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有一項制度被外國人佩服，此制度就是“科舉制度”，外國學者認為科考制度在古代既解決了國家人才問題，又解決了平等問題。因為沒有門第之分，誰都可以通過這條路成為朝廷官員，而光宗耀祖。

我國曆史源遠流長，随着曆史發展，統治階層為了鞏固其統治，不得不面對人才問題。秦漢之前，國家統治者要用人，就實施分封制，由執政者把官位、土地及屬民分給宗室、親族及大臣，這就形成了我國古代春秋諸侯國分立的局面，後來這些分封的官員，割據一方成為霸主，破壞了國家大一統的局面。

秦漢之後，雖然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分封，但皇帝的兒子、親族照樣能分封。王朝要發展，總要有人才幹活，親族分封隻是為防止異姓王作亂，這是劉邦的打法。那麼劉邦建漢朝後，如何選拔人才，兩漢時期實施的是察舉和征辟，所謂的“察舉”就是由大臣和地方官經過考察後，向朝廷推薦人才，也叫“薦舉”。所謂的“征辟”是指高官認為自己的屬下或者門客有一定才能，就向皇帝推薦。雖然這種制度比分封制有進步，但時間長了必然造成任人唯親的問題，誰都想推薦自己的人。因此東漢出現“朋黨”也不足為怪了。

曹操挾天子令諸侯時，他也意識到人才選拔的弊病，因此曹操曾提出過“唯才是舉”，曹丕即位後，為了實現曹操選拔人才的目标，曾在州、郡設中正官，主要考察人才，那時就把人才分為九品，按品級向各州縣推薦。但這種選官分品，誰的門第高就是上品，就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所以曹操隻是提出一個目标，真正有才能的人并未選拔上來。

到隋朝時，針對以前選官存在的問題，隋文帝施行科舉制，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到了唐朝科舉制有了進一步發展。科舉制的優勢在于杜絕士大夫階層其後裔當官的問題，對普通百姓敞開當官的大門。不過老百姓讀書的畢竟是少數，最初這種問題并未改觀。

從考試内容看，隋朝注重策論，也就是針對經義及政事寫成的論文。這是一種進步，否則沒有衡量高低的标準。唐朝時重視明經、進士兩科考試，明經考經學，進士考詩賦。明經内容從九經中出。所謂的“九經”就是三禮、三傳、易、詩、書。

考試方法用貼括也叫“貼經”，我在之前文章介紹過，就是經文原文的填空題。而明經不要求寫文章，隻要求背誦寫出經書的注釋即可，可見唐朝科考要容易些。

唐朝科舉考試方式使用時間長了，考生摸到了門道，隻要将經文背誦熟練即可，沒有什麼科技含量。

到了明清朝就流行起八股文寫文章，既要引經據典，還要有解釋，有自己的觀點，這就相當于論文。雖然與唐朝有聯系，但八股文成為真正科舉考試的“重頭”。

那麼誰發明的“八股文”？八股文隻是一種文體，古來有之，并非誰發明，隻能從源頭上找。

八股文作為科舉考試的一個重要文體，考察是文字功底、理論功底。此項技能，并非明清獨有，如果推算起來，是王安石推行的一種考試技能。都說“熙甯變法”失敗了，但王安石力主的八股文卻一直保持到清朝滅亡。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改革家，而且又是文學家，此人也通過科舉考試而為官。他兩次出任宋朝丞相，就是為宋神宗改革服務。王安石改革的内容很多，既有稅，也有農田水利及軍事建設等内容，同時在科舉考試上，王安石認為宋朝沿用唐朝的制度，在科舉考試上的詩賦，主要是講究文辭并不實用。他向宋神宗建議應該複興古代讀經取士的方法，把詩賦取士改為經義文章取士，用文章來解釋儒家經典，以文章的優劣決定選誰當官。

表面上看考經義文章是“複古”實際上是一次變革，當時王安石的建議，受到朝廷很多人争議。蘇轼主張詩賦，隻有王安石堅持經義。王安石畢竟是丞相，宋神宗同意了他的意見，下诏書鼓勵興辦學習，教授經學，對唐朝的貼經、詩賦取士進行了批評，認為“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按理說，宋神宗說話了應該好施，但在宋朝對待文臣太寬容了，蘇轼依然堅持他的立場不放，還與王安石進行一番議論。此議論對後來的八股文影響很大。

蘇轼認為：“得人之首，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相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複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

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複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保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學校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将變今之禮，易今之俗，而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财以養遊士，置學立師；以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欲變經生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

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詩賦、論策均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複、介石，使複、石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宋史）。

為什麼要把蘇轼這段話原文拿出來？因為蘇轼說的有理有據，如果宋神宗聽了蘇轼的話，根本就不會存在所謂的八股文。天下科舉考試也不會那麼難了。

王安石不虧為大家，他反對置學立師，反對用經書束縛人才的思想。他認為天下的人才，并不一定通過學校讀書，可根據他的真才實學錄用。

蘇轼觀點也有可取之處，但受到前世影響太深。與王安石的思想還有一定差距，王安石提倡興學、立師、授經，就是“化民成俗”。當宋神宗問王安石對蘇轼有何意見時，王安石說：“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别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緻不如古。”

王安石以丞相之位說這番話當然要比蘇轼重要的，但更為重要的還是他的意見的确符合宋神宗的要求，因此，王、蘇之争，最終王安石的建議得到宋神宗及大多數大臣的認可和支持。因此八股文的源頭是王安石，但此源頭總被曆史遺忘。

王安石主張改革科舉考試的内容，其實就是為了宋朝多選拔一些人才，但王安石卻不知道他的這一措施，其實是毀壞了人才。王安石在後來實施中他有所感觸，他曾後悔的說：“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陳師道《談叢》所記載）

王安石對科舉考試的改革，為明清八股取士開辟了道路。八股文内容主要是釋義儒家學說，與王安石的理念是相同的。因此從宋神宗變革科舉考試一直到清朝，以經義文章取士一直沒變。

王安石的這一改革後，文章成為考取功名的主要手段，宋至清都沒變，變的隻是文章的形式和八股花樣，也稱為八股程式。

宋朝科舉考試的經義文章保存下來的很少，不過《四庫提要》提到張才叔（張庭堅）的《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是當時八股文典範之作。

張庭堅這篇經文出自于《尚書·微子》，這裡所說的“靖”是謀劃的意思，題目就是說殷纣王昏亂殘暴，他的同母兄弟微子，他的兩位叔叔箕子、比士，各有其志，用不同辦法表示忠于先王。微子出走，後來降于周，封于宋。箕子成為奴隸，比幹被殺。 這三人被儒家所推崇。

從内容上看，宋朝人經義文章的程式化已經形成，與明清時的八股文并沒有多少區别，宋人在文章結構上，以及破題、入題等程式化文字，文字更為散式，沒有多少約束。此後明清八股文就不一樣了。

宋朝推行八股文時，當時一些考生為取悅考官，常常寫一些争奇鬥豔的文字，而且還大量使用對偶排比句。清朝人錢大昕說：“宋熙甯中以經義取士，雖變五七言之體，而士人習于排偶，文氣疏暢，而兩兩相對，猶如故也。”梁章钜在《制義從話》中曾列舉了宋朝人用排偶的文章。在這裡不做過多的舉例。但宋朝的經義文章一出現，特别是排偶舒暢的文字出現，就為明清時的八股文奠定了方向。

八股文很難寫，特别是寫出華麗文章，讓皇帝和考官喜歡更難，需要有很深的儒學之功，而且有較強的古文駕馭能力才能寫成。因此在古代參加科舉考試很難，寫不好八股文想被錄取，比登天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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