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裡的老師?我是一個這樣的老師文/王維寶，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職場裡的老師?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職場裡的老師

我是一個這樣的老師

文/王維寶

“我退休了，退休前是老師。”……“我也是！”

“那你們都是教什麼的？”幾位在學校門口等待接孩子的“同僚”互相結識。

你聽，人家回答的多精煉：“我教小學語文！”“我教初中英語！”

我呢，支吾半天，人家也沒大聽懂。沒辦法，隻得費些口舌。

一個“幸福”的老師

我當了三十八年的教師，臨近退休三兩年極少登講台。即使登台也僅限于本校的同行“專題”交流，甚至有時雖然備了課卻沒輪着登台，“動手不動口”。

我參加的最後一次備課活動，是從校長劃定的幾十個專題中選了《教育與生活》。然後進入備課狀态。顯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首當其選參考，經過近一個月，終于完成了書面“作業”，交給校長時洋洋灑灑六千餘字。

校長看後很滿意，還在全體教師面前大加贊賞。隻是由于按照講課的排序年輕人優先，沒撈着登講台。到期末專題評獎時，還賞了個“課題比賽二等獎”。

“哇塞，你就這麼當老師？也太幸福了吧！”有家長插嘴道。

呵呵，沉住氣，要說我這個老師是否幸福，還得回放“慢鏡頭”。

一個鄉村老師

1980年中師畢業，分配回了家鄉。這天去公社教革組報到，我的母校——辛寨聯中時任校長正在場。當然，校長和我是非常熟悉的。

“王主任，我那裡正缺人呢，把小王分給我行嗎？”教革組主任不假思索：“好吧，小王給你了！”

正中下懷！要知道，這可是我最理想的學校呀。這裡不僅是公社最好的初中，而且人熟地熟，離家近。

學校位于村莊的西北角，院落很大，分前後院。前院是教室、辦公室和住校教工宿舍，辦公室前還有一個小操場，全校六個班的學生在這裡做課間操。後院是大操場，體育課和每年的運動會都在這裡進行。

學校正門朝南，門裡門外好多樹。門内東側是夥房，廚師是從鄰村請來的，負責給住校師生做吃喝。

沿着這條路向裡，兩側是學生教室，每側兩排。

秋後就要開學，學校明确了分工，安排我擔任一個班的班主任，數學、思品，兼任初一、初二四個班的美術。學校規定，每天上午最後一節自習課有班主任盯班。

一周下來真夠嗆的，光數學就八節，還有另外八節美術和六節思品（那時周六的上午也上課），備課、上課、批改作業，盯自習、課間操。那些在校調皮、出了問題學生的談話工作，任課老師一般是“孩子哭，抱給娘”——班主任處理。

當年的老師考勤不像現在這麼“規範”，沒有按時到辦公室簽到，按指紋、刷臉等強制性手段，但老師們的表現比現在有這一套自覺多了！

每天早晨學生來校前，班主任先開好教室門鎖，一直等到打過預備鈴，點完名。如果這節課是别的老師可以離開了；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直接上課。

第四節的自習課沒有老師在場是亂哄哄的，班主任還得備課呀，還好，可以把備課搬進教室裡，好像一舉兩得。其實下面也經常出些小“插曲”，必須時不時地走下講台維持秩序。

放學時，又一次組織站隊，護送學生出門，等到沒了學生才能回家。

下午不是簡單地重複這一過程，因為最後一節是“課外活動”，每天都是不同的内容：周一是班會，周二到周四是音體美或綜合類的，周五是大掃除。重要的主題班會，需要班主任提前備好課，通過班會達到什麼目的要形成文字，以備學校期末的統一檢查。

教師的辛勤遠不止時間上，而是智慧的呈現，教态、語言藝術錘煉，最為重要的還是對學生的深入了解和關愛。回想起當年上的第一節課，至今記憶猶新。

那節課是“正數與負數”。本來，備課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信心十足，激情滿懷，不足十五分鐘就講完了，引導學生進入課上練習環節。我站在講台上，隻見好多學生你看我，我望你，卻不撲下身子做題。

趕緊走下講台，巡視孩子的練習情況。咿呀！做的既對又好的隻有幾人，絕大多數要麼不對，要麼寫的不規範。這麼多的孩子，手把手教當然不行。于是，又一次集中黑闆演示，教給學生怎麼把解答過程規範的寫在本子上。下課鈴響了，倉倉促促！

坐在辦公椅上悶悶不樂：我講的很好嗎，為啥那麼多的學生就不會做題呢？

第二節上别的課了，趁辦公室沒人，教導主任來了：“小王，課上的怎麼樣？”

“……”不知如何回答，我搖頭。

教導主任拿出聽課記錄，先是歸納了上課基本環節，然後點評了這節課的優點和缺點，肯定了我對教材的深刻理解和處理方式，指出了我的緻命缺點：不熟悉學生。

想起在師範裡曾經學過關于備課的基本理論，其之一就是“備兩頭”：備教材，備學生。現在的我備教材做到了，而備學生卻遠遠不夠。教導主任說的很清楚，不了解學生是新教師的通病，克服這個通病的做法就是多和孩子們在一起，了解些小學中的銜接知識，并深入了解不同學生的學習習慣及認知差異。

恍然大悟：教導主任已經在門外“偷聽”了我的第一節課！

為了盡快掌握學生，我申請了一間宿舍，睡在學校裡。

一晃就是兩年，本來滿懷信心把這個班送到初三畢業，通過升高中檢驗一下自己的教學實效，萬沒想到接到了公社教革組的一紙調令：去小高小學報道。

原來，這所小學的女校長是我初中數學老師的妻子，他早就盯上我了，想給他老婆挑個“好兵”。

來這所小學報上道，分課了，給了五年級班主任，并且這個班除了數學以外的課程統統歸我。我本來最“喜歡”教數學，卻不給。給誰呢？就是他老婆！

我曾經解釋過，也抵住過，又能怎麼樣，無奈呀！隻是我有個原則：決不辜負孩子們的前途，那門課都力争教出最好的效果。

在這兒又教了兩年的小學語文。兩年後我與時代合拍，參加了成人高考，接到了濟南教育學院數學系離職學習的錄取通知書。

一個“老師的老師”

1986年從濟南教育學院畢業，重新分配到了章丘縣教師進修學校。這是一所專門培養老師的學校，它與師範學校“異曲同工”。同樣的是辦學層次，不同的是招生對象。師範的招生對象是初中應屆畢業生，畢業以後做老師。進修學校的教育對象是學曆不達标的老師。這些人多是民辦的，還有接班、頂替的公辦老師。

㈠

當年，全縣學曆不合格的小學教師好幾千人呢，倘若都來進修學校一起培訓校舍根本容不下，況且他們還是基層小學的教學主體力量，脫不開身！我們怎麼辦？“送教上門！”

送教上門對基層的老師來說是好事，對進修學校的老師來說就是要下鄉。

那個年代公交條件非常落後。位于主幹公路的公社一天可發兩個對開班客，而那些邊緣公社，像北部灘區、南部山區的公社，就沒有公共汽車。

那年，我負責南部山區曹範公社的《小學數學教材教法》。這個教學點沒有汽車，每次去上課必須起大早，先從縣城坐汽車到埠村，再從埠村租輛自行車一路腳蹬，當來到教學點時已經八點多。考慮到來一趟不容易，時間緊迫，馬上投入課堂“戰鬥”。午飯嗎，或許晚會兒吃，或許被省略。

那是冬天的某一天，我不僅給學員們送來的課程，還帶來了瑞雪。當我騎上自行車，小心翼翼回到埠村時，公共汽車早就停運了，隻好寄宿旅館。

這就是旅館？孤苦伶仃我一人，沒有取暖設備，看來好多天沒人來住過。唉，知足吧，能有個旅館已經很好了，……。

在後來的十多年裡，風風雨雨，我把熟爛在心的《中師數學》、《算數理論》等送課上門，跑遍全縣所有公社。

㈡

來到進修學校的第一天，校長就給我們灌輸：國家規定的中等學校教師合格學曆是本科，你們的調來是權宜之計，如果近幾年裡拿不下本科文憑可能被淘汰出局。咱不喜歡服輸：“下次報名給你考一個看看！”

1988年機會來了，像騾馬般從考場溜了一圈，拿到了山東師範大學數學系的本科函授錄取書，三年後拿到畢業文憑。一切學習生活不在話下。

校長沒放空炮，在1989年全市的師資大調動中，那幾個沒報名或者報名沒考上本科的幾位同志真的調走了！而獲得本科文憑的幾位“名正言順”了。

初中教師的學曆教育内容是“高等”的，經過詳細調查統計，初中的未達标者比小學明顯的少，于是集中授課，是把他們全部集中在縣城，按專業分班講課。縣府更大的舉措是籌建新了的教師進修學校校址，從原來的城西搬到了城東。

新校兩年後交付使用。記得當時的報道稱：如果把進修學校的舊址比作章丘教育的“搖籃”，那麼新址就是章丘教育的“航母”，要從這裡再啟航。

第二年暑假，初中教師的專科學曆教育正式開始，每個班安排專門的主任組織點名，授課老師隻管授課，我主講的第一門課是《數學分析》。

學員到齊了，站在講台上看下去，呵呵，歲數差距也太大了吧，老的快五十了，小的也就二十幾歲。再看，好多熟悉的面孔哎！必須下台與他們唱喏，寒暄幾句，還有的我必須管他吃頓午飯，因為他們曾經是我的老同學，老同事。

那時的教室裡還沒現在的現代化教學設備，降溫手段也隻有吊扇，僅有的一架落地扇置放講台，供老師“獨享”。

吊扇也好，落地扇也罷，在三夏面前就是徒勞。我爬過黑闆後，一節課下來，依然大汗涔涔，遍體生津。學員們更是大汗淋漓，揮汗如雨。

再說教學，不接不曉得，備課才知道，大專教材就是不好講，“無窮小量”、“無窮級數的收斂和發散”等，與過去講過的中等數學相比難多了，可謂天地之别。從學員的表情來看，有的還行，聽得入神，能适時地與我互動，順口回答我提出的啟發性問題。也有的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面無表情，一眼茫然。

與學員們課間交流，那些聽得懂的學員的确很興奮，為高等數學内在嚴謹與韻美，為數學的思想方法而癡迷。也有學員或許年齡偏大，或因本來數學底子淺薄，也許因與我是“半熟人”，總是躲躲閃閃，不願多說話。

在這段時期裡，我們執教者教學相長，也對大學裡曾經學過的高等教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與實踐，在自己後期的教學科研，寫論文，發表論文中受益匪淺。

㈢

上世紀九十年代“新課改”時期，國外的教育理念不斷地沖擊着傳統的教育觀念。按照教育部的部署，我們亟待把這些新東西傳遞給基層的老師們，進修學校責無旁貸。首當其沖是學校的管理者——校長和教導主任們。

中小學教師培訓簡稱為“師訓”，校長、教導主任們的培訓是“幹訓”。文件說了：中小學校幹們不經培訓不許上崗。後來又說：參加完第一輪培訓後還得參加第二輪的“提高培訓”；第三輪“專題研究”培訓。

每一輪的加強培訓肯定不是前一輪的簡單重複，内容及難度有所不同，的确有校長在培訓中顯的“智力不足”。

我的幹訓課題《教育統計與測量》和《學校教育科學研究方法》。到了第二輪，就有個小學女校長B對函數型電子計算器的操作，腦子轉不過彎來，咋也學不會。态度倒是不錯，問我“N”次了依然迷瞪。刁校長取笑她：

“老B，你就是笨蛋！”

“我是笨蛋，你就是笨刁！”話從B校長的嘴裡脫口而出，引來一片笑聲。

“新課改”的風刮得很大，新教師也不例外。教育部有要求：新教師必須經過一年的“崗前培訓”才能轉正！

每到暑假的後半時段，你就來進修學校辦公樓頂層的大會議廳吧，座無虛席。我們給他們做好了“合口飯菜”，其中包括《學校教育科研初步》。我給新教師講授學校教育科研和小學數學課程标準解讀。

待到下半學年，我們還要下去對新教師逐個實地考察，聽節課，并參考本單位幹部與同事的彙報情況，給出最後鑒定：“培訓合格，同意按時轉正”。

在強大的繼續教育制度下，所有的教師和校長都把“繼續教育”的弦繃得好緊，撂下耙子拾起掃帚，忙忙碌碌，“苦不堪言”。

一個大專老師

1996年至1998年，我縣農業廣播學校還沒有固定校址，臨時借用教師進修學校招生辦班。那時他們如同“皮包學校”，官和兵加在一起僅三人，教學的老師“就地取材”，于是乎又就給了我《農業統計學》《珠算》。

1992年章丘電大決定面向應屆高中畢業生招一級師資班，把管理及教學任務全權交給了進修學校。既需要班主任，又需要課程輔導教師。咱被選上了，當班主任好說，輔導課程可不簡單，因為都是高等教材。領導派我們先去省電大集中業務學習，回來輔導學生。

後來，電大又招了93、94級，輔導高數連年不斷：《高等數學》、《高等代數》、《解析幾何》、《統計學》、《經濟應用數學》等。别把我戲稱“萬能膠”，好像什麼課程都“難不倒”，謎底告訴你吧，這些課雖然名稱不相同，但基本“骨架”都一樣，主幹是微積分、數理統計與概率，隻是在應用中加載了一些相關專業的實例罷了。

電大的辦學模式分三級，中央電大、省電大和地市電大，縣級隻是辦學點，每門課程的考試都是中央電大或省電大出題，密封押送，各教學點的答卷經過密封後送達省、市電大統一閱卷，最後排出各個教學點的名次，适當獎勵。

93級招的是經濟班，第一個學期末出了成績後，所有任課老師要集中市電大開表彰會。真巧，天橋區同級同專業的輔導老師是我濟南教育學院的數學老師——畢德園，還是班主任呢！見了面那個親呀，甭提了。

“王班長（我在讀時當班長），咱們原來是‘同事’呀！”老師開始“謙虛”了。

“不敢，不敢，您永遠是我的老師！”我如是說。

“你知道嗎？我教的天橋區在全市排第二！”看得出，畢老師很滿意自己的成績，問我呢：“你排多少名？”

我當然想知道所教章丘班的排名情況，疾步向前，在我邊下滑邊觀看排名情況的同時，畢老師也伸來個腦袋。

霎時，我不敢過分高興：原來第一是我的班。

市電大的邱老師負責這門課，當然早就知道了總體排名。畢老師反應很快：

“邱老師，章丘班的輔導老師是我的親學生！”

邱老師在微笑，我在竊喜。

呵呵，不知啥時候，我講高等數學的消息傳了出去。在那個全社會各個領域都需要大學文憑的時代，有好多大學都在擴展辦學點，招兵買馬。說句實話，在縣城層面敢撐乎講高等數學的人的确為數不多，況且辦學點給我的報酬比從濟南大專院校聘請老師便宜多了。于是乎，縣水泥廠、山東理工大章丘教學點、總工會、銀鷹炊具都來了，請我兼些與高數相關課程。

一個愧于稱呼的老師

三十多年來，我教過的課真不是幾句話可以概括的。請不要用“桃李滿天下”的美譽謬贊我，真的不配。

你看人家中小學裡的老師退休後，有好多是國家棟梁的弟子，前來探望母校和恩師。可自己呢，連一屆像樣的中小學生都沒送出。

曾經培訓的中小學老師校長們，當初面對面上課的時間少則一周，多則幾個月。後來的他們無論政績多麼好，地位多麼高，怎敢記錄在自己的功勞簿上！

社會兼課的确認識了好些人，就算“三百六十行”吧，他們是“社會人”，數量之龐，經常在馬路上散步時有人在你的面前駐足，先是打量一番，然後小心翼翼的問一句：“你是王老師吧？”“是！”我竟沒丁點兒印象。

“你忘了嗎，我是水泥廠的劉某某！”

費尋思，先回禮，腦裡卻還在檢索那點微弱的記憶。

這還是好的呢，還有時竟怎也想不起這個站在你面前，叫了聲老師的先生（女士）究竟是哪一路的！

唉，我算哪門子老師！

壹點号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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