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本文為未成之草稿，或有不合實際之處，拜大家務必不要留手，重罵下來即可，這樣我也才有一個反省訂正的機會。謝謝大家。

楔子

在中醫的學習之路上，不止一次聽見老前輩對學習者的提醒：「要明白一味藥的藥性、藥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學的『成分分析』這條路，就完蛋了。」

那麼，一味藥的藥性，自然就該照中國傳統的看法：性味如何，歸于某經……等等論述了？這，就一般學中醫的同好而言，是對的。

但，如果是對于學「經方」也就是學《傷寒雜病論》的學習者而言，光以《本草備要．藥性總義篇》的理論作基礎，而詳熟該書中的諸般藥性，恕我撂下一句惡毒一點的風涼話：你對《傷寒雜病論》的理解，就會是「時方醫」的領域，想不通的，就認為那是錯字、錯簡，而與「經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時方派的本草學，和經方派的本草學，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認識觀」，而講難聽一點，經方派之所以會堕落成今日的時方派，「本草理論」的改變，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之一。

即使去中國醫藥學院，也會聽到那裡的學生在說：「我們系的某某大教授說啊，光學《本草備要》是不夠的啦，學藥理還是要研習《神農本草經》才行！」講得是得意洋洋，但是《神農本草經》的功夫，終究還是練不成。因為，他們所學的本草學認識觀，絕大多是西方研究的「有效成分」，那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垃圾；而少數幾個有志之士，專心研究中國本草學，曉得「桂枝解肌、麻黃散寒」，曉得「以皮行皮，以枝行肢」、「清氣出上竅，濁味出下竅」了……但那仍是「時方藥理學」，對經方中使用的「古典藥理學」隻沾上一點邊兒。所以不夠。

這篇文章，便是講一些不正經的雜談，就當做與諸同道閑聊，來說說什麼是經方中曆然可見、而時方派蒙然未知的藥理、藥性。讓初學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有理路可循。但是，雖然說是「和初學的同道」聊聊，如果有讀者是還未讀過《傷寒雜病論》的，ＪＴ還是覺得可以不用看，怕會徒增混亂。

ＪＴ的論點，大部分來自于清末唐容川的《本草問答》和鄒潤安的《本經疏證》，許多好朋友們對這兩本書想必并不陌生。

中醫分為經方派、時方派，這，不但中國人曉得，日本人也曉得。經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時方派在日本叫作「後世方派」，意思一樣。而不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也都曉得，經方派和時方派的「分水嶺」是什麼──那就是所謂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雖然齊名并稱，其實他們的生卒年是頗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們更早出名的一位，相傳是李東垣之師的人，就是張元素，也就是張潔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張元素做了一件「功德蓋世，罪惡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經方派從此變成時方派。那件事情，就是現在學傳統中醫的人耳熟能詳的「歸經理論」──某某藥入某髒某腑、哪一條或哪幾件經。

歸經理論是錯的嗎？不能算錯，很多時候是很有道理的，臨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條明徑，使人更能掌握用藥一事，對學習中醫者而言，是甚有幫助的。

但，它是對的嗎？也并不全對。因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藥的藥性。

同樣是用中藥，以「《神農本草經》、張仲景（或《湯液經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藥理學」創出來的方叫作「經方」，漢朝到唐宋，都還算是經方的時代。而以「歸經理論」創出來的方，就叫「時方」，其中對每一味藥的看法，都和經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農本草經》，其中提到的藥性隻有「性．味」，也就是「什麼味道」、「溫涼寒熱如何」，而五色入五髒的概念，則是「稍微提及」，例如「五色靈芝各入哪一髒」，不是通盤性的認同。而其後，魏晉的《名醫别錄》，唐代的《新修本草》、《日華子本草》、《海藥本草》、寇宗奭《本草衍義》，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證類》、《大觀》二本草……等諸多書籍，大都隻是順着《神農本草經》之後補入新發現的「效能」，卻未曾對「本草理論」作更多的理論分析。

（在張元素作大系統的歸納之前，入經藥的論述，可散見于：漢．《神農本草經》大棗：助十二經；魏晉．《名醫别錄》甘草：通經脈；唐．《食療本草》胡桃：通經脈；乳腐：益十二經脈；綠豆：行十二經脈；唐．《海藥本草》阿勒勃：通經絡；宋．《本草圖經》瞿麥：通心經；蘇葉：通心經；11世紀末《史載之方》某方：宜行其腎經、清涼之藥：解利肺經；宋．《本草衍義》天竹黃：涼心經；桑白皮：治小腸熱；宋．《本事方》真珠母：入肝經。……等等。

至于引經藥之記載則如下：《神農本草經》菌桂：為諸藥先聘通使；《名醫别錄》桂：倡導百藥；白附子：行藥勢；酒：行藥勢；5-6世紀《雷公炮炙論》綠蛇：令引藥；唐．《食性本草》薄荷：能引諸藥入榮衛；酒：引石藥氣入四肢；《本草衍義》澤瀉：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本事方》椒：引歸經；粥：引風濕之藥徑入脾經；宋．《楊氏家藏方》酒：引藥入經絡。──尚未有整體性之論述。）

到了張元素，他對古代的方劑做了一番整理，發現到「太陽病病到太陽、陽明之間時，會用到『葛根』這味藥……」，于是就以此歸納出了一句話：「葛根是陽明引經藥，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會引邪入陽明！」同樣，對于柴胡，後人也看做是少陽引經藥，說它會「引邪入少陽」（明．李中梓），而至于桂枝，因為有帖「桂枝湯」是治「太陽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歸經也就變成是「太陽經藥」了。石膏，他也說是「大寒之藥，不可輕用」。

這，有沒有錯？從某個角度來說，複方「桂枝湯」的确是「會」作用在太陽經，而單味藥的柴胡、葛根和少陽、陽明二經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關性。可是問題就在于：「不隻如此而已！」後世的學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藥找幾條經随意歸類，做學問是簡單化不少，可是卻太片面了，變成「見樹不見林」，迷失了那一味藥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為這種「時方藥理學」方便好用又好記，而張潔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醫術甚高明的醫者，于是緊跟在他之後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納入了張潔古的這個系統，而有了相當好的成就，比如說李東垣自創的「補中益氣湯」或是修改了宋朝陳自明《婦人良方》中的龍膽瀉肝湯而成了「去男人下陰臊臭」專方的「東垣龍膽瀉肝湯」，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稱「偉大之方」。

可是，歸經理論，卻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卻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論，太片面了。潔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讀《内經》起家的，偏得還不太多，但愈用到後來，纰漏愈大，新創的方劑效果愈來愈差，「一劑知，二劑已」變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個月再來看看有沒有好，如果沒好我們再換藥試試！」

到了後來，當然有人覺得好像事情不對頭了，想要扳回如崩牆倒壁般的中醫「末法」劣化狀況，明朝不少醫家都在重注《神農本草經》，想要從這個大根頭去重新尋回些什麼。當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顯。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論、藥性全都收錄」而編成《本草綱目》而被倪海廈先生痛批的李時珍，其實不是中藥學劣化的源頭。源頭在張元素。光是他的幾句「葛根引邪入陽明」，「柴胡引邪入少陽」，「石膏大寒不可輕用」就把經方中這三味藥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沒有這麼一回事兒的，太陽初感，證齊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湯；傅青主也用柴胡湯小制其方治傷風初感而很有效，并不會因此引邪入裡，石膏更隻是「涼」而已，不用八錢到四兩甚至一斤，很難顯出藥性。可是張元素之後，人人都跟着這麼說嘛，絕大部份的醫者，小心翼翼地就都「盡量不要用《傷寒》、《金匮》方」了。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轉機。如果以醫術而論，陳修園、徐靈胎等人，因為臨床功力夠，其著作《神農本草經讀》或《神農本草經百種錄》都有卓然不群之見，但那是臨床上的強而讓他們得以重新明辨了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論上有所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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