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蜀慧、周文俊、李丹婕

景蜀慧像 章靜繪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景蜀慧教授主持修訂了二十四史中的《梁書》《南齊書》與《陳書》，在修訂版《陳書》出版之際，《上海書評》記者采訪了景蜀慧教授及修訂組的周文俊副研究員、李丹婕副教授，請他們談了編纂、點校與修訂的基本情況。

與之前的《梁書》相似，《陳書》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曆經三朝（陳、隋、唐）完成的，您能先簡單介紹一下這部書的修撰過程嗎？

今天我們看到《陳書》署名為姚思廉（557-637）撰，其實是他接續父親姚察（533-606）的遺稿編次而成的。這樣父子相續的修史事業，在漢唐時代并不少見，比如漢代的司馬氏父子、班氏父子，另外，初唐的《北齊書》（李德林、李百藥父子）、《北史》《南史》（李大師、李延壽父子）等書也都是這種情況。

姚察從梁朝末年開始參與梁朝國史的修撰，此後官銜幾經變化，但始終兼掌史官之職，到陳後主在位期間，梁史之外，也奉命着手修撰陳史。陳亡入隋後，姚察又奉隋文帝之命，編撰梁、陳二代史，但兩部書還未完稿，姚察就去世了，臨終時他命子思廉續成其書。據姚思廉在《陳書·姚察傳》中的記述，姚察生前撰成篇幅已頗可觀，我們今天看到《陳書·高祖紀》《世祖紀》卷末論贊，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雲雲，應該就是姚察的原稿。姚察去世後，姚思廉上表陳述父親的遺願，隋炀帝下诏準其續撰梁、陳二史，但由于隋朝很快陷入戰亂，續修工作未能完成。至唐初，唐高祖命中令書蕭瑀等人修撰前朝史，姚思廉為陳史修撰者之一，但這次修史活動很不成功，曆經數年不就而罷。貞觀二年（628），唐太宗下诏修撰前朝史，姚思廉負責撰修梁、陳二史，最終于貞觀十年正月成書。

可以看出，雖然政權幾經更疊，但姚察父子修撰陳朝國史，始終是受皇帝之命而為，最終成型的《陳書》，也是唐初就周、隋、梁、陳、齊五代史開展的官修工程成果之一，因此，我們在《陳書》卷六《後主紀》後能看到魏徵總括陳朝一代興亡的論贊，在卷七《張貴妃傳》末“史臣曰”之前，也有魏徵對後主在位期間宮廷史事的一段詳述，這些都是魏徵以五代史監修官的身份參與陳書撰修的痕迹。不過，即便有國家工程的背景，姚氏父子接續編撰梁、陳二史，仍與吳興姚氏的家學傳統分不開。

姚察父姚僧垣雖精于醫學，以醫術顯于西魏、北周和隋朝，但其從少年時代起，便愛好文史，其商略今古的見識，頗為當時學者所稱道（關于姚僧垣的事迹，參見《周書》卷四七《姚僧垣傳》）。姚察本人博通經籍，精擅禮樂，陳朝時一直兼掌修史和著作事務，進入隋朝還參與了一系列國家禮樂重建工作。姚察的弟弟姚最，據史書記載，也是“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周書》卷四七《藝術·姚最傳》）。可以說，史學是姚氏家族頗具傳統的一門家學，姚思廉自幼便浸淫在這樣的學術風氣之中。姚察尤以治《漢書》聞名，姚思廉少時便從師父親受《漢書》學，因此，與同時期史書中頗為流行的骈俪文風不同，姚氏父子崇尚古文，追模《漢書》筆意，清人趙翼在其《廿二史劄記》中便有一個條目作“古文自姚察始”，寫到“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即是就姚氏父子的史筆所發之論。因此，了解姚氏父子史學的家學背景，尤其是其《漢書》學的治學旨趣，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把握《陳書》的撰成及其特色。

陳朝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曆史時段中的存在感最低，被認為是南朝國勢最弱的一朝，除了這樣簡單的價值定位，我們該如何認識陳朝的曆史地位，以及相應的，《陳書》為我們更好地了解陳朝提供了哪些值得注意的信息？

陳朝是在梁末大動亂的廢墟上建立的，且内憂外患不斷，國境亦較前代大幅收縮，基本上僅劃長江而治，就國勢強弱而論，陳朝無疑是一個弱勢王朝。不過對其曆史地位的認識，未可局限于這一判斷，還要從曆史前後脈絡作通貫理解。

作為南朝定都建康的最後一個政權，陳朝是東晉南朝文物制度的繼承主體。我們知道，東晉南朝的學術文化，盛極于梁代。梁武帝蕭衍在前代深厚累積的基礎上大力經營，創造了學術文化繁榮鼎盛的局面。對此，北齊政權實際締造者高歡曾有過着名言論：“江東複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士子悉奔蕭衍”（《北齊書·杜弼傳》），道出了當時中原士大夫對于南朝“衣冠禮樂”的向慕心态，也從側面反映出南朝擁有的巨大文化優勢。但另一方面，梁武帝治下的經濟與社會，其長期積弊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愈加惡化，最終由侯景之亂，引發全面崩潰（參見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第三章《貨币經濟的進展與侯景之亂》）。這次動亂不僅敲響了梁朝的喪鐘，還激化了南朝社會複雜而尖銳的内部深層矛盾，在國家與社會諸層面造成了持續的巨大破壞。士人精英在動亂中或死亡或流離，書籍文獻亦大量散失亡佚，至如梁元帝蕭繹身為梁政權的繼承者，在江陵陷落時更焚毀了所聚七萬餘卷書籍，即是文化劫難之縮影。東晉南朝以來發展起來的文物制度，在連續的浩劫中有毀于一旦之虞。在此語境下，陳朝的建立對梁亂殘局起到了重整收拾的作用，使陷于崩潰的國家與社會秩序得以恢複。從《陳書》的記載，我們看到大量因梁末之亂而流寓各方的士人，在陳代回歸鄉裡或出仕朝廷，南朝文物制度因此得以維持不墜。《侯安都傳》記載侯安都招聚文士，“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铿、張正見、徐伯陽，劉删、祖孫登……并為之賓客”；又如《文學·徐伯陽傳》記載“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诠、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删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于世”；再如《儒林·張譏傳》記載“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複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于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等，都反映了學術文化活力的恢複。盡管整體上仍難與前代盛況相比，但對于南朝文物制度，客觀上還是起到了内部修複的積極作用。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開篇叙論，以“梁、陳”為隋唐制度三大源頭之一（另外二源為“北魏、北齊”“西魏、周”），雲：“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制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采用，而傳之于李唐者”，“舊史所稱之‘梁制’實可兼該陳制，蓋陳之繼梁，其典章制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所論深具卓識。陳朝作為繼承東晉南朝文物制度的政治實體，其被北方政權征服以後，相當于拱手奉上整份曆史遺産，為隋唐吸收采用，在統一王朝的機體内注入多元化的活力，對隋唐盛世的開啟具有深遠意義。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陳朝的立國，還深切反映出南朝社會與族群潛在力量的發展新動向。梁末動亂嚴重沖擊了南朝以來趨于固化的統治架構，以士人精英為核心的統治階層備受摧殘。陳朝依托的政治力量，以及所面對的地方割據勢力，均有不少是出自社會中下層的豪強、酋豪、盜帥之類人物。部分甚至遊離于華夏網絡之外。陳寅恪先生即敏銳注意到《陳書·陳寶應傳》提及趁侯景之亂而起的“郡邑岩穴之長，村屯邬壁之豪”，認為這是“南朝民族及社會階層之變動”，指出“陳室之興起，其所任大将多為南方土豪洞主，與東晉劉宋之時，情勢迥異”，“斯誠江左世局之一大變”（《〈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收入《金明館叢稿初編》）。這些長期在曆史中若隐若現、又在陳朝特殊立國環境下走到政治中心舞台的勢力，實際上是東晉南朝以來對南方持續經營與開發之下，對社會與族群産生的結構性演變結果。由陳代所體現出來的社會與族群方面的結構性要素，在隋朝完成統一、乃至唐代以後，仍然深度且持續地影響着南方區域曆史的演進與發展。

關于《陳書》包含的曆史信息及其獨到價值，可從不同層面予以展開。前人或認為該書叙事形式較為僵化，如柴德赓先生概括認為：“梁陳二書出于一手，叙事有一成例，每傳大緻可分三個段落：第一段先叙曆官次序、第二段叙重要事實、第三段死後必載飾終之典，為死者頌揚一番。此種千篇一律的形式，實無可取。而且其結果是有美必書，有惡必諱。”（《史籍舉要》八《〈梁書〉〈陳書〉》）誠然，《陳書》史傳叙事存在“套路”，不少人物生平的記述，多未脫離于一定的形式。不過随着近年對出土墓志資料研究的深入，我們對《陳書》的這種叙事特點亦有新的認識。羅新、葉炜先生通過比照《黃法氍墓志》與《陳書·黃法氍傳》，注意到兩者行文接近，判斷“修撰墓志時使用了秘書省史館機關原有的史傳資料，而且這種資料與後來的《陳書》非常接近……所依據的資料，隻能是秘書省原有的檔案（名臣傳、功臣傳之類）”（《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提示了《陳書》的模式化叙事，與當時史館制度與官方檔案運作密切相關。就此而論，《陳書》史傳的叙事格套，對于追溯更為早期的史源文本形态與修史運作機制，反而有其價值。而且，《陳書》雖然部頭不大，仍保留了不少較為原始的曆史資料，如各類公文诏書的收錄，展現了陳王朝内部的政治結構、行政運作、軍事制度、文武關系等諸多特色，也為後世了解南北朝末期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地理交通、階層變化、族群互動、地域觀念、區域發展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

盡管《陳書》形式上看似千篇一律，但細讀史文，仍能覺察到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史的良苦用心及深切寄意。《陳書·姚察傳》述“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阙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這段文字位于傳末，屬作者自道，絕非閑筆，它集中表達了姚察對梁、陳二史修撰未克的遺憾，臨終前的鄭重“誡約”，以及姚思廉“泣涕奉行”的使命承負。如前指出，梁朝代表了南朝文化的頂峰、陳朝則意味着南朝曆史的終結，梁、陳二史對于姚氏父子，乃至入仕北方朝廷的南士群體（如文中提到虞世基促成其事，是為代表），無疑有着特别的文化意義，承載着他們對南朝故國往事的追憶與懷思。

從《陳書》的若幹選材與立論，可約略窺見此間心曲。比如，号為“一代文宗”的徐陵生平事迹豐富，《徐陵傳》以近半篇幅載錄了他出使遇梁亂羁留北方期間向北齊宰相楊遵彥緻書求還的全文。這篇緻書長于論辯、情見乎詞，如“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尤令讀者動容，史臣不避文繁載錄，可見甚重此文。究其緣由，大概是該文反映了梁末亂世士人流離四方的哀苦經曆，同時表達了身處北地對故國鄉土的懷思，從而引發了史臣的情感共鳴。再如《文學·何之元傳》不僅記載何之元由南入北、再由北入南的曲折經曆，還引述了他在史著《梁典》“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等言論，也是表達了經曆梁亂之後的南朝士人，對于曆史從盛轉衰的深切思考。

至如《後主紀》的“史臣曰”之論，前人或認為是虛美陳後主，屬“議論極荒唐者”（柴德赓《史籍舉要》），但如回到其前後文考慮，在該史論之前，是居于高位的監修官魏徵對陳後主的一番嚴厲批判，體現了唐代官方意識形态對陳朝亡國的基調。姚思廉此論，相當于是持反調，他敢于面對當時可能的政治壓力寫下史論，尤其最後一句“斯亦運鐘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将南朝曆史的終結歸為天數，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曆史宿命感，未嘗不是身為南士的他，對故國曆史作出的一種思考與情感投射。這種聲音通過姚氏尚能掌握的史筆，頗為曲折地表達了出來，有助于我們了解本與南朝淵源甚深的撰史者，在這部講述南朝曆史終章的史著中，如何委婉地表達心聲。我們或許需要以“了解之同情”細讀文本，才能深切體會《陳書》中所寄寓的南北曆史交彙下南士群體之心路委曲，從而深味個中微意。

姚察、姚思廉曾仕于陳，姚察還深得陳後主寵信，所以趙翼說“《陳書》多避諱”，另一方面，姚思廉在《陳書》中不僅為父親立傳，還為其同僚密友虞世基父虞荔及其叔父虞寄作佳傳。既有隐惡，又有溢美。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做法？

這個問題可以一分為二，其一，是關于《陳書》中的“曲筆”問題；其二，是姚思廉在《陳書》中為父親姚察立傳的問題；這兩點都涉及到，史家的立場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史書的編撰，以及我們該如何認識這一現象。

首先關于“《陳書》多避諱”，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陳書》雖修撰有年，但仍屬于當朝人記當時事，姚察任官陳朝，深受陳後主賞識，因此，在記錄陳史時不免有渲染美化和諱言曲筆之處，前者以《高祖紀》中關于陳霸先的各種祥瑞靈異記載為典型，而後者則可以對陳高祖陳霸先侄陳蒨繼位一事的記載為例加以說明。若據《高祖紀》《世祖紀》的記載，陳蒨繼位乃是奉高祖遺诏而為，但在章皇後、杜棱、蔡景曆、侯安都等多位當事人的傳記中，則完全不見“遺诏”的痕迹，這次皇位更疊根本就是多方力量鬥争與妥協的結果。這類同事異筆的情況，在《陳書》中還有一些，從中能夠看出史家通過不同篇目叙事互補，以存錄史事委曲的史法和用心。應該注意的是，對于後主的失道暴虐之行，姚思廉也沒有一味隐諱。如在卷三○《傅縡傳》及所附《章華傳》中，收入了二人批評後主之政的兩通谏書：“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仇，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绮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嫔而臨軒，老臣宿将，棄之草莽，谄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複遊于姑蘇台矣”，對後主的指責十分尖銳，而傅縡、章華也因此被後主所殺。姚思廉對其事加以實錄，并在“史臣曰”中對傅縡“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表示悲歎，對後主後期之政的臧否之意雖然隐晦，也依稀可見。可以說，這樣的書寫，還是多少保留了一點史家秉筆直書傳統的。

關于姚思廉在《陳書》中為父姚察立傳一事，清代四庫館臣認為，姚察已“稽首新朝”，仍列傳于《陳書》并不合适（參《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對此餘嘉錫先生指出，南北朝諸代多年祚短促，很多官員都是身曆數朝，因此，當時一般通行的做法是，“以位望稍高、事功較著”的朝代相稱，比如《顔氏家訓》署“北齊黃門侍郎顔之推”，《梁書》稱“陳吏部尚書姚察”（參《四庫提要辨證》卷三）。的确，《陳書》為姚察立傳，當也與姚察出仕陳朝期間“位望稍高、事功較著”不無關系。另外，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陳書多避諱”條提到，姚察父子“與劉師知及寄兄荔同官于陳，入隋又與荔之子世基、世南同仕”，因而“為之立佳傳也”，關于這一點，我們其實應該注意到，包括《陳書》在内的五代史修撰是唐朝初年的官方行為，修撰者多為朝廷貴臣，史傳傳主為撰者父祖或同僚友朋之父祖的情況，在所難免。比如令狐德棻負責編撰《周書》，卷三六就有為其父祖令狐整所撰的長篇傳記，另外同書卷三九《杜杲傳》為唐初宰相杜如晦曾伯祖，卷四八《蕭詧傳》為初唐宰相蕭瑀的祖父等，這些都是初唐修撰五代史不可避免會遇到的情況，因此，我們在閱讀這幾部史書和某些具體篇目時，要對其撰寫背景和人際關系有所了解，隻有這樣，對于史家記了什麼、沒記什麼以及怎麼記的等問題，我們才能有更為周全的把握。

還有一點值得一說，那就是“佳傳”并非僅有浮誇溢美之辭，有時也提供了一些不見于他處的重要曆史信息。比如《姚察傳》中提到陳後主非常看重姚察的文章，認為姚察“手筆典裁，求之于古，猶難輩匹，在于今世，足為師範”，凡姚察所作，後主皆索取閱讀，并稱：“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這一記錄就無意中透露了後主對于文章，亦能轉益多師，并非僅欣賞浮豔之文藻。

宋人曾鞏曾在《陳書目錄序》一文中提及，“觀（姚）察等之為此書，曆三世，傳父子，更數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這裡的“難”固然可以有多種解釋，但其中之一肯定和姚氏父子曆數朝、跨南北的經曆有關，叙事書寫不免受到諸多牽掣。不過透過若幹史論，我們仍能看出，身為見證人和親曆者，姚氏父子對陳朝曆史的症結與矛盾有很深的認識和同情。比如魏徵出于唐初以史為鑒的宗旨，将陳朝滅亡之因歸結于陳後主個人的昏庸荒淫，姚思廉則較能從曆史的角度看待陳朝的滅亡，其後主紀“史臣曰”中寫道“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鹹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在陳後主任用施文慶、沈客卿等“小吏”進而導緻“朝經堕廢”的背後，姚思廉看到了南朝由來已久士人“不屑竭智盡心”、君主不得不“以寒人掌機要”的體制流弊。諸如此類，也是我們在理解史家身份與立場的基礎上，閱讀史書時應該尤其留心的部分。

《陳書》沒有表和志，也因此被人批評過于簡略，與此同時，《陳書》又有很多篇幅為學者、文人立傳，這是什麼原因？

《陳書》三十六卷，為二十四史中部頭最小的一部，這當然和陳朝本身的曆史條件有關，也和當時修史的具體背景有關。

一個王朝的史籍，其叙事内容與篇幅大小，與這個王朝存在的實際情況密切相關。前文已經提及，陳朝立國時間短促，短短三十三年時間，内憂外患，無日不有。經梁末的侯景之亂和江陵之破兩次嚴重打擊，南方社會衣冠零落，人物凋殘。陳之立國，較之前朝，政治軍事經濟實力明顯不足，文化典章的衰微一時難以複振，而對外交往方面，因退縮至南方一隅，雖然《後主紀》有“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之言，但國勢所限，格局眼光也難免較前狹小。因為這樣的立國條件，陳對前代的制度也多為因循，因多革少，鮮有自覺之新建。宋人曾鞏因此認為，陳之所以為陳，就是一切苟且偷安，無“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和“制治之法”可以彰之于後世。可供史家書寫的材料較少，以緻傳世史籍内容簡略，似乎也是理之自然。而且陳書的修撰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姚察從陳朝初年開始就協助杜之偉、徐陵等修梁陳史，陳亡入隋，奉诏繼續撰梁、陳二史。他死後姚思廉繼承父志，獲準繼續撰寫。隋是一個短命王朝，終隋之世，未能撰成。一直到唐太宗貞觀二年，姚思廉第三次奉诏撰修梁陳二史。十年正月撰成，這時姚思廉已經八十歲，次年即去世。陳書最後修成，距陳亡已近半個世紀之久，幾十年的時間，經過兩次政權變易，若幹次大的戰亂，陳史資料的損失恐亦不在少數，這一切都有可能影響到陳書的詳贍。由于這些因素，我們可以看到陳書所傳，類傳隻有《儒林》《文學》和《孝義》，沒有其他南朝各史多有的《良政》（循吏）、《高逸》（處士）和《諸夷》等傳，南北世族高門入傳亦寥寥無幾，較多的是寒族武将和出身寒門的文臣。由此而言，稱其簡略亦無不可。

至于《陳書》無表志的說法，則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種誤解。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斷代史，唯一沒有表志的隻有一部，即陳壽的《三國志》，而南北朝時期的七部正史，宋、南齊、魏三書固然紀、傳、志體例完備，而梁、陳、周、齊四部史書看似隻有紀傳，實際上卻并非無志，隻是存于唐人所修《隋書》的五代史志之中而已。如曾鞏所言，陳代“有所因造，以為号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亦各施于一時”。其典章制度之史，與梁、北齊、北周及隋代的相應部分一起，載入《隋書》的禮儀、音樂、曆律、天文、地理、刑法等十志。因為五代史志是合志，陳朝制度入志部分雖然首尾不一定完整，但總體數量卻頗為可觀，某些内容，甚至在史志中是獨一無二的，如古代刑法中有關“測囚”的内容和“上測”的方式，唯有《隋書·刑法志》的陳朝部分保留具體記載，其重要自不待言。

總體上說，《陳書》為本朝學者文士立傳的情況，與南朝各斷代史相比，似無特别偏重之處。但在全書篇幅較小的前提下，《陳書》仍以相當比例為學者、史家和文學之士立專傳，反映出陳朝的學術文化如儒學、史學、文學，在當時社會中仍具重要地位，如《後主紀》“史臣曰”所言“禮樂刑政，鹹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辟四門，是以待诏之徒，争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可以看到，《陳書》中《儒林》和《文學》二傳是儒學學者和詩人文士（包括史家）的專傳，此外，卷二四、卷二六、卷二七、卷三○等所傳人物如周弘正、袁憲、徐陵、江總、姚察、陸瓊、顧野王、傅縡等，作為“名位文學晃著者”，既是朝中官僚大臣，又兼有學者、文章之士或史家的身份，他們的傳記中，也保留了一些思想學術方面的史料。具體而言，儒學如儒林傳序中所雲，學者多為“梁之遺儒”，所據之經義，亦為梁之餘緒，但對于陳朝建國後的禮制朝儀問題如郊廟祭祀、婚喪服制、朝會禮典等，亦都有較為切實的讨論和解決方式。史學如《文學傳·何之元傳》記載了何之元撰《梁典》事，這部史籍久已失傳，但《何之元傳》中保留了《梁典》的序文，使我們今天能夠了解其書的體裁、體例和内容結構。何之元将梁代首尾“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号曰《梁典》”，認為有梁一代“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定褒貶”，因此對其本末終始加以诠叙并加裁斷，在史學史上有一定價值。至于文學，由于“雅尚文詞”的後主特别獎勵提倡，陳朝後期文風大盛，但無補于日漸頹下的朝政國勢，難免受到後世之批評，衆多作品也被認為是卑弱浮豔的亡國之音。但值得注意的是，姚思廉在《陳書》中，對當時作為文章領袖的徐陵、江總都有很高的評論，在其傳論中皆不依常例，稱字不稱名，謂“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禀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江總持清标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對亡國之君陳後主，在記錄其荒于政事的同時，對其好文亦懷某種同情之理解，認為“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隻參議朝章大典。“文案簿領，鹹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所以後主亦因循不改，委政小吏，所以導緻“朝經堕廢，禍生鄰國”，究因國運不昌，卻未必是“雅尚文詞”之故。所論與當時北方史臣之主流意見，多有異同。

除了内容，您能談談《陳書》文字或者說文風方面的特點嗎？

陳書文風簡略流暢，這和姚氏父子的撰史風格有關。梁、陳至唐初，是骈文盛行的時期，史學著述同樣受骈文風氣影響。從南北朝時期的《宋書》《南齊書》《魏書》，到唐初所修《晉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無不如此。即便《陳書·後主紀》末魏徵史論中的文字，亦多為四六偶對之句，諸如“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诏，後稍安集，複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谟所及，遂無骨鲠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屍素盈朝，耽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之類。難得姚氏父子能脫此窠臼，為文不尚骈偶，而是追模《漢書》筆意。清人趙翼認為，“《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姚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陔餘叢考》卷七《梁陳二書》）。“行文則自出爐錘，直欲遠追班、馬。……世但知六朝之後古文自唐韓昌黎始，而豈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陳末唐初也哉！”（《廿二史劄記》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此點與前文所提及的姚氏父子研治《漢書》的家學傳統有關。姚察在陳時就因治《漢書》而南北聞名，《陳書》其本傳曾記載，在姚察出聘北周期間，北朝精研《漢書》有“漢聖”之稱的學者劉臻，曾專門拜訪姚察，向其詢問“《漢書》疑事十餘條”，姚察都引經據典一一解答。姚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新唐書》卷一〇二《姚思廉傳》）。姚氏父子撰史，語言風格簡練曉暢，少蕪詞累句，應該是受到《漢書》影響的。可以看到，《陳書》的叙事十分緊湊，若幹戰争場面的叙述尤為精彩，如高祖紀冶城之戰、莫府山之戰、侯瑱傳獸檻洲之戰，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因此趙翼說“《南史》于他書多所增删，獨至《陳書》則甚少”（《廿二史劄記》卷一一《〈南史〉于〈陳書〉無甚增删》），與姚察父子史筆精審不無關系。

中國傳統史籍，向來崇尚簡古，認為良史的标準是叙事清簡，文筆精練，善于剪裁，簡而能詳。如果冗雜瑣碎，嗜奇尚異，文字蕪累，每被譏為“稗官之體”。從這一意義上，《陳書》亦可稱“良史”。由于《陳書》在叙事時節奏緊勁，若幹層意思一氣呵成，幾無贅語，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甚至省去主語。《陳書》的這種表述特點，當時人讀起來并無困難，但在離當時語境較為久遠之後，如果不聯系上下文中深義，悉心體會撰者之内在邏輯，解讀時容易産生比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歧義。後人在點讀《陳書》時也常發現，有時書中一段文字雖然很長，但叙事有内在的邏輯，文氣連綿，難以找到句斷之點。在此方面，原點校者張維華先生做出很大努力，他在點校中，不僅在校勘、訂誤等方面有不少創見，在分段和标點方面尤能悉心體察史家叙事的内在邏輯，顧全史文節奏與史事完整性，處理頗為得當。而因為《陳書》的這一特點，我們在修訂時，也非常注意理解史家特有的書寫慣例及行文微妙之處，注意标點符号的正确使用。例如卷一○《程靈洗傳》記梁末程靈洗為王僧辯部下，“高祖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徒力戰于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谕，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此處“軍不利”無主語，後人對此多有誤讀，原點校本在此句前采用逗号，使此句與上句“力戰于石頭西門”相連，這樣軍不利者就應是來援之程靈洗。但《南史》卷六七《程靈洗傳》“軍不利”上有“武帝”二字，表明程靈洗之援軍作戰剽悍，此處作戰失利者為陳霸先。而因為作戰不利，所以陳霸先對程靈洗改用“遣使招谕”的方式，具有軍事優勢的程靈洗自然會反複權衡，之後順應大義，選擇投向陳霸先，而程靈洗之歸順對陳霸先控制石頭城最終取得勝局意義極大，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陳霸先會“深義之”，實際上是對程靈洗在此關鍵時刻的選擇深懷感激。姚思廉因為叙事邏輯簡捷緊湊，故省主語，但意旨仍然清楚，而李延壽撰《南史》時，已擔心讀者有可能不明“軍不利”之主體，故加上“武帝”二字。我們修訂時推敲上下文義，參考南史之叙述，遂将“軍不利”前之逗号改為句号。

您曾赴日本、中國台灣查看《陳書》的海外版本，這次修訂，在版本、校勘等方面的處理，能否具體舉例說一說？

首先略加解釋：我們今天看到的南北七史，最早的刊本是南宋紹興年間的浙刻本，又經過南宋中期補刊，這是通常所說的“宋版”，宋版又經過元代到明初的幾次補版，稱為宋元遞修本或宋元明初遞修本；而最後經過明弘治至嘉靖年間的大規模補刊，尤其經過嘉靖年間補版的，稱為“三朝本”。

具體而言，存世的宋版《陳書》，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遞修到元代的版本，所保留的宋版葉比較多，尤其是還可見到一部分原刻版葉；第二類為遞修到明初的版本，其特點是原刻版葉已完全無存，但還保留有相當數量的南宋中期補版葉和元補版葉，同時也加入了許多在行款、字形等方面與宋元版有較大差異的明補版葉；第三類即是所謂“三朝本”，有大量的嘉靖年間補刊葉，也沿用了許多明初補版葉，所存留的宋代補版葉已經非常之少，北宋曾鞏等校訂陳書所保留在卷末的舊疏，也全部無存。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馀錄》卷中說：“予案子固所謂各疏篇末者，今亦未見，蓋後來重刊失之矣。”四庫館臣孫人龍在《陳書》殿本後跋語也說“今古本既不可見，國子監所存舊本舛訛殊甚，而鞏等篇末所疏疑義，亦無一存者”。據此可見，清代學者能見到的《陳書》宋本，基本上隻是三朝本。

《陳書》的版本條件，在南北七史中是最好的，除了兩卷日本平安時期鈔本外，尚有好幾種宋刊本存世。與《陳書》相比，七史中的很多部，都沒有較完好的宋本存留，少數版本資源較好的，又缺乏對不同版本作細緻比對的條件。以南朝四史中的宋齊梁書為例，《宋書》據尾崎康研究，除“三朝本”外，尚有五種宋刻遞修至元末乃至明初的殘本，從六十八卷到零葉不等，分别藏于台北“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等處。張元濟用兩種宋刻宋元末遞修本加三朝本拼配為百衲本，而中華再造善本《宋書》則是影印了國圖所藏三朝本，點校本《宋書》修訂本的底本和主要通校本即為這兩種版本。《南齊書》的版本情況比較簡單，今天所能見到的宋本，均為刻于南宋又經宋、元、明遞修的版本，區别僅在于其中一種遞修隻至明初，另一種則補版至嘉靖時期，前一種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傅增湘舊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為代表，後一種以台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南宋初刊宋元明嘉靖遞修本為代表，《南齊書》修訂本以前者為底本，後者為參校本；《梁書》所存宋本未經嘉靖補版者，僅有原京師圖書館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殘本四十卷，現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張元濟以此殘本加三朝本等拼配為百衲本。除此之外，就隻有若幹種原版葉已完全無存之三朝本，分别藏于國圖、上圖等處，中華再造善本《梁書》即影印了上海圖書館所藏三朝本。此次《梁書》修訂本，也是以百衲本為底本，以數種三朝本以及四十卷殘宋本為通校本。

而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陳書》早期版本，三朝本之外，尚有六種宋版，兩種為全本，四種為殘本。藏于國家圖書館的有兩種，其中殘宋本僅存十六葉，另一種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即再造善本之底本）為完整版本，但此本因補版至明初，其明補葉和宋元版葉相比，殊有不同，且不乏訛誤，版本價值不如宋元版。另外四種宋刻宋元遞修本，三種現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一種藏于日本靜嘉堂，均為當年張元濟拼配百衲本的底本，其中包括在現存宋本中補版時間最早的“二十五卷本”（宋甲本）和另一種全本“靜嘉堂本”，重要性不言而喻。為此我們先後專程前往台北故宮博物院和日本東京靜嘉堂，仔細查閱了陳書的這幾種重要版本，與底本詳加比對，并将其全部納入修訂的通校本之列。

需要說明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涵芬樓影印了由日本靜嘉堂本和當時北圖所藏三種宋本殘本拼配的宋本《陳書》，即後來的《陳書》百衲本，這個版本集當時的幾種宋刻宋元遞修本于一本，無疑是《陳書》的最佳版本，也因此被原點校本用為底本。張元濟當年在拼配這個版本時，對靜嘉堂本和三種殘宋本都缺失的版葉，用了三朝本來配補，這種不得已的選擇當然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們在此次修訂比對版葉時卻發現，在靜嘉堂本和其他宋本版葉俱在的情況下，涵芬樓影印的這部《陳書》有少數版葉卻仍舊采用明顯劣于宋版的三朝本，這種情況頗令後人難以理解。隻能說，百衲本雖然保留了最多的宋本版葉，但在吸收宋本方面，還未達到真正完善和徹底，加上百衲本對原版文字每有修描改潤，一定程度上有失版本原貌，這也是我們要利用目前所能見到的所有宋本對底本進行通校的一個原因。

此次修訂，我們在版本調查和掌握方面下了較大功夫，進而充分利用《陳書》的版本條件，通過對各通校本中原刻版葉和宋元明初不同時代補版葉的鑒别比對，較為清晰地了解了宋版陳書的刊刻補版的基本狀況和流傳過程，切實體會到早期刻本對于正确理解史文，還原史書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修訂工作由此得益很多。原點校本以百衲本為底本，限于當時條件，選擇了明清時期版本如三朝本、南監本、北監本、汲本、殿本作為通校和參校。但明以後版本對早期版本的脫文漫漶，往往根據《南史》等他書等進行改補增删，甚至有因為不通文義而臆改宋本者。依據這樣的版本異文去對底本進行校勘訂改，很大程度上可能更加遠離陳書的本來面目，也難免造成文理不通，用典錯誤等新的問題，反而影響讀者對文獻的正确閱讀理解。鑒于此，我們在修訂中，利用早期版本，對這類問題盡量加以修改訂正。比如卷一《高祖紀》上，梁敬帝太平二年九月辛醜诏書中，稱頌陳霸先之功績，及于陳氏之先祖，雲“重華大聖，妫滿惟賢，盛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複”。诏中“妫滿”指陳之始祖胡公滿，為舜後，故為妫氏。《史記》卷三六《陳杞世家》載“周武王克殷纣，乃複求舜後，得妫滿，封之于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此句中“妫滿”與舜之名“重華”相骈對，義無不通。但明人從三朝本開始，各本均改為“妫汭”，“妫汭”是舜為庶人時所居之處，此句若作“妫汭”，與上下文義皆有扞格。而原點校本據這些後出版本，将“滿”字迳改為“汭”，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诏文的原意。修訂本将此字改回底本，并出校說明版本異文。又如卷二《高祖紀》下載陳霸先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皇帝位，己卯下玺書敕州縣，敕中雲“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垧，但有慚德”。“遷垧”用商湯代夏之典，《文選》卷四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有“遷鼎息大垧之慚”句，李善注雲“《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至于亳，至大垧而有慚德”。下文陳霸先謙稱“有慚德”，正是用商湯遷鼎至垧而慚之典，語義妥帖，切合其身份。“垧”字本無疑義，所有宋本如靜嘉堂本、國圖本甚至三朝本均作“垧”，但明人可能不明“遷垧”之義，所以從南監本到北監本、汲本、殿本、局本，甚至包括明本《冊府》，都把“遷垧”臆改為“遷桐”。“遷桐”是用伊尹放太甲于桐宮故事，但伊尹非君王，陳霸先取代梁敬帝的性質也完全不同于伊尹放太甲，此處用“遷桐”故事所拟不倫，文義欠通，下一句“慚德”更無所着落。但張元濟《校勘記》亦以為底本“遷垧”有誤，原點校本依其說法，遂據明以後版本改字，其處理實為不妥。修訂本亦予以回改并出校。這類例子還有很多，總之，我們在修訂中，依托《陳書》較為良好的版本條件，高度重視早期版本的校勘價值，在深入理解史文史事基礎上，對原點校本中這類依據明清版本改補删之處，逐一核校清理，凡有問題者，參考《陳書》早期刊本及他書的旁證，判别正誤，糾正原校的某些錯訛遺漏之處，以期最大限度複原《陳書》本來之面貌。可順便提及的是，這次出版修訂本《陳書》，書中所附的六幀書影，有四張都是不同版本中的宋版葉圖片，其中一張圖是國圖所藏殘宋本中的原刻版葉，一張圖是國圖所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中的南宋中期補版葉，一張圖為北京布衣古書局收藏的南宋中期補版葉零葉，還有一張圖是涵芬樓影印宋本《陳書》中的一葉，版心刻工名已脫，但從版心格式和字體等判斷應為原刻版葉。這些精選的書影圖片，能夠較直觀地呈現《陳書》早期版本的狀況，也彰顯了這些版本對修訂工作的價值。

最後再說幾句題外的話，我們從事南朝齊梁陳三書點校本修訂工作，前後已曆十餘年。修訂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成長的過程，修訂組成員大多來自史學專業，對文獻版本校勘之學并不當行，但經過多年的學習實踐，逐漸入門。而在此過程中，也将自身的史學專業素養融入到文獻整理工作之内，力求能在精讀文本，深入史境的前提下從事曆史典籍的訂訛補正，進而對這段曆史的研究有所推進。《陳書》修訂本是我們的收官之作，也是我們希望将嚴謹精深的專業研究和審慎細緻的文獻校勘有機結合，做成古籍整理精品的期望之作。因此這部史籍雖然篇幅不大，但修訂工作頗為精心，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并不為小。在此結題之際，忽憶清詩有雲“回首來時路，蒼茫極水波”，一切努力已成過去，而我們的工作成效如何，則有待于廣大讀者的評判。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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