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145—前90），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仍發憤著書，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

本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撰寫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記載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曆史，涵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是我國古代曆史的偉大總結，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禅泰山。當時擔任太史令的司馬談因病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心中憤懑，緻病将死。臨終前，囑托兒子司馬遷。正是這次父子對話，造就了偉大的曆史篇章《史記》。

回顧家族顯赫的曆史，司馬談感到無比驕傲，他自豪地說：“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司馬氏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夏之世便顯揚功名，職掌天文之事。可是，到了司馬談這一代，祖祖輩輩所經營的事業漸漸衰落，眼看着今天就有可能斷送在自己手裡。帶着極度遺憾和失落的心緒，司馬談語重心長地叮囑司馬遷：“後世中衰，絕于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談希望兒子繼做太史，接續祖先的事業，同時不忘自己想要撰寫一部完整的曆史著作的理想。

司馬遷能否承繼祖業，并實現自己未竟的宏願？司馬談殷切地說：“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在司馬談看來，孝道不僅僅是奉養雙親，侍奉君主，最終在于立身，揚名後世，以顯耀父母，這是最大的孝道。司馬遷從小就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備受經學大師董仲舒的影響，自然會對父親的苦衷和期望心領神會。

為了鼓勵司馬遷，司馬談列舉了周公、孔子的事迹，希望這些人能夠成為兒子的典範，他諄諄教導：“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後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天下人為什麼稱道歌誦周公？隻因他能夠論述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邵的風尚，通曉太王、王季的思慮，乃至于公劉的功業，并尊崇始祖後稷。同樣，為什麼天下人崇敬膜拜孔子？那是因為周幽王、周厲王以後，王道衰敗，禮樂衰頹，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典籍，修複振興被廢棄破壞的禮樂，論述《詩經》《書經》，寫作《春秋》，學者至今以之為準則。正是他們兩人在中華文明史上所做出的傑出貢獻，被後人尊為萬世師表，并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脊梁。司馬談以周公、孔子激勵司馬遷，可謂用心良苦。

面對自己的不幸和愧怍，司馬談再次提醒司馬遷：“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獲麟”，并為此落淚而長歎“吾道窮矣”。孔子曾寫歌：“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之後不久便去世了。司馬談提及獲麟事件，無非是再次暗示司馬遷，要有孔子一樣的志向。孔子去世以來四百餘年，諸侯相互兼并，史書丢棄殆盡，沒有人能夠續寫曆史。如今正好漢朝興起，海内統一，遇到了明主賢君，還有衆多忠臣死義之士。可惜司馬談作為太史，未能盡職，沒有把這些人物予以論評載錄，從而斷絕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他甚感惶恐，而此刻，唯有寄希望于司馬遷了。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再度回憶父親的追問：“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父親為何提及周公、孔子，為何要強調五百年這個時間節點？關鍵是，為何要提出“有誰能繼承聖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秉承《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精神和宗旨？”意思不言自明，“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老父親就是希望司馬遷仿效周公和孔子。即使不能做到周公那樣，也要向孔子學習，續寫《春秋》。正是理解了父親的意圖，司馬遷才感到自己責任重大，義不容辭。于是，“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阙”，把著述曆史的責任從父親的手中接過來。繼任太史令後，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寫作《史記》，實踐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時年四十二歲。

依據什麼作為創作《史記》的參照？曾經師從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孔子所著的《春秋》自然便成了司馬遷的創作典範。

孔子為何作《春秋》？董仲舒告訴他：“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在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實現的時候，孔子隻好退而著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孔子靜下心來，收集各種資料，決定寫《春秋》，以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标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讨亂政的大夫，使國家政事能夠通達。

《春秋》是怎樣的一本書籍？司馬遷做出了高度的概括：“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辨明了為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這是由孔子所處的地位和高度所決定的，無疑，《春秋》的高度就是孔子的高度。因而，編寫曆史，就要站在這樣的高度去落筆。

司馬遷還進一步對《春秋》的意義做具體闡釋。他說：“《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春秋》能夠明辨是非，因而具有教化作用，是一部指導如何管理百姓的典籍；“《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闡明社會正義，因而，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确的軌道上來，《春秋》的作用就更大。

繼而，司馬遷指出了閱讀《春秋》的重要性。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首先要熟讀《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一國之君，如果要明辨進讒者和盜國者，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其次，作為國家大臣，也要了解《春秋》。“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處理事情如何才叫合适，遇到不虞事件如何權變，身為國家大臣，隻有明了《春秋》才能找到答案。再者，無論是為君為父，還是為臣為子，必須通曉《春秋》。“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作為一國之君和一家之長，如果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蒙受罪魁禍首的惡名。作為大臣和兒子，如果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會因為陰謀篡位和殺害君父而被誅殺，得一個死有餘辜的名聲。

不僅如此，《春秋》還承擔着宣傳周禮和教化民衆的作用。“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春秋》同時也是一部關于禮的宣傳書。司馬遷指出，禮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惡于已然；法的除惡作用容易見到，而禮的防患作用難以被人們理解。正是如此，更需要傳播《春秋》，使人們通過了解《春秋》，得到教化，成為禮義的自覺踐行者。

司馬遷用巨大篇幅闡釋《春秋》，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隻有理解和堅守《春秋》的宗旨，才能把《史記》寫好，甚至超越前人。正是秉持孔子“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精神，司馬遷便以滿腔的熱情投入了《史記》的寫作。

正當司馬遷有條不紊地進行《史記》的創作之際，巨大的災難橫加于他。“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缧绁。”因為“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最後被判了腐刑，身心遭到了沉重打擊。一死了之，還是忍辱偷生？司馬遷面對着兩難選擇。他想起了父親，自己非但沒有給他帶來榮光，反而是無盡的恥辱。他悲歎道：“故禍莫慘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于辱先，诟莫大于宮刑。”司馬遷意識到，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災禍比貪圖私利更慘痛，沒有什麼悲哀比傷創心靈更令人心悲，沒有什麼行為比使先人受辱這件事更醜惡，沒有什麼恥辱比遭受宮刑更嚴重。

每每念及這些，司馬遷便追悔莫及：“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禍從口出，因為多嘴說了幾句話而遭遇這場大禍，被鄉裡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玷污了祖宗，他覺得自己沒有顔面再到父母的墳墓上去祭掃。即使是到百代之後，這污垢和恥辱會更加深重。這種恥辱感和羞愧感在腸子裡每日多次回轉，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像丢失了什麼，出門則不知道往哪兒走。一想到這件恥辱的事，冷汗直從脊背上冒出來而沾濕衣襟。

就在萬般痛苦和彷徨之中，司馬遷想起了文王、孔子等曆史人物。“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傥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古往今來，許多人盡管生前享盡榮華富貴，可死後卻寂寂無聞。隻有那些卓爾不凡、不為世俗所拘的人才能見稱于後世。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八卦為六十四卦，寫成了《周易》；仲尼一生困頓不得志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寫成了《離騷》；左丘眼睛失明，就有《國語》傳世；孫子受了膑刑，就編著了兵法書；呂不韋被流放到蜀地，《呂覽》才流傳于世；韓非被囚于秦，有《說難》《孤憤》傳世。這些人物，沒有一個不經曆挫折，都是在困境中崛起，發奮著述。這正應了孟子的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為什麼困而著書呢？“《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為什麼有《詩》三百篇，司馬遷認為，這都是因為聖人賢者借此抒發自己的悲憤之情。要麼在思想上有解不開的苦悶，要麼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追述往事，希望将來的人了解他們的抱負。至于左丘眼睛失明，孫子受膑刑，終歸不被當權者重用，他們就不再抛頭露面，而是退而論述自己的見解，著書立說，抒發他們的憤懑之情，想着讓自己的著作傳留後世，以顯示自己的理想志趣。

直面所遭受的恥辱，司馬遷又聯想到曆史上許多命運和遭遇相同的人，以此安慰自己。“且西伯，伯也，拘于羑裡；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系獄抵罪；绛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回想文王、李斯、韓信、彭越、張敖、周勃、窦嬰、季布、灌夫等，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聲名傳揚到鄰國，等到犯了罪而法網加身的時候，不能引決自裁。在社會上，古今都一樣，哪裡有不受辱的呢？

在生與死的問題，司馬遷不斷扣問自己：“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蝼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自己伏法被殺，那不過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而已，和蝼蟻沒有什麼區别。況且世人又不會拿自己的死與殉節的人相比，隻會認為自己是智盡無能、罪大惡極，不能免于死刑，終于走向死路罷了。

司馬遷終于戰勝自己，發出了千古之浩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人本來就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還重，有的人死得比鴻毛還輕，隻是各人對待死亡的态度不同而已。至此，司馬遷全然明白生存的意義，“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司馬遷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來，陷在污濁的監獄之中卻不肯死，是遺憾自己内心的志願有未達到，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後世顯露，這就是司馬遷面對生死的初心。

正是在隐忍苟活的境況下，司馬遷鑄就了皇皇巨著《史記》，從而實現了續寫《春秋》的偉大理想。正如南宋史學家鄭樵所說的那樣：“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書。”一本輕生死、重道義，飽含血淚和恥辱寫成的史書，終成“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倘若沒有一個正确的生死觀和人生觀，如同蝼蟻一般死去，那麼，我們的文化史上就沒有了司馬遷，也就沒有了燦若星辰的文史巨著—《史記》。

子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孔子所提倡的孝道，就是堅定不移繼承前人的遺志，兢兢業業完成前人所未完成的事業。司馬遷以其不屈不撓的精神終于實現了父親的遺志，完成了父親未竟的事業，九泉之下有知的司馬談應該感到欣慰。

如果說《春秋》哺育、造就了《史記》，那麼孝道就是推動司馬遷前行的最大動力。每當翻閱《史記》的時候，一種孝子情懷便躍然紙上，令人掩卷喟歎，而自愧弗如。《史記》不僅僅是一部史書和文學巨著，更是一種偉大精神和高尚品格的豐碑。它比泰山還重，比泰山還高，傲然支撐着我們這個民族的脊梁。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