和二等不過是虛應故事，不會産生，三等就成了事實上的最高等。而且，自宋朝開國到蘇東坡時代，制科考試獲得三等的，隻有蘇東坡和吳育兩人。

宋仁宗是一個求賢若渴的明君，他臨朝幾十年裡，手下可謂人才濟濟。當他讀了蘇東坡兄弟倆的制策後，忍不住興奮地告訴皇後：我今天為子孫選出了兩個宰相。

清代學者、蘇東坡研究專家王文诰認為：“自此，蘇轼父子赫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多衆講問，以其文為師法。”

這一年，蘇東坡虛歲26。

那時，在這個春風得意的年輕人眼裡，自己不僅詩文冠絕天下，乃至于出将入相，建功立業，也都将是順理成章的事——就像舟行長江，一路俱是好風好水。

那時，他完全意想不到，以後，命運要峰回路轉，他将遭遇烏台詩案，遭遇一次次貶谪，一次次背向京師的遠行。“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而這些意想不到的苦難與挫折，卻将進一步雕琢他，造化他，成就他，把他從一個文思泉湧的才子，升華為文章與品行都可圈可點的哲人和智者。這一切，如蛹化蝶，似花結果。（聶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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