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幾天前，司馬光靜靜地度過了一千歲誕辰，悄無聲息，少人問津。

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于河南光山縣，父親司馬池因此取名為“光”。司馬光的遠祖可以追溯到西晉時的司馬孚，其兄名叫司馬懿。

據《宋史·司馬光傳》記載，司馬光從小就是天才兒童。七歲的舉止就“凜然如成人”，聽見了别人講《左傳》很喜歡，回家就講給家裡人聽，已經能得其主旨。從此手不釋卷，讀起書來饑渴寒暑都不聞不問。雖然愛讀書，卻不是書呆子。小朋友掉進水缸裡，其他兒童都吓得逃開，司馬光卻一石頭把缸砸破救了小朋友，從此留下“司馬光砸缸”的傳奇。

宋仁宗時司馬光中了進士，宋英宗時他當上了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他是王安石的反對者，是跟變法派針鋒相對的保守派。因為當時王安石正得勢，所以司馬光不受重用。于是五十二歲那年，他從汴梁退居洛陽不問政事，自己把自己隐居起來著史，眼不見心不煩。

從一千年前的司馬遷《史記》以來，自《漢書》以後正史統統都是紀傳體。司馬光的心很大，他不滿足于著述一朝一代人物的固有模式，他要承繼幼年時聽過的《左傳》，編撰一部以時間為序的編年體通史。在政治上司馬光以不妥協而聞名，這樣的處處較真未必适合政治，卻十分适合著史。

五十二歲之前，司馬光已經斷斷續續地完成了秦以前的部分，呈給宋英宗之後皇帝很滿意，于是把自己的2400卷舊書都賞賜給司馬光作參考。并且不但給他提供筆墨、缯帛、下午茶和相關費用，還準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昭文館、集賢院等地的藏書。在公元十一世紀的宋朝，司馬光得到了堪稱頂級的資源支持。

司馬光還邀請了當時一流的史學家劉攽、劉恕、範祖禹共同參與。首先由他們将有價值的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長編”，編時務求詳盡，“甯失于繁，毋失于略”。然後由司馬光考察史料的同異真僞，删其繁冗最後剪裁編訂成最終的成品。

司馬光和這一批最優秀的助手夜以繼日地工作，他自己連生病時也不休息。好友勸他悠着點，他回答：死生都是命。這樣幾乎一刻不停的工作，一直持續了13年。司馬光的草稿全用一絲不苟的正楷寫成，堆了滿滿兩屋子。

1084年，司馬光向宋神宗獻上這部前後曆經19年才編成的294卷、300萬字編年體通史。從戰國的三家分晉到五代的後周世宗征淮南，一共跨越16個朝代，涵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興衰成敗。司馬光在《進通鑒表》裡說：

“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

宋神宗非常滿意，以其書“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欽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為之序。神宗死後，年幼的哲宗即位，司馬光重新掌權，幾個月裡盡廢新法、将變法官員全面罷黜。但由于著書消耗精力過巨，司馬光執政一年多即逝世，享壽六十八歲。

後來新黨章惇掌權，蔡京的弟弟蔡卞和官員薛昂等人上書要毀去這部舊黨編撰的史書，全靠有這篇宋神宗親自作的序才得以保全。司馬光在宋代政治上的評價褒貶參半，但他所著的這部《通鑒》，卻遠遠超過了他仕宦上的成就。

02

成書近千年來，《通鑒》是唯一能與《史記》比肩的不朽巨著，所謂的“史學兩司馬”。其他的史書在這兩座高峰之前，都不免歎為觀止。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通鑒》：“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叙事詳明，繁簡得宜。”

以《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把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作為叙述基準。優點是人物事迹脈絡清晰，不足在于在展現事件全貌時往往力有所不逮。一場影響天下走勢的淝水之戰，并非隻是苻堅謝安甚或再加上謝玄、慕容垂、姚苌這些人的傳記能大體勾勒出輪廓的。

而以《通鑒》為代表的編年體，優勢正在于此：曆史人物是具體事件中的人物，是具體的時間、空間和環境之中的人物。以時間為序，不僅能理清曆史事件的順序和本末、呈現出完整而立體的曆史場景，而且能在特定的時間裡将多項大事件并列在一個時間維度，讓讀者發現事件彼此之間的聯系，以及對今後事态發展走向的影響。

以鴻門宴為例，《史記》裡寫鴻門宴，雖然在《項羽本紀》裡最為詳細，但也分散在劉邦、張良、樊哙多人的傳記中。

項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史記·項羽本紀》

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史記·留侯世家》

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谕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史記·高祖本紀》

營衛止哙，哙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哙。”《史記·樊郦滕灌列傳》

而《通鑒》将驚心動魄的鴻門宴一氣呵成，躍然紙上：

……于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哙。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哙即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内，樊哙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瞋目視項羽，頭發上指，目眦盡裂。項羽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哙也。”……

史學家錢穆極其佩服司馬光的眼力和剪裁的分寸，他說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司馬光隻用兩百九十四卷就拿來寫下，“可見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進材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他在删去很多史料以外，還添上兩百幾十種書的新材料進去，這工夫當然是極大的了。”

其他的溢美之詞，曆代更是數不勝數，例如南宋王應麟表示：“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近代梁啟超則說：“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因為實在太令人佩服，所以之後的仿效者絡繹不絕。南宋金履祥作《資治通鑒前編》、南宋李焘作《續資治通鑒長編》，清代畢沅作《續資治通鑒》……這些都是當時的大史學家大學者，然而沒有一部能跟《通鑒》相提并論。

從現代的學術角度而言，《通鑒》并非絕對完美。例如在史料上有失實處、編年排序上存在謬誤、剪裁史料時有錯漏……再加上司馬光本人是絕對的儒家正統派，在臧否人物時未免持有私見、難以做到絕對的平心而論。例如近人岑仲勉就認為他對唐代牛僧孺李德裕的評價，因出于反對變法的立場而有偏頗之嫌，偏離了史家的客觀。

但指出“漏、複、紊、雜、誤、執、誣”的謬誤容易，要寫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通史卻難，要求三百萬字都分毫不差更是天方夜譚。元代關漢卿在《雙調·喬牌兒》裡寫道“日盈昃月滿虧蝕。地下東南，天高西北，天地尚無完體。”《通鑒》存在謬誤，并無損于其偉大。

況且要絕對還原曆史的“真相”，可能也是絕對做不到的事。現代人對當下親身經曆的事件都未必能判别其真假，又何況千百年前的人事。《通鑒》的價值并不在于是否百分之百正确，而在于其代表了公元11世紀的人類、對此前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國曆史理解程度的最高成就。

03

然而問一萬個人讀《通鑒》的意義何在，可能一萬個人都會回答：帝王權謀。這也是《通鑒》問世以來招緻的最大誤解，沒有之一。

雖然書是皇帝出錢修的、名字是皇帝取的、最後也是獻給皇帝的，但司馬光著書的本意，卻并非是為今上提供管理教科書。他自述創作的初心是：

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曆年不能竟其篇第，畢世不能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将泯絕。餘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家言。

也就是說，司馬光的目的是為廣大士子貢獻一本盡可能言簡意赅的通史，而不是為皇帝閑暇時充電而作。他本人對後人熱衷的所謂權謀沒什麼興趣，朱熹就曾經說：“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删之，奈當時有此事何？隻得與他存在。”

雖然不喜歡，但權謀在書中的存在畢竟是事實，再加上當代出版商針對大小掌權者心理的刻意宣傳，于是《通鑒》為帝王術權謀大全的概念就不胫而走了。許多人拿到書就熱血澎湃，期待學習之後就算不能趕上一輩子讀了十七遍的誰誰，至少也能差相仿佛一個億小目标的王健林。但要是抱着稱王稱霸生殺由我的幻想去讀《通鑒》，還不如直接去讀所謂的權謀四書。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梁文道在《噪音》裡說，“我們曆史解讀的重點是某些關鍵人物在某些關鍵時刻的抉擇，我們看重的是個人多于社會。說到以史為鑒，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就是：一、人性不變，兩千年前的始皇帝完全可以在今天複活，兩千年後的掌權者同樣能在秦代呼風喚雨；二、社會背景的變化隻是最表層的差異，除去禮儀、衣飾和建築，從前的某個局面很有可能重現當前。”

讀《通鑒》的意義，就在于由古知今、察往知來。《通鑒》所展示的終極智慧，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陰謀家互斫，而是如何判斷大小事情的真僞和走向、如何将一件事情最終做到成功而非中途夭折、如何在紛繁複雜的世事中洞察最深刻的人性。馮唐說，了解人性的最佳辦法“似乎還是以大尺度的時間觀照人性的變與不變、輪回與演進。”迄今為止，尚沒有其他史書連續不斷的觀照時間大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中國沒有，西方更沒有。

知人才能論世，曆史歸根到底是人的曆史。司馬遷和司馬光，都是在郁郁不得志的人生際遇裡寫出了光耀千秋萬代的曆史。杜甫有詩“文章憎命達”，春風得意的人生跟足以傳世的文字往往格而不入。知乎網友“如是我聞”曾經感歎：當千萬人的生死被你一頁頁輕輕翻過，你就覺得自己遇到的多狗血的事都是小事一樁。

讀《通鑒》會讓人明白：雄主名王、智者美人、珠玉滿堂、屍橫遍野……一切興衰成敗統統都是人類的榮辱。雖然在時間的長河中，一千多年隻是一滴水——但這滴水，已足以令你看到大江大海、後世前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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