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
作者:馬強(甯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自1923年發掘水洞溝遺址開始,甯夏考古工作已近百年,是中國考古百年曆程的縮影。經過幾代甯夏考古人“上窮碧落下黃泉”的不懈努力,一系列重要的考古發現揭示了甯夏地區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曆史脈絡,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
水溝洞遺址全貌作者供圖
水洞溝遺址:見證史前東西交流
甯夏靈武市的水洞溝遺址處于東西方舊石器時代文化、文明重要的樞紐點上,是中國最早發現并進行了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之一,被譽為“中國史前考古的發祥地”。自1923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桑志華進行首次發掘起,水洞溝考古工作持續了近百年,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相同步,成為迄今為止我國在黃河上遊地區唯一經過系統考古發掘與研究的舊石器時代遺址。在發現之後的100年中,經過中外考古學家6次正式發掘和持續的深入研究,認定這裡是南北、東西文化交流和人群碰撞的要沖節點。水洞溝遺址以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和與西方文化的密切關聯,在世界、特别是東方史前人類和環境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和重大影響,成為中國人類演化和舊石器文化研究、教學和科普的重要基地,也是國際史前研究的一顆璀璨明珠。構成遺址内涵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術,與歐洲、西亞、北非的莫斯特文化(最初發現于法國莫斯特,屬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址,距今約7萬~3.5萬年)、奧瑞納文化(最初發現于法國南部奧瑞納克山洞,屬歐洲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距今約3.6萬~3萬年)時期人類栖居地發現的同類石器的形制和打制工藝相一緻。尤其是出土的大量勒瓦婁哇文化(歐洲舊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最初發現于法國巴黎郊區的勒瓦婁哇)石核,與歐洲的奧瑞納文化發現的石核形制接近。這種地區相隔遙遠、文化雷同的現象可能與古人追逐獵獲猛犸象、披毛犀動物群有關。
水洞溝第一地點出土的勒瓦婁哇石核郭家龍供圖
曆史文化遺産不僅生動訴說着過去,也深刻影響着當下和未來。水洞溝遺址的發掘,為我們勾勒出這樣一番景象:
4萬年前,一群身着各色獸皮的遠古人頂着凜冽的西伯利亞寒風,艱難地跋涉在鄂爾多斯高原的曠野之上。他們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組成的隊伍,随身攜帶着狩獵的專用工具、武器,還有獸皮制作的帳篷和火種。當他們來到一處今天叫作水洞溝的地方時,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湖水粼粼、草木蒼翠。披毛犀、原始牛等喜溫熱的動物在湖邊啃食青草,悠然自得。野驢、野馬、馬鹿、羚羊、野豬等在不遠處的草原上奔跑穿梭,時不時還聽到納瑪古象的嘶鳴。這裡氣候溫暖濕潤,很适合人類定居生活,正是他們長途奔波一直想要找尋的理想居住地!人們采掘周圍植物的根莖、草籽、野果來果腹,圍獵到湖邊喝水的各類動物獲取肉食,開始書寫生活的新篇章。來,讓我們去參加一次那裡的篝火聚會吧。營地随處可見用獸皮做圍擋的木骨牆房屋,一幫人正在用燧石刮削器剝去一頭羚羊的毛皮,小孩子圍着火塘磨制石器、骨器,婦女們則用磨盤、磨棒加工蒿草類植物。火塘中烈火熊熊,裡面放置着大量精心挑選的石塊,這些石塊灼燒通紅後被放進裝有生肉和水的器具内。漸漸地,肉的香味開始在空氣中彌漫。史前人類這就是用這種“石煮法”加工肉食。大家興高采烈,載歌載舞,随身佩戴的鴕鳥蛋殼皮串珠裝飾品随着舞姿搖曳,歌聲響徹河谷。
姚河源遺址出土的虎食羊帶扣作者供圖
鬥轉星移,又冷又幹的西伯利亞寒風不斷侵蝕鄂爾多斯高原,曾經的人類天堂——水洞溝已經無法适應人類的生存,先民們不得不收拾行裝,再次踏上漫漫求生之路。他們在湖邊原來生活時的場景、使用的大量石質工具、食用後棄置的動物骨頭等,都被黃土逐漸掩埋。黃土沉積越來越厚,湖泊也被填滿後消失。
1923年夏天,法國人德日進、桑志華經由天津來到鄂爾多斯高原的河套地區,開始了探索之旅。當他們的駝隊風塵仆仆地來到明代長城腳下的張三小店時,發現了水洞溝遺址。他們非常激動,不敢相信在距離巴黎盆地8000多公裡之遙的荒原上,竟然發現了具有西歐莫斯特文化、奧瑞納文化技術風格的人類石制品。這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所迸發出的火花,是冰期獵人們為追逐獸群而長途跋涉的物證。之後法國的古生物學者布勒、步日耶對水洞溝遺址進行了初步研究,他們和德日進、桑志華一起成為第一批将舊石器考古學這門從歐洲興起的學科介紹到中國來的西方科學家。
後來,由于甯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經年不斷的聯合考古研究,水洞溝遺址的文化面貌變得更加清晰。水洞溝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遺址。它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中不斷迸發出明亮火花的閃光點。從4萬多年前舊石器時代獵人們之間的往來,到現代東西方科學家的共同工作,無不體現出東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
曆史時期:融合造就甯夏文明
考古構建的不僅僅是史前文明,即使是有文字記載以後的人類文明史,也需要通過考古工作來參考、印證、豐富和完善。
西周時期,甯夏南部處于周王朝的管轄範圍。經考古發掘的甯夏彭陽姚河塬遺址,處于六盤山脈東側,泾河水系支流紅河流域,于2017年5月發現,并進行了曆時5個年度的考古調查和發掘工作,确認是目前西北地區首次發現的西周諸侯國都邑城址。
西周立國之初即已對西北地區“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對其西北邊疆區域非常重視。姚河塬遺址的發現彌補了文獻的缺失,使得人們第一次對周人西北邊疆區域的經營管控模式有了清晰的認知。固原地區在《詩經》《史記》等文獻記載中屬于商周時期的大原,是戎人的大本營,這和考古發現也相契合。從姚河塬遺址出土的甲骨文記載來看,周人和戎人之間互相攻伐,戰争不斷,姚河塬是周王朝在西北地區的軍事前哨基地,是周人重要的軍事堡壘。該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對了解西周國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與西北邊陲地區的關系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也為研究隴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編年和社會複雜化進程提供了新視角。
姚河塬遺址出土的獸面紋象牙梳作者供圖
春秋戰國時期,甯夏南北地區普遍以北方系青銅文化人群為主,如甯夏北部的中甯倪丁村墓地、中衛狼窩子坑墓地,甯夏南部固原地區的楊郎墓地、于家莊墓地、王大戶墓地等皆是典型的西戎人群的遺存。目前的考古工作僅發現墓葬,沒有找到相關居住遺址,推測他們是不斷移動的遊牧人群。他們的日用器是以北方遊牧民族的生産生活方式為基礎的用具,包括兵器、車馬器、生産工具、裝飾品和其他用品。另外,還有少部分受中原文化影響的青銅容器。這種青銅器所體現出的文化,無論在生活方式還是埋葬習俗方面都與中原文化有較大的區别。出土物中既有遊牧民族的生産生活遺物,又有定居農業人群的遺物,表現出很強的遊動性和文化上的交融。這些北方系青銅文化人群在秦長城南北兩側與戰國秦人雜處,共同演繹出豐富多彩的文化。
秦統一六國後設三十六郡,甯夏全境屬北地郡;漢初,匈奴勢力壯大,占據中國西北地區,此時的甯夏地區為漢族、匈奴族和羌族所共居,漢王朝在此設置屬國都尉來管控。同心縣發現的倒墩子墓地、李家套子墓地,就是内遷的降漢南匈奴人群的墓地。魏晉南北朝時期,甯夏北部因羌族之亂,建制廢除,形成漢、匈奴、鮮卑、羌、氐、羯、敕勒、柔然等衆多部族錯雜居住的複雜格局。
吳忠北魏墓印證了北魏薄骨律鎮所在地人們的生活日常;固原北魏漆棺畫墓,道教升天、佛教護法、孝子圖等豐富多元的漆棺畫,顯示出漢文化對鮮卑貴族的深刻影響;北周李賢夫婦墓出土了來自伊朗高原的薩珊玻璃器,以及屬于薩珊時期巴克特裡亞制品的鎏金銀壺,反映出絲綢之路上的文明融合。
到了隋唐時期,突厥、敕勒、回鹘、吐蕃等部族活躍在該地。固原南塬隋唐墓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後發掘隋史射勿墓、唐史道洛夫婦墓等史氏家族墓葬6座,是在我國首次發現的唐代粟特人墓地。史籍中“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國人,是魏晉以來由烏茲别克沙内赫裡夏勃茲地區東遷、後定居原州的粟特人。因此,該墓地的發掘及出土遺物,證實了原州與西域的密切關系,使我們在了解更多粟特人的生活習俗的同時,也擴展和延伸了絲路貿易、絲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絲綢之路的内涵。
北周李賢夫婦墓出土的鎏金銀壺李韻攝/光明圖片
人骨印證:融合形成多元一體
随着多學科考古日漸常态化,我們可以獲取更多有價值的曆史信息。比如,結合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再配合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勾勒出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甯夏地區人群構成的大緻輪廓:
新石器時代,甯夏人骨在形态和測量特征的比對分析上,表現出與現代蒙古種東亞(遠東)支系較接近;姚河塬遺址人群構成複雜,有古中原類型,有古華北類型,也有古西北類型,多是先秦時期活躍在華北和陝晉北部、長城地帶的古代人群;于家莊等北方系青銅文化人群與現代蒙古種的北亞支系類同,二者是互為平行存在的,推測是遷入的外來人口,遷入時間可能比春秋戰國時代更早。
甯夏地區接近“古蒙古高原類型”早期遊牧人群的後裔,曆經交流與融合,繁衍生息至漢唐時期。漢代中原王朝持續遷移大批中原人群到西北地區屯墾戍邊,使得甯夏地區開始出現大批“古中原類型”的古代居民。這些中原移民迅速與西北地區的土著居民或當地早期遊牧人群的後裔相融合。“古西北類型”土著居民的後裔在此時早已不再單純,他們或融于中原遷徙而來的“古中原類型”古代居民,或融于“古蒙古高原類型”古代居民的後裔。
隋唐時期具有歐羅巴人種特征的人群開始出現,如中衛常樂墓地的歐羅巴個體,是漢代降漢内遷匈奴人;以固原史氏家族墓地為代表的歐羅巴人群則是來自中亞的粟特人。多種體質類型的人群混雜交錯,成為甯夏地區漢唐時期人群構成的顯著特點。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曆史上多次人群遷徙,導緻了不同人群間持續的交流與融合。
甯夏考古工作是中國百年考古學的一個縮影,窺一斑可知全豹。一個世紀以來,考古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風餐露宿、宵衣旰食,不斷用考古成果實證着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綿延不斷”的特質。
本文獲甯夏優秀人才支持計劃資助
《光明日報》( 2022年05月29日12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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