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為政》中有一句"君子不器"，很多人不能理解。

從小，我們就被教導，"男人就要成器"。而“不成器”，則通常是形容教育失敗之人的，如“你個不成器的東西”。那為啥孔子他老人家卻告訴我們，“君子不器”呢？

對此，通常的解釋都是，“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樣，隻有某一方面的用途，而應該博學多識。”

這是翻譯了北宋大儒朱熹對《論語》的批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這樣的解釋是不完整的，很多人會認為，博學多識也是要成為國家棟梁之才。如果這樣理解，孔子無非是在教儒生們，如何成為帝王之器，多功能的“重器”。

其實無論是孔子還是朱熹，他們的本意，都不是将君子與一個博學多識、多用途的人劃等号。博學多識隻是成為君子一個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

為什麼這樣說呢？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必須要弄明白一個問題，“君子”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是啊，什麼是“君子”呢？有人說，君子是博學多才的人；也有人說，君子應該是有修養，道德高尚的人。總之，七嘴八舌，說什麼的都有，我們乍一聽，還都挺有道理。

其實，“君子”從來沒有一個具體的定義。即使你去問孔子他老人家，“君子”是什麼意思？如何成為君子？他也不會正面回答你。

因為，“君子”是我們所有中國人的一種集體人格，是中國人代代相傳的一種文化心理、文化基因，也就是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是一種超越曆史，超越現實的理想型人格。

所以，君子是一種“道”，我們永遠也無法抵達，隻能無限地去接近它。

正是因為這樣，在整部《論語》中，孔子也沒有給“君子”這個概念下定義，隻是通過君子懷德、君子之德風、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蕩蕩、君子中庸、君子有禮、君子不器、君子知恥……這樣展示君子不同緯度的面貌，來告訴我們如何做才能符合“君子”之道。

在周代，“禮”曾經是社會、政治乃至宇宙秩序的體現。然而到了孔子的時代，禮也崩了，樂也壞了。孔子為了化解亂世的危機，将秩序、條理，化入了“君子”這個理想人格的修養當中，提出了克己複禮，并主張用審美教育的方式将人培養成“君子”。

在孔子之前，“君子”原本是一個政治身份概念，是宗法等級社會裡的統治階層。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小人”。

我們今天的現代人，習慣用“君子”和“小人”這對概念來表示人的道德品質。然而，最初這對概念的用法中，“君子”與“小人”主要是指不同的職業、身份和知識背景的人。

“君子”指的是處于社會中上層的貴族與社會的管理者，“小人”則是承擔具體職事的下層貴族，以及從事生産的庶人。概括地說，“君子”是社會的政治、生産中的協調組織者，“小人”則是具體政令的執行者。

所以，在最初時，君子和小人這對概念，作為社會不可缺少的分工，在身份意義上對于社會都是必要的，并沒有現代社會語境下的價值褒貶之意味。

随着社會的發展，“君子”和“小人”這對概念，慢慢地開始側重于人格教養、心胸氣象，才逐漸帶有了道德的、審美的内涵。

孔子之所以偉大，就在于他精煉地點出了“君子”的一些本質特征——“君子不器”就是其中一點。

“器”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各種分散的、有專門用途的，各種工具的總稱。而與“器”相對應的，則是“道”。

正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中國古代人對社會分工，相應人的思想意識，就是用“道”與“器”作為區别——掌握了“道”的人，駕馭衆多的“器”。

比如，在《周禮》的記載中，越是跟社會、信仰這些秩序相關内容打交道的人，比如協理陰陽、調和天人等，在《周禮》中的品級就越高，因為他們對于“道”的認識層次比普通人高一些嘛。

而那些内容比較具體的、技術性的和專業的工作，則級别比較低下，從事這樣工作的人也多。因為這些工作所涉及的制度、秩序方面的範圍要狹窄一些，其從業者對社會文化的整體秩序的理解，也就受到更多的局限。

因此，也可以說，職業、身份、社會階層的不同，造就了人的視野的不同。從職業、階層而言，“君子”較為接近于“道”，而“小人”則接近于“器”。從思想意識的角度看，“君子”能在整體上，去領會和欣賞較複雜的事物，而“小人”的精神世界，相對“君子”來說就顯得狹小和簡單了很多。

正因如此，周代統治者為了讓未來具有君子身份的人，也能夠具備君子特有的内在素養，便對“國子”們開展了專門的貴族教育，讓他們自幼養成一種“君子”特有的中庸平和的品質，與“小人”區别開來。

後來，由于禮崩樂壞，孔老夫子眼看着社會上地位高的人普遍道德淪落，便開始推行“有教無類”的“君子”教育，弱化了“君子”在等級身份和專業分工方面的意義，而逐漸去強調“君子”在精神氣象方面的意義，從而讓“君子”的概念發生轉變。

正因如此，在《論語》當中，孔子從來沒有去号召他的學生謀求成為在身份、分工意義上的“君子”，而更多的是要求他們具備君子的心胸品格。

比如，孔子的學生子夏及其門徒對于守禮、行禮都非常地紮實笃敬，但有些拘束于禮本身。子遊曾經批評他們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論語·子張》

孔子也曾經特别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

“君子儒”與“小人儒”，其實是孔子自創的一對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關于“小人儒”，孔子的意思是，如果儒者被自己的專業性思維給束縛住了，隻會循規蹈矩，卻不能理解這些技能、規矩的意義，跟“小人”有什麼區别？“小人”可能打一輩子鐵，而“小人儒”則念一輩子儒經。

“君子儒”，則是孔子對真正奉行“君子”之道的群體的定位：他們不僅精于技藝，還關心禮義、道德、文化傳承等，對于社會的發展有建設性的大問題，在生活中，他們還必須體現出“君子”文雅優美的風度。

用今天的大白話來說就是，“君子”之道，不是機械地讀書、工作、結婚、生育，那樣隻能像“小人”一樣，淪為“器物”。真正的“君子”之道，是要在人生的每一個具體的執守當中，把握住具有普遍意義的“道”。也就是說，我們得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工作，為什麼結婚，為什麼生育，為什麼要遵循道德和禮儀。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将生活過得具有審美意義，這樣才是“君子”之道。

孔子說“君子不器”，到底是什麼意思？

關于這一點，在孔子跟子貢的對話中，我們其實可以找到答案。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論語》·公冶長

子貢問孔子：“老師啊，你說我這個人怎麼樣？”孔子回答說：“你，就是一種器皿。”

子貢說：“是什麼器皿呢？”孔子說：“瑚琏——也就是在祭祀時才被使用的一種尊貴禮器。”

孔子為什麼這麼說呢？要知道，子貢可是孔門十哲之一，不僅胸有雄辯之才，腹有治國之略，被魯國、衛國先後拜為丞相，他還非常善于經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為什麼孔子要把子貢比喻成瑚琏這樣的一種在祭祀時才被使用的禮器呢？

其實，這是孔子對子貢的一種善意的警示。

孔子對子貢警示什麼呢？警示他，不要像瑚琏一樣，變成統治者手中統治百姓的工具。

瑚琏是一種禮器，那禮器是什麼呢？

禮器是祭祀儀式中，人與神鬼交流的一種媒介之物。中國古人用神道設教，将天道、人道、神道整合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大祭司就是古代統治者，禮器是用來向平民表明自己身份與權力的工具。

子貢不管是做大夫，還是做丞相，本質上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事君治民”。什麼意思呢？意思是：為君主服務，去管理民衆。也就是處在君主和民衆中間的官僚，對上，效忠君主，替君主做事情；對下，對老百姓進行統治和管理。

就這樣，官僚就産生了兩張面孔：在君主面前，他們是臣子，必須順從君主的意志；而在老百姓面前，他們又是父母官，掌握了很大權力。

然而，在君子——官僚——百姓的這個結構中，君主占據了絕對核心的位置。從理論上來講，官僚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如何去管理老百姓，都是君主規定好的。官僚所有權力都是君主給的，官僚本身隻不過是君主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完全沒有獨立性。

如此一來，那官僚的作用豈不是跟禮器一個樣？其實，孔子的警示，又何止是對子貢一個人說的呢？

自從人類社會産生了分工，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就随之誕生了。有的人因為出身高貴，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成為了“君子”，去參與社會這個龐大機器的頂層設計者，比如制禮的周公。而更多的人，則要接受頂層設計者的規訓，一生最大的價值，就是能成為一個對社會機器有用的“零件”，比如村裡的二柱子。

二柱子家裡祖祖輩輩都是鐵匠，如果有一天他不想當鐵匠，而是想靠打把勢賣藝為生，則會被周圍的人認為“不成器”。

曾經，年少的我對古代的二柱子們缺少人生的選擇，隻能淪為打鐵機器而報以同情之心。然而，長大後我才發現，現代人的處境也并沒有比古代的二柱子好到哪裡去。

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政府、學校，各種企事業單位，都已經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主導下，變成了一個個官僚化的組織。

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決定性作用下，組織形式、系統的整體目标、整體效益、整體效率永遠是最高的追求，進而造就出了一種“工業文化”——這種文化，雖然包裹着大衆文化的外衣，但它關心的卻不是人的創造能力、批判能力、鑒賞能力和文化素質等精神層面的提高，而是如何去操縱大衆意識、消解獨立個性、遏制有害思想，使人成為一種馬爾庫塞筆下的那種沉迷于物欲的單向度的人。

在這樣的社會體系作用下，一切都是為了追求效率出發，人也就被簡化成一套指标，誰也不會在乎你的個性，你的精神追求。總之，那些和任務無關的個人屬性甚至可以忽略不計。

如此一來，以前無法被量化統計的複雜的個人，也就變成了可以計算的數據。

于是，整個世界就像是變成了一部時刻不停地運轉，且效率極高的巨大機器。現代社會就是一條流水線，社會中的每一個部門，從政府到企業，都是這個自我循環的流水線上的一環。

我們這些普通的個人，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了機器上最細小的一個個零件，甚至是磁盤中的一節比特位。

對于社會這個龐大機器來說，它隻關注零件們能否正常發揮功能。而零件的（個人）人格品質、價值觀念、興趣愛好、審美趣味，這些與功能無關的因素，在理性計算的邏輯面前都要被忽略不計。社會呈現出機器的屬性，人則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機器的零件，這種傾向成為了現代社會制度的基本特征。

德國思想家馬克思韋伯将這稱為“現代的鐵籠”，我們現代人無一幸免，都被囚禁于這樣的鐵籠之中。

這鐵籠讓我們隻專注于工具理性，也就是眼中隻有目标和效率，進而忽略了人和社會的價值，也就抛棄了價值理性。

比如，我們這些打工人，經常為了完成KPI，做一些對公司長期發展無意義，甚至有害的事情；有些政府的官員，為了GDP的考核目标，跟風發展房地産、高污染的産業，卻不願在教育、科學創新上加大投入。原因無他，前者雖遺禍萬年，但回報快，收益高；後者雖造福社會，但是投資回報周期太長，勒緊自己的褲腰帶為後人栽樹乘涼的事情，誰願意幹？

在社會關系方面，組織與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開始逐漸片面化。組織把人當工具，為了組織目标而服務的管理者，也不再把人當人，而是當成機器的零件，成為一種資源——人力資源。

不僅如此，在工業文化的作用下，藝術、道德和信仰等精神層面的内容，也日益出現商品化的态勢，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成為人們的道德主宰和生活方式，整個社會陷入無所不在的物化文化操縱之中。

這讓人不禁想起馬克思的那一句振聾發聩的話：“在資産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着就是為了賺錢。”

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資本化，為現代社會帶來兩大惡果——技術的困境與價值的虛無。

技術的困境指的是，技術讓整個社會高效地運轉，創造出巨量的工作機會，提供空前豐富的物質和文化産品，在大範圍内解決了貧困、匮乏、奴役、疾病，這些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問題的同時，它也對這個世界造成了很多負面的影響。比如生态環境的惡化，再比如人們雖然外表生活富足，但内在精神卻極度貧乏——價值的虛無。

現代的鐵籠讓我們中受益的同時，也囚禁着我們的靈魂。

所以，每當翻開《論語》的時候，我都會被孔子他老人家對芸芸衆生的憐憫所感動。孔子在我們耳旁念叨着“君子不器”，不就是在提醒我們，不要淪為現代鐵籠的囚徒，徹底淪為“工具人”嗎？

這時候有人或許會說，本來我沉浸在物質的享樂中，還意識不到自己是“工具人”，經過孔子這麼提醒，才意識到自己是個“器”。但是問題來了，我意識到了這些又能怎麼樣？這個世界還不是該怎麼運轉還怎麼運轉？什麼都沒有改變，我依舊沒得選，這樣的提醒又有什麼用？隻會讓人陷入虛無中，去承受絕望的痛苦。

是啊，現代的鐵籠囚禁着我們，已經淪為工具人的我們無力将其打破。然而，我們雖沒有能力打破它，但并不意味着我們就要主動“忘記”它的存在，而徹底淪為它的囚徒。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話》。

傳說西西弗斯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國王，他綁架了死神，想讓世間不再有死亡，結果卻觸怒了天神宙斯。

為了懲罰西西弗斯，宙斯讓他把一塊巨石從一座山的山腳推到山頂，但在抵達山頂的一刹那，這塊巨石就會滾回山腳，讓西西弗斯前功盡棄。

于是，西西弗斯開始一次又一次地把這塊巨石推上山頂，但這件事永遠也不可能完成，他隻能永遠做着這件艱苦而又徒勞無望的工作。

諸神認為，這是對他最嚴厲的懲罰。

然而，西西弗斯并沒有因此而絕望、消沉，而是接受了現實，勇敢無畏地一次次将巨石推到山頂，再看着它向山下滾落。

西西弗斯的命運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但是，西西弗斯用行動向我們證明，即使在被安排好的荒誕人生中，我們依舊有選擇的自由——他可以選擇，沮喪絕望，充滿怨恨和悲哀，讓這件事變成最痛苦的折磨；我們也可以選擇，勇敢無畏地去一次次推動這塊巨石，即使它會一次次墜落。

這樣一來，宙斯的懲罰就不再是無意義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選擇創造出了意義，用無盡的鬥争精神去對抗虛無。所以加缪說：登上頂峰的鬥争本身足以充實人的心靈。應該這樣設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因此，盡管我們被現代鐵籠所囚禁，但我們的命運仍是自由的。自由的命運意味着人總是可以有所選擇，而且必須做出選擇。正如，我們可以選擇在物欲中沉睡，徹底成為社會機器的一個零件；當然，也可以選擇時刻保持清醒，做那個永遠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器”與“不器”如何選擇？這可能是我們現代人，終其一生都無法回避的終極難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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