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些平台企業為了規避法律責任、降低成本，往往不與從業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以勞務合同、承攬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這種方式讓這些勞動者常常處于缺失社保的境地。

（觀察者網訊 文/盧思葉 編輯/莊怡）年輕人該送外賣還是進工廠？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張興海建議“年輕人應該多進工廠，少送外賣”的提案引發熱議。事實上，這是近年來諸如外賣騎手、快遞員等靈活就業工種湧現帶來的新命題。

目前，我國約有1300萬名外賣騎手、3000萬網約車司機、400萬快遞員、160多萬主播及相關從業人員......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經達2億人左右。

2億人的就業保障問題，在今年兩會期間繼續受到關注和熱議，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态職業傷害保障試點”，這是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連續第4年提及靈活就業人員的勞動權益保障問題。

目前，靈活就業群體還面臨着勞動關系認定困難、收入不穩定、社會保險參保低、職業發展前景不夠明朗等問題。今年兩會上，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從政策立法、制度設計、企業責任等角度建言獻策，呼籲進一步保障新業态勞動者的勞動權益。

數字經濟催生多樣靈活就業崗位

“我最近剛剛接觸到一個新的行業，叫收納師，小夥子年紀輕輕的，擁有快速整理房間的技能，收入很可觀。”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丁光宏在上海代表團第二場采訪中提及了一新職業。

“整理歸納師”是近年出現的新興職業，與保潔家政不同，整理歸納師側重進行空間規劃、改造、擴容，幫助家裡雜物堆放繁多、沒時間做整理、愛購物卻不擅收拾等各類型人群服務。

“通過合理規劃，可以讓客戶的家庭空間擴容30%左右，在深圳，輕松省出來5個平方，可能就是50萬了。”位于深圳的收納師團隊負責人李昕蔓表示，她服務的顧客以富豪、公司高管等中高端客戶為主，客單價平均在1萬元左右。

1992年生的李昕蔓從前是一家證券公司的分析師，如今是一名收納師，她的團隊由十幾位寶媽組成。“寶媽人群跟社會脫軌較久，她們想要重新找一份工作其實很難，自我價值感難以體現。”李昕蔓表示，整理收納師是寶媽重新回到職場門檻較低的職業，且時間靈活，不影響照顧孩子。

2021年1月，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公示了一批新增職業工種，整理歸納師名列其中，被納入“家政服務員”類别下，由此成為國家承認的正式職業。數據顯示，在整理收納從業者中，本科率已經超過50%。

整理收納師成新熱門職業，圖源央廣網

數字經濟重新定義了工作形态，并持續創造着新職業新崗位。近年來，有許多新興就業工種在服務平台湧現，包括劇本殺DM（主持人）、套餐設計師、家庭整理師、密室策劃師、漢服造型師、VR指導師、電競顧問、寵物殡葬師等在内的近百個新型服務和工種，且需求持續旺盛。

涵蓋内容消費、知識傳播、電商銷售、本地生活等複合功能的數字經濟平台興起，則創造出視頻博主、電商主播、互聯網營銷師、操盤手、助播、營銷達人、帶貨達人等新職位。

中國人民大學近日發布的《短視頻平台促進就業與創造社會價值研究報告》測算結果顯示，快手平台共帶動就業機會總量為3463萬個，其中直接帶動的就業機會共2000萬個；快手電商生态和内容生态拉動的就業機會共1463萬個。

同時還有一些典型的靈活就業崗位：外賣騎手、快遞員、網約車司機......這些新就業形态突破傳統行業的工作限制，讓更多群體靈活創收。

餓了麼發布的《藍騎士發展與保障報告》顯示，2021年，有114萬外賣員通過送外賣獲得穩定收入，7%外賣員将其作為踏入社會的“第一份工”，超過四成外賣員希望一邊跑外賣，一邊尋找留在城市的其他工作機會。

外賣騎手是最廣泛的靈活就業群體之一

靈活就業崗位已經成為勞動力市場一種重要的就業形态。在2020年實體經濟遭受疫情沖擊時，新業态體現了較強的抗壓和發展能力，對于緩解經濟下行壓力、穩定就業、助力扶貧和鄉村振興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靈活用工課題組等發布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藍皮書顯示，2021年我國有61.14%的企業在使用靈活用工。與2020年相比，這一比例上升了5.46個百分點。

社會的就業觀念随之發生改變，豐富多元的靈活就業崗位，對于就業觀念更加多元開放的年輕就業者有一定吸引力。根據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咨詢與就業指導中心數據統計，2020年和2021年全國高校畢業生的靈活就業率均超過16%。

調研報告顯示，Z世代（或95後）大學生在進行職業選擇時與此前世代大為不同，除薪資水平外，他們更注重工作的職業發展潛力、與自身興趣愛好的匹配程度、職業自由度和舒适度、職業帶來的自尊心和成就感等因素。

明确勞動關系，合理界定平台企業責任

近兩年，靈活就業者的權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依然存在亟待完善的問題。“關于靈活用工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就是這些新業态勞動者的身份沒有得到确認。”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台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提出，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權益，首先要能依法認定他們的身份。

在皮劍龍調研的樣本中，僅43%的從業者與平台或第三方勞務派遣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29%的從業者簽訂了勞務協議，21%的從業者沒有簽訂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協議。

皮劍龍指出，當前，平台企業以及各類采用靈活用工的“巨頭”具有一定壟斷性。靈活就業人員面臨着“三難”，即很難與平台企業或者外包公司進行平等協商，很難與它們平等對抗，很難去争取合法權利。

一些平台企業為了規避法律責任、降低成本，往往不與從業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以勞務合同、承攬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這種方式讓這些勞動者常常處于缺失社保的境地。

全國人大代表柴閃閃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外包公司會通過異地繳納社保來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或通過低價“折現”的方式引導從業者放棄社保。事實上，不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靈活就業人員對社保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認為到手的錢多一點就行”。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郵區中心郵件接發員柴閃閃

龐大的群體數量，靈活性的勞工特點以及與平台之間法律關系認定的模糊性，都給新業态勞動者權益保障帶來了挑戰。

“隻有問題真的出現時，他們才發現維權有多難。”柴閃閃發現，在這個領域，“一包了之”“層層分包”或者“層層轉包”的現象并不鮮見，這不僅導緻一些靈活就業者的收入被層層“扒皮”，當他們遇到問題時，也“不知道該找誰負責”。

事實上，企業是保障新形态就業者勞動權益的主要參與者，今年兩會期間，多位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從平台和企業方面強調了保障靈活就業勞動者權益的重要性。

柴閃閃提出對靈活用工模式進一步規範和完善、提升從業者就業質量的建議，辦法就包括健全勞務外包法規、暢通維權渠道、強化監管責任等。

針對靈活用工人員維權難，柴閃閃建議，提高經營外包業務類公司的行業市場準入資質審查要求，要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出發點，分類從嚴完善外包類人力資源公司的企業行政許可；同時明确勞動關系、不完全勞動關系、靈活就業“三分關系下”各方的職責，建議明确采用外包類靈活用工發包方的不完全勞動關系責任，對于外包及多層轉包帶來的糾紛責任方無法有效履償時，由源頭發包方兜底後再對過錯方追償。

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人李東生指出，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比例低，跟通過勞動服務公司就業的靈活就業人員參保比例低有關。

“現在我們的社保參保平台對于企業職工參保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管理體系，但是對于勞動服務公司靈活用工，管理就沒有很嚴格和完善。”李東生說道。當管理不嚴格時，勞動服務公司為了眼下的經濟效益，容易鑽空子，有的靈活就業人員與勞動服務公司簽的合同裡，就沒有約定繳納社保的條款，而對于企業用工，替員工繳納社保已經是企業的法定義務。

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人李東生

李東生認為，要用制度去堵上勞動服務公司鑽的空子：“以後的社保管理就要有明确規定，勞動服務公司用工合同哪些條款是必須有的，是法定義務，就像企業用工一樣。”

全國人大代表李豐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行業監管部門及勞動監察部門要把維護責任區内勞動者權益作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特别是要加強社保屬地化繳納的落實，引導發包單位自覺維護外包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經營外包業務類的公司，提高其行業市場準入的資質審查要求,要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出發點。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保障靈活就業者勞動權益的成果在不斷進步，政府和企業對新形态就業者的勞動保障已有行動。

今年1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會同交通運輸部、市場監管總局、全國總工會再次就維護新就業形态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對美團、餓了麼、滴滴、曹操、達達、閃送、貨拉拉、滿幫、到家集團、阿裡巴巴、騰訊等11家頭部平台企業聯合開展行政指導。

會議強調，平台企業要全面準确理解政策要求，加大對用工合作企業保障勞動者權益的監督力度，持續完善平台算法和勞動規則，健全企業保障新就業形态勞動者權益的制度機制。

如對快遞員的保障，今年1月30日，浙江省郵政管理局、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日前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推動基層快遞網點參加工傷保險工作的通知》，保障快遞員群體的合法權益，促進新業态從業人員參加工傷保險。

2021年7月，中通成立了專項為快遞員服務賦能的“藍蜂”項目部，從快遞小哥的勞動就業、社會保險、醫療衛生、職業培訓等多方面加大投入，構建關愛快遞小哥的綜合保障體系。

全國約有400萬快遞員

外賣騎手方面，去年7月，市場監管總局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台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針對外賣送餐員的勞動收入、勞動安全、食品安全、社會保障、從業環境、組織建設、矛盾處置七個方面提出要求，保障外賣送餐員正當權益。美團和餓了麼均對此回應稱，将積極落實行動。

還有一些地區開始探索在靈活用工集中的行業引入工會制度，保障勞動者權益。比如，上海正在探索，開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兩次覆蓋”，針對快遞物流員、網約送餐員、家政服務員、酒店服務員等六大新型就業群體，以推行聯合工會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廣大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

從立法層面為靈活就業者撐起“保護傘”

“随着網絡主播、視頻制作、文案寫手、外賣小哥、快遞員等靈活就業新形式在社會中越來越流行，靈活就業人員社會福利偏低，生存壓力較大等問題開始凸顯。”全國政協委員、西華大學副校長鄭鈜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靈活就業人員大部分處于工作和收入不穩定狀态，難以享受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補充醫療、生育補貼、企業年金等保障待遇，繳納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費用卻相對較高。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除了上述對企業和平台的約束，修訂有關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保障的法律法規是多位代表首要關注的問題。

“勞動就業形式日益多元化，但相應的政策法規并沒有及時叠代更新，出現了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等法律政策供給明顯不足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遼甯大學副校長楊松認為，當前亟需從國家立法層面加強勞動法律制度的頂層設計，以平衡實現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促進企業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的目标。

全國人大代表、立信會計師事務所董事長朱建弟提出，應當盡快研究推動新就業形态立法，完善靈活就業保障政策，适時實現靈活就業者在薪酬待遇、戶籍、住房、子女教育、職業傷害保障等基本權益方面與穩定就業者享有同等待遇，從而增強靈活就業者的安全感和歸屬感，為靈活就業者撐起“保護傘”。

皮劍龍建議，盡快修改我國勞動法，補齊勞動立法短闆，對“新業态勞動者權益保障”進行專章規定，将新業态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作為特定職業類型，納入勞動法的保護範圍。

具體操作上，楊松代表指出，盡管勞動合同法中對“勞務派遣”與“非全日制”兩種非标準勞動關系進行了規制，但限制條件很多。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季節性臨時用工、退休返聘、兼職等用工形式，均未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範圍之内。同時，包括外賣騎手在内的靈活就業人員，有相當比例出現（企業職工社保或城鄉居民社保）不保、漏保、斷保現象。

楊松代表建議，制定客觀公正、統一适用于所有勞動者的多元化勞動關系認定标準，考慮将季節性用工、兼職、實習等非标準勞動關系，在勞動法或者勞動基準法框架下分别作出有針對性的規定。

“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無論參照城鎮職工的企業職工社保，還是城鄉居民社保，都可以通過修法強制繳費參加，但是需要政府承擔起制度設計和督促繳費的更多責任。”楊松表示。

制度層面，鄭鈜建議，加快取消對靈活就業人員參與工傷保險、補充醫療、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的限制，簡化靈活就業人員因頻繁流動帶來的人戶分離、社保繳納和轉移辦法，适當放寬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的補繳期限，推動應保盡保。

針對不同需求擴大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保基數的可選範圍，細化參保方式、繳費基數和繳費率，讓其可根據自身财務狀況自主選擇；對靈活就業人員同等實施享受國家規定的産假、育兒假、失業補貼制度，将促進就業與保障其基本生活有機結合起來。

他還提出，要提升對靈活就業人員服務和管理平台建設，協同相關部門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高效的靈活就業人員服務和管理新模式、新平台。

李東生也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建議在全國社保體系内設立靈活就業人員獨立統籌參保平台；明确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繳納标準，不斷提高靈活就業人員參保積極性。

李東生指出，目前靈活就業人員存在“不知參保”和“無處參保”的問題，在全國社保體系内設立靈活就業人員獨立統籌參保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一局面，也可以通過這一平台較為準确地了解這一群體的狀态和數量。

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李少平指出，要盡快完善相關立法和用工政策以保障新業态勞動者權益。他認為，目前涉及新業态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立法層面、行政規章層面以及行業管理層面仍然需要進一步銜接，并建議盡快完善相關立法、用工政策和司法解釋，統一新業态用工法律規範體系。

本職為郵件接發員的全國人大代表柴閃閃說道：“最大的期待就是這些進城的務工者通過自己的勞動，都能夠得到自己相匹配的報酬，以及他們應有的社會保障，更好地讓他們融入這個城市，讓他們的就業平台更加寬廣，讓他們追求自己夢想的通道更加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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