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史上,杜甫占有繼往開來的重要地位,被後人稱為“詩聖”。他在詩歌中體現出來的“民胞物與”的人文光環,以及對于現實政治的深刻關切,使他的詩歌能夠反映出唐代由盛轉衰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又稱杜甫的詩歌是“詩史”。杜甫的崇高人格及其詩歌中體現出來的人文主義光輝,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杜甫儒家思想的來源
杜甫的思想博大精深,深受盛唐風氣的影響。他年輕時曾修道求仙,對佛教經義也有領悟,然其仍以仁民愛物、“緻君堯舜”的儒家思想為主。
(一)地域文化的熏陶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鞏縣城東二裡的瑤灣村,唐時屬都畿道河南府,隋唐時期屬于山東(崤山以東)文化。
隋唐時期,主要有江左文化、關隴文化和山東文化這三大地域文化。江左士子多為士族,門閥意識較強,具有較高的藝術修養,故較重文學藝術才華,多憑門資進身,安流知足,進取意識不強。關隴一代則多為胡漢雜糅之軍事貴族,重軍功,尚俠義,輕死生。山東士子則因多為禮樂傳家的舊士族,在北朝又失去了政治特權,所以多以經術進身,“經世緻用”思想較為強烈。
唐高祖依憑關隴軍事貴族得天下,唐太宗治天下則主要用山東人士,其22名宰相中山東人占了一半,重臣魏徵、房玄齡、馬周都是山東人。武則天時重臣狄仁傑、郭元振、魏元忠也都是骨鲠忠直的山東人。
随着開元前期儒學的複興、君臣關系的重建,山東士子多走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道路。開元末年,詩壇上也崛起了一大批山東文士。據《全唐詩》小傳統計,盛唐101位詩人中,出自山東地域的就有43名,高适、岑參、王維、崔颢、王灣、祖詠、李颀、王翰、劉長卿等一流大詩人也都是山東人。
在此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杜甫自小就希望以文學經術入仕,實現政治理想。
(二)家學傳統的繼承
杜甫認為,杜氏是陶唐氏的後人,具有源遠流長的“士食舊德”的家族文化傳統:“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志》)“仁義禮智信”既是儒家思想,又是杜氏家族文化傳統;“公侯伯子男”既是當時社會實現“堯舜之道”的必由之路,也是杜氏家族中人“功業”的體現。
對杜甫影響最大的是杜氏家族中“奉儒守官”政治文化傳統和“未墜素業”的家族責任感。其《進雕賦表》雲:“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奉儒守官”就是要通過做官來推行儒家之道,其家族中杜預正是杜甫的榜樣。杜預是晉代重臣,文武雙全,功業卓著,對儒家經業也造詣頗深,有《春秋左傳集解》。杜甫在祭奠杜預時告誡自己:“不敢忘本,不敢違仁。”(《祭遠祖當陽君文》)所謂“本”就是自杜預以來“奉儒守官”的家族傳統。杜甫也說:“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複照耀于明時。”(《進雕賦表》)唐初以來,杜氏家族所任官職越來越小,杜甫焉能沒有危機感。所以他自小就樹立了繼承“奉儒守官”的家族傳統,紹興家業的人生理想。
(三)時代精神的影響
李唐王室雖然尊老子為先祖、道教為國教,然而初唐到盛唐的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尊崇儒家。貞觀年間,唐太宗深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有較強的儒家“民本”意識,“以仁義為治”,而且能夠虛心納谏,聞過則改;魏徵、房玄齡等大臣也能直言進谏,做《荀子》所說“從道而不從君”的直臣、诤臣。唐玄宗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先是重用姚崇、宋璟,推行仁政,後又依靠張說、張九齡,尊崇文儒,興複禮樂,姚、宋、二張也都能盡心輔佐唐玄宗實行儒家教化,君明臣賢,迎來了“開元盛世”。
作者:杜曉勤 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本文節選自宣講家網文稿《 杜曉勤:詩聖杜甫與詩史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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