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

我收拾着媽的遺物，似乎收拾起她的一生。我想着，一個人的一生就這樣地結束了，結束在一筒所剩不多的牙膏和一柄還殘留着牙膏的牙刷這裡。不論她吃過怎樣的千辛萬苦，有着怎樣曲折痛苦的一生。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讀張潔的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這是一篇一看到題目就能打動人讓人想要繼續看下去的文章。當然，打開閱讀之後，就更是一發而不可收。

初看之時，并不知這篇令人讀來潸然淚下數千字的散文，隻不過是提取了張潔在母親去世後寫的同名書中極少的一部分，如今我也到了當年張潔寫這本書的年紀，比起當初，感受顯然不一樣了。翻開整部書細細來讀，感受更為真切，讀來縷縷引發歎息。

回看整部長達十萬多字的同名書，張潔從八十歲的母親确診腦垂體瘤開始，寫到她在面對母親要不要進行腦垂體瘤手術前後的糾結，母親術後看似帶來的希望卻又最終離去的無奈和絕望，母親去世後的悲痛欲絕和自我反思。更多的是從母親生病這幾個月的生活片段擴展到了母親艱難的一生，那些母女相依為命五十四年時光中每一個記憶深刻的片段，母親為了“我”無私付出的那些過往，一筆一畫都訴諸紙間。

張潔和母親，1953年攝于西安

張潔一邊訴說，一邊在自問：當一個人的生命進入到臨終，至親之人該以怎樣的方式陪她度過最後的時光？面對垂垂老者已然病入膏肓，他們不能說或者為了不想麻煩兒女不願意說，甚至什麼都說不出來的時候，怎樣理解他們的痛苦和無奈？兒女們又能給予他們怎樣的關懷和照顧？怎樣讓老人在最後的時光裡活得既不痛苦又保持尊嚴？

父母到了耄耋之年，兒女們通常也到了中年往老年邁進的年齡，工作和生活雙重壓力加在一起，深感力不從心，又如何想方設法來更好地照顧年邁的父母，讓他們在離開人世前能夠過得更好？這雖然是張潔本人的體會和感受，更可能是所有面對此類的問題的人的終極考問。書中有意無意還提到了普通人面對醫療資源不足的就醫困境，中年人的面對諸事的無力感，也是一言難盡。

1935年春，張潔母親婚後第三天

掩卷之後，我陷入了深思。

都八十歲了，要不要做手術？

張潔母親患的是腦垂體瘤，因為腦垂體瘤壓迫神經，視力越來越差。其實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剛開始發現視力不好的時候，定點醫院的醫生一直誤診為是白内障，後來确認是腦垂體瘤的時候，已是八十歲的高齡。醫生診斷，不做手術，很有可能不久就會失明，做手術呢，八十歲高齡，很有可能上了手術台就下不來。相熟的醫生在曉之以利害明白告訴她：“所以我們一般不考慮接受八十歲以上老人的手術。”

1942年冬，張潔母親年輕的時候

醫生會将手術中所有的可能都告訴患者家屬，這是醫院方面的慣例，是為防萬一出事的時候患者家屬不來鬧事。可是，醫生畢竟見多了，這樣的話語一旦落到病人子女的耳中，還是覺得如同晴天霹靂，難以承受。要不要做手術就成了兩難。張愛玲說：“人到中年時常會覺得孤獨，因為他一睜開眼睛，周圍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卻沒有他可以依靠的人。”性命悠關之際，既無兄弟也無姐妹的張潔無法作出選擇，最後，一籌莫展的她将選擇是否手術的權利交給了病中的母親。

我無法瞞住任何時候都比我明白的媽，隻有照實對她說：“不手術也沒什麼關系，頂多就是失明，我再請一個阿姨專門服侍您。我也可以充當您的眼睛。雖然大夫說在腦手術裡這是最簡單的手術，隻相當于普通外科手術裡的切除盲腸，但您的年紀畢竟大了，何必冒這個險呢？”媽說：“别、别、别，我一定要手術。我可不願意那樣活着。你不簽字，我自己簽去。”我說：“您簽字不管事。”媽說：“好孩子，你就聽媽這一次話吧。”媽這樣說，我就沒轍了。

我一輩子都沒聽過媽的話，而後的事實證明，都是我錯了。這一次，我聽了她的，或許又錯了。

1946年6月，張潔（前中）和母親（後中）及母親的友人在陝西寶雞

其實媽堅決要求手術還有無法衡量的大愛在裡面——一旦她覺得再不能呵護我，不但不能呵護，反過來還可能成為我的累贅的時候，就甯肯冒着下不了手術台的危險，也不願那樣活着連累我。

術後看似好，是否潛藏着什麼？

沒有經曆過親人手術的人，或者說沒有親自侍候過親人手術的人，想必臨陣之時，都會覺得手忙腳亂、忐忑不安。在推着車送母親進手術室的那一刻，張潔表面上在微笑着對母親說：“别擔心，您最喜歡的甲大夫會一直守在您身邊。”可是，在她心裡卻覺得，這微笑下面掩蓋着的，就像是在騙母親去送死。

1950年，張潔母親（左二）和陝西蔡家坡扶小的同事們

那一刻，誰能确信這位八十歲的老人上了手術台還下不下得來？可是，母親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手術。她不要活着成了失明之人，那沒有說出來的潛台詞：怕到時候連累女兒。

一個可敬的老人，果斷地為自己作出了決斷，打消了女兒的疑慮。

手術後沒幾天，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發展：便結的現象消失了，手也不抖了，眼睛也清亮了，嗓子也不啞了，也不昏睡了……而且一停止了輸液，馬上就想吃東西，喝上了張潔朋友送來的稀粥，看起來吃着很香的樣子。

張潔五歲，在柳州。

那一刻，病人和家屬似乎都覺得苦盡甘來的時間到了。張潔說自己曾經志得意滿地說：“媽，我真高興我（在手術單上）簽了字，不然我會後悔一輩子。”

事後證明，那時實在是高興得太早了。

手術後醒來，如何面對病人的折騰？

術後的那天當晚，睡夢中的母親總是用手在身上抓和撓。張潔擔心母親抓和撓會抓掉手上的輸液管，就用繩子将她的手綁在了床邊的護欄上。那種抓和撓，一定是術後的難受導緻的，将她的手一捆，看似安全了，不會再抓和撓了，可是，媽一定更難受了，迷蒙之中，這種難受卻又說不出來，這種陷入沉疴人的憋悶、煩躁，如同坐監獄一樣。事後回想起來，簡直是殘忍。

她太想病人快點好了，想着隻要母親和自己一起努力，就會很快回到健康時的狀态。所以，一切在常人看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自理小事，都會逼着母親盡快去适應，忘了這是一位年過八十剛剛經曆過腦手術的病人。

張潔九歲

術後導尿管拔掉之後，為了刺激病人小便，也為了防止老是挪來挪去的不便，張潔嘗試着将便盆放在母親身下。可是，母親卻總是努力要将之挪開。張潔說你怎麼這麼不理解我的疲累？母親不說話，或許她想說，你可知道我這樣的難受？否則為什麼要那麼費勁地挪開？可是，母親啥都沒有說。

甚至，媽一會兒躺下，一會兒起來，我都覺得她過于随心所欲，不為疲勞至極的我考慮。所以，我在扶她起來的時候，難免氣哼哼地将她往前一推。她總是恨恨地發出“哎呀”一聲，那就是對我如此待她最嚴厲的批評了。

有人說，病人會折騰人，哪個病人真心要折騰人？折騰人說到底隻是表象，那背後一定是他們自己在困頓中的無奈和無助。想要求助卻又沒有任何人能幫得上的痛，就像溺水之人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卻胡亂地抓來抓去總也抓不到。

她的不回應，都在抵觸什麼？

可是，張潔還是很快地發現了問題：術後，母親似乎是不會站了。從那以後，直到母親生命的最後，她一直在為能讓母親的站起來做各種各樣的努力，且備受打擊和煎熬。

張潔送女兒出嫁

術手第一次下地，媽吓得大張着嘴，一口一口地喘着粗氣。兩條腿軟得像煮爛的面條，無論如何都挺不起來。

“媽，不怕，您兩手摟着我的脖子，我兩手抱着您的腰，您的腿一蹬就站起來了。”

可是，這樣的動員對母親來說根本就沒有用。

母親不肯自己站起來，張潔就逼着她自己想辦法站起來，她自己不上前搭把手，甚至也不讓家裡的小阿姨搭把手。她鼓勵母親通過自己的努力重新回到以前的樣子，可是，母親既顯得力不從心，又看上去極不願意配合。甚至，她上廁所，沒人拉也不“肯”站起來。為了讓母親能夠站起來，張潔故意在母親上廁所的時候将廁所門開着，母親氣急，家裡還有張潔的老公在。

張潔母親79歲生日

逼到這份上，仍舊沒有辦法自己站起來。越鼓勵越不行。

偶爾被發現能夠自己站起來，對于張潔來說，簡直是絕頂的鼓舞。下次再碰到她不肯站起來的時候，就更不肯拉她了。那時總覺得母親的不肯站，是思想問題，不是身體問題。

可是，有一次，媽不但沒從椅子上站起來，反而從沙發上出溜到地下，如魚得水地在地上爬了起來。她這樣做的時候，似乎已進入無意識狀态，有一種大撒手的解脫和魂遊已遠的渺然。

這簡直就是往深淵裡墜。我絕不允許！媽非得活下去不可！那時，我要她活下去的願望，可能勝過她自己。我沒有扶媽，反而冷酷地說：“好吧，就當這是床，就此練練怎麼從床上坐起來。”

媽在地上爬來爬去，翻來翻去，連從地上坐起來都不會了。爬到長茶幾前就用兩條胳膊撐着茶幾，兩條腿軟軟地斜蹬在地上，一點勁也不使。僅僅靠着胳膊上的力氣，把上半身撐了起來。這怎麼能站起來呢？要想站起來必須兩條腿使勁才行。不一會兒媽的勁就使光了，渾身累得發抖，像一匹跌倒在地駕不動轅的老馬，不論駕車的車夫怎麼拿鞭子抽它，它也爬不起來了。

這是這本書裡最打動我的文字，看着看着淚水模糊了視線。八十歲母親的掙紮和五十四歲女兒的絕望，在無聲地流淌……

張潔母親和女兒攝于美國

生活中，每天有多少這樣即将走向生命終點的絕望在上演？每天又有多少這樣絕望的女兒在掙紮？

所以，張潔說：“其實，一個人在五十四歲的時候成為孤兒，要比在四歲的時候成為孤兒苦多了。”

然後，所有努力和掙紮，終究沒有換回老人的生命，即便是勇敢地頂住了手術，卻最終在術後一個月離去。

就醫的困境，如今都改善了麼？

書中真實的記錄，是在三十年前。做手術一床難求，找大夫層層托人，看病貴超過承受能力。至今應該也沒有任何改變吧，或者某種程度上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1990年，張潔和母親在長城

因為母親年邁，術後需要陪護，要找個單人病房。除了等空位，就是找人疏通關系。張潔性格直率，她在書中毫不避諱地寫出了所托關系的層級。當然，也源于她人緣好，她所在的單位雖然沒啥錢，關系還是有的，也有人願意幫忙。

手術前張潔的母親對家中的小保姆說：“你張阿姨還算有點地位的人，辦起來還這麼難。沒地位的人怎麼辦？住個醫院真難哪，把你張阿姨累壞了。”張潔的母親真是個明白人。

是的，同問：“沒地位的人怎麼辦？”好醫院就那麼幾所，名大夫又那麼少，普通人兩眼一抹黑，想找名醫手術，根本不可能。

張潔和母親1990年去美國探望張潔女兒，攝 于舊金山。

另外，張潔雖然在照顧母親的時候忙和累，但相比于别人，她的職業還是自由的，她的時間完全可以自己安排，比如說母親決定動手術，她就做好了半年不寫稿的準備，這對她顯然也沒太大的影響。現實中，如果是一位既要工作養家，不能請假卻又要照顧病人的人，又将如何面對？

1991年，張潔在日曆上記錄下母親最後的日子。

至于錢，那個年代大家收入普遍偏低，家中也沒啥積蓄。母親手術，張潔所在的作協借給她一萬塊先用上，最後，母親住了一個多月院，手術連住院一共花費了5千出頭，退回了4900塊。我算了一下，91年我的月薪大概是200多塊，5千多在如今看來錢不算多，在當時卻相當于兩年的工資了。不過，張潔她母親住的是單人高幹病房，比普通病房會高出許多。

1990年，張潔母親的最後一張照片。

還有一些細節，比如說，手術室的大夫恰好是文學愛好者，是張潔的粉絲，給張潔和前來陪伴她的朋友提供了休息室。她當時的丈夫位居高職，出入有專車，在安排專家會診和帶病人出行方面也提供了許多方便。這些都是普通人所沒有的。一句話，換作是普通人，生這樣的病，一定是難上加難了。

這部讀後感我自去年張潔離世後重讀她的書開始寫，斷斷續續寫了好些時間，看看寫寫，寫寫停停，卻總覺得還有很多未能說盡的東西。正像張潔在這本書的後記中寫道那樣：“我始終不能定稿，每讀一遍，就有不能盡善盡美的缺憾。忽然一日悟出，就是我再寫上一年，也不可能盡善盡美。不如就此停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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