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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波瀾壯闊的發展曆程中，1917年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重要曆史性事件之一。十月革命的勝利促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從而将世界社會主義由理論的、運動的階段提升到國家的、制度實踐的階段，标志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跨越到了一個新時期。然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曆了發展與輝煌，更出現了挫折與失敗，并以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而告終。在蘇東劇變30年之後，站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度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原因進行剖析，有助于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借鑒。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74年，中間經曆了若幹個重要節點。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其亡也忽焉”的表象後面，顯然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綜合來看，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節點顯然就是戈爾巴喬夫時期放棄了黨的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後，布爾什維克政權遭到當時諸多政黨的抵制。在經曆了國内戰争的殘酷鬥争之後，蘇俄逐漸确立了俄共（布）的一黨政治。1922年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成立，正式确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産主義政黨領導的多民族聯盟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19世紀上半期在歐洲勃興的曆史浪潮。自民族主義興起之後，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就存在兩種趨向，一是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觀念支配下，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運動。二是在傳統共同地域或共同文化範疇内，建立包括多個民族在内的統一國家運動。由此，當代世界就存在着單一民族形成的國家和多個民族構成的國家，即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在當代國際政治中，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體；在人類文明發展的競賽中，民族國家也是最重要的競賽主體。但是，現代國家的兩種構成使得多民族國家在國際競争中面臨與單一民族國家不同的挑戰。其一是來自内部的挑戰。多民族國家有些民族中存在着分離和獨立的傾向，使得多民族國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民族離心力。其二是來自外部的壓力。在國際競争中，多民族國家總是面臨着被他國利用的可能性，他國利用競争對手的多民族現狀，經常故意挑撥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問題，以便趁對手的混亂獲得利益，從而打壓多民族國家。這是現代國際競争中常見的現象。蘇聯境内有100多個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國家。蘇聯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社會主義聯盟國家。1924年通過的《蘇聯憲法》中，保證各加盟共和國具有自由退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權利。也就是說，蘇聯的建立實際上兼顧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兩種趨勢：建立統一的由多個民族組成的聯盟國家，這是作為國際政治行為體的基本要求，也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則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觀念和要求。可是，這兩種趨勢本來就是相互矛盾的，如何克服這種矛盾？蘇聯共産黨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關鍵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是由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産黨就是統一國家的紐帶，具體機制為：蘇聯憲法第六條規定，蘇聯共産黨在蘇聯社會中居領導地位。蘇聯共産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最高權力屬于聯盟中央，各加盟共和國雖然也設有黨中央，但這個黨中央本質上是聯盟黨中央的支部機構，服從聯盟黨中央的權威領導。這樣，通過蘇聯共産黨的統一領導，遏制和克服聯盟國家中，特别是各加盟共和國中的分裂和獨立傾向。正是在這種機制下，蘇聯共産黨維系着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到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作為蘇共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卻進行了輕率的變革。在民主化與公開性的旗幟下，戈爾巴喬夫忽視了黨在國家統一中的重大作用，不顧社會環境的迥然不同，重提1917年布爾什維克曾經提出的“一切權利歸蘇維埃”。1988年6月舉行的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作出進行政治改革的決定，把權力中心從黨的機關向蘇維埃機關轉移，改革的方向确定為保證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全權。戈爾巴喬夫此舉無疑弱化了蘇聯共産黨的領導，接下來必然是各種力量對權力的争奪，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蘇聯共産黨的聯邦化，由集中統一領導的黨變為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各行其是的黨。1989年蘇共中央9月全會通過《黨在當前條件下的民族政策》的決定，放棄了蘇共中央對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的領導權。12月，立陶宛共産黨即宣布自己是獨立的黨，緊接着，各加盟共和國的黨組織紛紛宣布獨立，他們将加盟共和國自身的權力視為最高權力，不再服從聯盟中央的最高領導。到1990年俄聯邦共産黨成立時，蘇聯共産黨完全聯邦化了。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各加盟共和國黨的權力與憲法規定的民族分離權利的結合，形成以加盟共和國為主體的獨立浪潮。1990年2月至3月，蘇共中央全會作出決定，同意修改憲法第六條，在加盟共和國各共産黨已經宣布獨立的情況下正式取消了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這樣，蘇聯共産黨聯盟中央不僅喪失了對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的領導權，也喪失了對蘇聯社會的領導權，蘇聯共産黨一步步成為毫無權力的空架子。1991年“八·一九”事件後，共産黨組織在全蘇聯各地都被棄如敝屣，蘇聯共産黨領導的大一統的聯盟國家崩塌。當然，蘇聯共産黨在蘇聯社會中有着全方位的地位和作用，遠不僅是維系統一的工具。但非常明顯的是，戈爾巴喬夫無視蘇共的這一作用，确實成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最關鍵節點。來源：《前線》第8期，原标題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當代省思”作者：郭春生，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市國際共運史學會會長。編輯：袁瑛 梁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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