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是個奢談夢想的年代。許多中年人被家庭和職場的一地雞毛，困住了身也迷住了心。

一群普通人不約而同地，聽到了“世界第一高峰”的召喚，毅然踏上尋找自我的旅程。

他們成為了紀錄片《珠峰隊長》的主角，包括8位普通人和7名從雪山腳下“放牛娃”成長起來的高山向導。

長約83分鐘的電影裡，真實地記錄了這群普通人攀登珠穆朗瑪峰的全過程。沒有複雜的故事線，單靠簡單的時間線叙事，卻能讓觀衆的心一路懸着。

影院裡聽着雪山上呼嘯的風聲，看着冰爪跨過深淵的畫面，心中不禁好奇：

《珠峰隊長》的主角們為什麼對登山如此癡迷甚至瘋狂？在變化遠超計劃的當下，他們又是如何堅持自己的夢想，甚至創造屬于自己的奇迹？

在《珠峰隊長》7月2日全國正式上映的前夕，新周刊記者聯系了“珠峰隊長”蘇拉王平，請他分享了爬珠峰的那些事。

用生命來攀登，并記錄

2019年5月15日，中國民間登山隊“川藏隊”在隊長蘇拉王平的帶領下，搶在珠峰頂“大堵車”之前，全員成功沖頂并安全返回。

這支登山隊裡有朝九晚五的白領、賣掉自家小店的店主、背負沉重KPI的銷售，以及上有老下有小的創業者等。曆經40多天的攀登，他們成為2019年度全球第一支登頂珠峰的隊伍。

随後多支隊伍的沖頂，都遭遇了可怕的“珠峰大堵車”。 2019年春天，珠峰的攀登人數創下曆史新高。在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帶”，極寒缺氧，個别攀登者等候時間超過3小時。這次“大堵車”導緻14人死亡和3人失蹤。

2019年5月22日，數百名排隊等候登頂珠峰。/視覺中國

登頂前，蘇拉王平對隊員說過：“登珠峰是會死人的。”在高山上，你從來不知道危險會從哪裡突襲。

珠峰南坡的攀登有“三大難關”，它們分别是恐怖冰川、洛子壁和希拉裡台階。

希拉裡台階位于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脊，距離珠峰頂不到100米，正是發生“珠峰大堵車”的地方。所謂的“台階”，其實是用積雪踩出來的踏腳位。如果登山者一腳踩重了，人可能就會掉下去。

川藏隊沖頂時一名隊員在希拉裡台階滑了一跤。蘇拉王平對新周刊記者說：“當時我吓了一跳。這次滑墜如果從左邊掉下去的話，可能就直接掉到C2營地去了。” 珠峰C2營地和希拉裡台階之間，海拔落差近100米。

每一步都離不開運氣的加持。

如果說那次沖頂時的滑墜是一場虛驚，那麼下撤時的經曆可算是離死亡最近的地方。

沿洛子壁下撤時，如電視機般大的落石，砸在蘇拉王平身旁5米内。他說：“要是被落石砸中，人肯定粉身碎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馬上要死掉。”

蘇拉王平形容登山的過程是“身體在地獄，眼睛在天堂”。他一直希望把險峰上看見的無限風光，用影像的方式傳遞給更多人。

攀登中蘇拉王平的角色不僅是隊長，還是導演。他對新周刊記者說：“全球登頂珠峰的隻有幾千人，而登頂珠峰的中國人僅有520人。真正把珠峰攀爬過程完整拍攝下來的，在我們之前幾乎沒有。”

爬珠峰的40多天裡，他瘦了近20斤。每個晚上他都失眠，操心着每一位隊員的身體狀況，擔心回來時會不會少一些人，還要反複琢磨第二天要抓拍什麼畫面。

蘇拉王平登珠峰前後的樣子。

在極低溫的高山上，攝影機和無人機的電池消耗得飛快。隊裡攝影師的裝備裡僅無人機電池就有30多塊。再加上腳架、攝影機和航拍機，攝影師攀爬時負重超過80斤，是普通隊員負重的2.5倍。

在保證電量的前提下，操作又是另一個大難題。為了能啟動無人機，攝影師在接近零下40℃的寒風中，冒着凍傷的危險摘掉羽絨手套來操作。

高山航拍的難度遠超平地。

攝影師手凍得不行，蘇拉王平就接過來，好使攝影師把手伸進羽絨服裡，使勁搓一會兒。這樣輪流操作下，他們創下了在8470米以上完成無人機航拍的新紀錄。

《珠峰隊長》電影中壯闊的珠峰美景，可都是這群“幕後英雄”冒死拍回來的。

蘇拉王平說：“在大自然面前，人比螞蟻還渺小。我不會使用‘挑戰’或者‘征服’的字眼，因為登山首先要有一個敬畏之心，守山的規矩，才會得到雪山的接納。”

命運不在别人的口中

而在自己的手裡

對于一個登山隊長來說，拍一部珠峰攀登紀錄片，這件瘋狂的事至少醞釀了十多年。

蘇拉王平來自四川阿壩州黑水縣，從小住在三奧雪山腳下的八家寨。童年每天把牦牛從山腳趕上山，他都沒想過要爬到山頂看看。

八家寨位于三奧雪山腳。

2001年，國内優秀的攀登者馬欣祥、馬一桦、次落、孫斌等人去到三奧雪山，進行登山考察。他們在村裡招募背夫，愛好體育的蘇拉王平也申請加入了。

蘇拉王平說：“那個時候我才發現，雪山還可以登上去。以前對我們來說，靠山吃山就是放牛、種地和挖藥材。跟登山隊接觸後，才發現原來我可以做高山向導，可以有更好的靠山吃山的選擇。”

年輕時的蘇拉王平。

這次偶遇，改變了一個放牛娃的人生軌迹，讓他踏上了攀登之路。後來蘇拉王平組建了自己的川藏隊——在四川的藏族登山隊。

他夢想有朝一日能攀上世界第一高峰，但身邊人卻不斷給他潑冷水：你以為是家裡的三奧雪山？登珠峰很難的，更何況你還沒錢……

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當時20歲出頭的蘇拉王平帶着幾名兄弟，去攀登當時國内沒人登頂過的婆缪峰。買不起裝備的他們，穿着軍膠鞋就踏上了這趟瘋狂之旅。

上升過程中，這群年輕人遭遇了8月份的鵝毛大雪。堅持登頂後天色已晚，他們看不清下山的路，就用攀登繩和岩釘把自己挂在絕壁上，一宿沒合眼地熬到天亮。

風雪中攀登婆缪峰。

這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登頂，讓蘇拉王平和川藏隊在國内登山界站穩了腳跟。過去19年來，蘇拉王平從老家帶出了60多位同鄉，把他們培養成專業的高山向導。

這些向導領着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走進雪山，也帶着上百個家庭走出貧困的“大山”。他們開上了越野車，修新房、開民宿，有人還去到縣城或者都江堰買房，給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

不過，漸趨安穩的生活，沒有讓蘇拉王平放棄“珠峰夢”。

為了激勵自己實現夢想，他想辦法把自己的手機和車牌尾号都變成了“8848”，也就是珠峰的海拔高度。

一次次向雪山進發的過程中，他還萌生了一個“電影夢”，想着把珠峰美景拍下來。他用了5年時間把高山向導，再培養成高山攝影師和航拍手，而他自己也努力轉型現場導演。

直到2019年，蘇拉王平感到“夢想成型”了。他組織了那次珠峰攀登，如願以償地當上了“珠峰隊長”，也把紀錄片拍了下來。

川藏隊在珠峰頂唱起代表家鄉的歌曲。

為了這部“情懷片”，蘇拉王平說自己已經“砸鍋賣鐵”。前期拍攝籌備幾乎掏光了他所有的積蓄。新冠疫情以來，川藏隊的登山業務大幅減少。為了給《珠峰隊長》後期制作輸血，他打起了家裡房子的主意。

冒着生命危險，花了畢生積蓄，拍一部“可能會虧得很慘”的紀錄片，值得嗎？

蘇拉王平強調：“這部片子的意義不局限在院線。它會變成一部科普片，到我八九十歲時，肯定還有很多人在看。想要登珠峰的人，可能會看十遍二十遍。為中國民間登山發展做一些小小的貢獻，我覺得意義就在這。”

花幾十萬登山，值得嗎？

盡管發展了20多年，但登山在國内還是一個相對小衆的運動。人們沒看過完整的珠峰攀爬過程，難免會對這項運動存有誤解。

企業家王石年近60歲，兩次登頂珠峰，當時就有人調侃他是“被擡上去的”。

針對這種說法，蘇拉王平對新周刊記者直言：“沒地方擡也擡不動。到了高山上，人人都是平等的。無論多危險的路段，都得自己一步一個腳印上去。雪崩、落石和滑墜等風險一樣都不會少。”

他解釋說，在預算較充足的前提下，登山者的保障可能會增加，例如多聘請兩三位高山向導。保障增加并不意味着風險減少。

從大本營看見雪崩。

很多時候，登山者得靠不斷的自我突破，來回應登山的風險。從“人生第一座雪山”開始，他們完成5000米、6000米、7000米以及8000米雪山的攀爬。這段登山經驗的積累短則3至5年，長則十多年。

除了體能和技術外，登山也需要足夠的裝備和經濟支持。目前，珠峰攀爬的費用，一個人至少要35萬至40萬。為了圓珠峰夢，隊員車夫毅然賣掉了家中店鋪，甚至借了錢來報名。

花三四十萬登一座山，值得嗎？

車夫說：“上了年紀後，我開始厭倦身邊的社交圈子。不是酒桌，就是麻将桌。登山帶我去到另一片天地。在艱難向上的過程中，不斷思考、探索、肯定自我，這種成就無與倫比。”

一生總要做一件值得付出的事情。

隊員張楊試着從消費的角度來解釋。她說：“你能為了喜歡去買個好車，你能為了喜歡去買個東西，為什麼我們不能為了喜歡去登山呢？對于我來說，身體的不适是一陣的，但精神上的愉悅是一輩子的。”

2019年從南坡登頂珠峰後，隊員劉萍又從北坡實現了“雙登珠峰”。她說：“總有人問我登山的魅力是什麼。也許那是一段可以讓人忘掉KPI的旅途。”

從高山中汲取突破的力量。

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終身愛好登山。他是“意義療法”的創始人，在其所著的《活出生命意義來》中寫道：“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戰時，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義，并将這種意義保持到最後。”

正如《珠峰隊長》影片結尾所言：“一個人一輩子可以不登山，但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大山。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生活中的‘珠峰隊長’。”

本文圖片均由《珠峰隊長》制作團隊提供（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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