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筆生“法”

龍平川

古今中外法學大師們寫就數以百千計的法學經典，成為當代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精華和學術資源。當代中國的法科學生也應當有這種大作為。——張文顯

“法科學生寫作能力差是公認的。”遼甯大學副校長楊松教授在最近召開的一次論壇上直言不諱。安徽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勝利教授也說：“我做了多年的論文指導，發現學生的文字功底确實太差，讓人頭疼。”山東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張海燕教授半開玩笑：甚至有的法科生給老師寫一封電子郵件都寫不好……

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健教授總結：“法律寫作的重要性在各個法學院已成共識，法科生的寫作能力低下，也是大家的一個共識。”

法律系不是中文系，法律專業不是文學專業，但何以這次論壇上衆多法律大咖對法科生，尤其是法律專業本科生的寫作能力紛紛“吐槽”？法科生為什麼一定要擁有一支生花妙筆？

溯源流長典範成

唐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後來聞名天下的詩人白居易進士及第。“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這一年，他28歲。如果放在後來的宋、明、清等朝，他大可以少年得意、高枕無憂了，但是，唐代的科舉考試制度下，并非考中進士就立馬可以做官，不過是取得了一個做官的資格。進士及第的考生還必須通過吏部的再次考試，這次考試被稱為“铨選”，通過者方可做官。“铨選”難度大，淘汰率高，唐代文學大師韓愈便是在這道關卡被卡了整整十年，而有人終生沒有通過。

白居易回到家鄉，準備“铨選”。“铨選”的考核内容由“身言書判”四項組成。所謂“身”，即指相貌是否端正；“言”，是指語言表達能力；“書”，考核書法是否俊美；“判”，特指書寫判詞的能力，即“谙練法律，明辨是非”。在這四項考核中，最難也是最重要的關卡便是“判”，不但要求考生熟悉法律知識，在模拟案例中作出正确的判決，還要張揚自己的文采。

在準備“铨選”期間，白居易苦心鑽研法律知識，練習判詞的書寫，模拟寫作了一百篇判詞……晚年的白居易退職以後，将自己早年為應試而制作的“拟判”輯錄成書。這部作品案件中的人物都以甲、乙、丙、丁來稱呼，故名《甲乙判》；又因為判詞共有一百道，所以又稱為《百道判》。《甲乙判》實際收錄了一百零一道判詞，多出的一判，是白居易将他在貞元十八年“書判拔萃”考試答卷收錄進去的緣故。

《百道判》甫一問世，便被衆多學子争搶，将其作為備考用書。元稹曾記述：“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白居易自己也說：“不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為準的。”唐代的判詞有着結構清晰、分析透徹、文采斐然的特點，《百道判》就是唐代判詞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今天的很多人知道白居易以詩聞名，卻不知這位後任刑部侍郎的司法成就。

“《百道判》既是法律寫作的高峰，亦是唐代文學的典範。”湖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治周末》專欄作家蔣海松告訴筆者，今天的法科生或許可以從白居易的故事中得到啟迪和激勵。

以文煉法琢雙璧

“‘傳千古法魂義理，寫天下錦繡文章’，是新時代中國法科學生的學術情懷和專業使命。”中國法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著名法學家張文顯教授在此次論壇上的緻辭，對法科生的文字修養提出了至高的要求。緻辭結束後，張文顯對筆者說：我這個緻辭也要好好修改之後再發給你。對文字的孜孜以求，體現了一位法學家的缜密。

“……在各種短闆當中，寫作能力低下，無疑是最為明顯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基礎教育嚴重忽視學生寫作能力培養，在法學院校中相當一部分法學院系不開設法律寫作課，開寫作課的也往往是偏于法律實務的技術性寫作，對于法律寫作的思想性和邏輯性則關注不足，以至于我們的畢業生不會寫文章，不會寫講話稿，甚至不會寫起訴書、辯護詞、判決書。”他直言不諱地說。

他認為，寫作是法律人的基本功，法律表達能力是法律人必備的重要能力。他就此提出了法律寫作“五要素，即知識、思想、語言、邏輯、修辭”，不僅對于法科生，而且對所有的法律人都具有啟發和學習意義。

法律專業知識具有基礎性、專業性。完備的法律知識是法律人的重要标識。無論是關于法律起源、法律本質、法律效力、法律要素、法律體系、法律運行、權利義務、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還是公法學、私法學、社會法學、國際法學的規則、原則、程序、技術等知識，都是法律人的基本學養，因而也是法律人寫作的基礎和基本功。一個沒有良好法律學養的學生是寫不出好的法學文章和法律文書的。

思想是法律寫作的靈魂，“寫作的過程就是思想提煉和表達的過程，全部寫作都是圍繞思想而展開的”。張文顯引用拿破侖的話說明産生思想和形成思想體系的重要性：“世上有兩種力量：利劍和思想；從長而論，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在他看來，法學教育既要讓學生成為精緻的“法律工匠”，也要讓他們成為高明的法律思想者。

張文顯對法學語言的弊病深感憂慮，“在重大的法學争論中，有些參與讨論者所使用的詞語、術語、概念往往是經不起嚴格的邏輯分析和經驗驗證的，它們或者是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因素，或者是莫名其妙、标新立異的杜撰。”

很多思想家都強調語言對于思想表達的意義。馬克思說過：“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正像哲學家們把思想變成一種獨立的力量那樣，他們也一定要把語言變成某種獨立的特殊的王國。”哲學大師海德格爾說：“語言是法律的存在根基。”法學家蒂爾斯瑪說：“沒有多少職業像法律那樣離不開語言……道德和習俗也許是包含在人類的行為中的，但是法律卻是通過語言而産生的。”

準确、精練的語言表達是法律人必須具備的職業技能素質。

張文顯在論及邏輯這一要素時充滿了激情，足以成為法律人的典範：“如果說語言是人們用來表達和交流思想的符号工具，那麼，邏輯則是思想的規律、規則；如果說詞語、術語、概念等語言元素是珍珠，那麼，邏輯就是把珍珠串聯在一起的金線。柏拉圖曾把荷馬史詩與城邦法律比較，稱贊城邦的法律才是最偉大的詩篇，因為法律體現了正義、理性、邏輯和語言的完美結合。……法律推理是一種創造性的法律實踐活動，也必定是一種創造性的法律寫作活動。”

在他看來，修辭不隻是寫作技巧，也是哲學意義上的修辭。不是富麗的裝飾或者炫彩的花邊，它實際上是思想在語言中的綻放。通過修辭，思想的意義成為可理解、可論辯、可接受；經過修辭，思想的維度能夠被拓展、被深化、被升華；透過修辭，思想的真理才能有價值、有深情、有力量。

以法規文理繁思

無論是法律人還是文學家都對這個故事耳熟能詳：法國文學大師司湯達為了“使自己的文風改善與文句具有韻味上的語感”，每天都要讀幾段《法國民法典》條文；保爾·瓦萊麗則稱《法國民法典》為一部“出色的法國文學著作”。

中國的法律文化同樣璀璨輝煌。有學者曾經評價：“羅馬法、拿破侖民法典、《唐律疏議》堪稱世界法律史上三塊引人注目的豐碑。如果說羅馬法是奴隸制法律的典型，拿破侖民法典是資産階級法律的楷模，那麼……《唐律疏議》是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史料記載，《唐律疏議》寫成之後，署名于《進律疏表》的有19人，由長孫無忌領銜。這19人中，位列三公的2人，封爵至國公的4人，參與監修國史的5人，有“上柱國”勳位的5人，擔任過丞相職位的2人，在刑部、大理寺從事過司法工作的5人，擔任廉政監察的1人，在國子監專門從事法律教育的律學博士、儒林郎的1人。他們不僅有豐富的立法、司法實踐經驗，文采更都是當代翹楚，精通史學、經學與文學。

由此就不難理解中國人最早翻譯的英國《大憲章》那種承繼傳統文化的恣肆之筆、古樸之風：“……朕受天命，續承尊位。乾乾夕惕，唯恐失墜。我心孔憂，孰從安之？光帝威靈，孰從瞻之？憑何陰鹭，福佑後嗣：以何嘉谟，歸榮上帝？巍巍教會，必有以崇：渙渙大國，必有以隆。用是殚精竭慮，獲求建樹之功。乃有坎特布裡大主教司蒂芬等先獲朕心，首上奏議，衆謀佥同，憲章是制。咨爾臣民，其宜悉如朕旨……”

白居易《百道判》第一道判詞中有言：“想《芣苢》之歌，且聞樂有其子；念《葛藟》之義，豈不忍庇于根？”詩人情懷，理性之思，引經據典之外，文字風格以骈文形式大放異彩。

法律語言學的開山鼻祖大衛·梅林科夫在《法律的語言》中指出：“拙劣的語言傷害良法，如果當事人被告知必須服從法官指令，但是他連那些話都聽不懂——更不用說法律了，在這種失望中是不可能尊重法律的。随着人們越來越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普通人對法律持什麼樣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法律行業如何對待法律語言。法律行業肩上扛着法律語言的重任，在對‘準确’發的牢騷和嘀咕聲以及不可能完美的哀鳴聲之上，可以聽到更迫切的改進聲音。”

正如西北政法大學王健教授所言：從某種程度上說，法律職業就是語言的職業。海南大學副校長王崇敏教授調侃：“罵人”都不帶髒字，這才是精英中的精英。雖為調侃，卻是一針見血，切中時弊。

從一個法律人對語言的熱愛與癡迷，可以辨别和評判這個法律人的真僞。作為未來社會的思想啟蒙者，權利捍衛者，法科生想擁有一支生花妙筆，在于從中外法律經典中汲取營養，在于時刻提醒自己警惕語言的暴戾和粗鄙。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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