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口的大量外流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和社會變革中出現的必然現象，但長時間以來，随之産生的問題也逐漸顯現。例如，近年來，受特大城市人口疏解政策、農民工返鄉潮以及部分地區異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素影響，很多地區的農村出現大量“回流兒童”群體。這些從小在大城市出生和成長的孩子，因為種種原因不得不重新回到農村生活，他們對新環境并不适應，又缺乏相應的社會幹預，使得這些孩子在學業、心理和生活等方面受到多重影響。

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流動兒童藍皮書：中國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與“非回流兒童”相比，“回流兒童”的學業成績更差，留級的比例也更高，達到了22%。此外，“回流兒童”患抑郁類疾病的比例也較高，達到了64.26%。因此，如何才能使“回流兒童”群體盡快融入新生活，讓他們健康成長，也成了很多政協委員和民主黨派成員關心的問題。

玉林市，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第四大城市，也是僅次于省會南甯的廣西第二人口大市。因為緊鄰經濟發達的廣東，這裡還是廣西排名第一的人口輸出城市。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玉林市外出人口達到124.3萬人，占本市常住人口比例的21.4%，戶籍人口比例的16.8%，外出人口總量甚至超過了區内常住人口體量最小的防城港市，平均每戶就有0.8人外出。

外出人口多，“回流兒童”自然也多。據玉林市教育部門的統計數據，截至今年2月，玉林市共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在校生103.2萬人，其中“回流兒童”總數為1.1萬人，占比1.09%。從回流源看，從外省或國外回流3702人，從縣外區回流5445人，從縣内回流2127人。根據回流原因分類，主要是因父母返鄉回流4243人，因招生政策回流4111人，因缺人照顧回流1022人。

“‘回流兒童’問題不僅在我們玉林有，其實在全國各地都比較普遍。因為玉林外出務工人口多，所以更突出一些。”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常委、玉林市政協副主席、民建廣西區委會副主委、民建玉林市委會主委楊正川和玉林市人大代表、民建廣西區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民建玉林市委會專職副主委麥佶敏一直很關注“回流兒童”群體，這些孩子返鄉後在學習、生活等多方面出現的“水土不服”現象，讓她們十分憂心。

早在幾年前，麥佶敏帶隊下鄉幫扶時，就經常遇到“回流兒童”。“當時我們在村裡的一戶人家走訪，聽說他家有孩子是從廣東的大城市回來的，我想着這孩子應該是見過世面的，就想和他聊聊天，可沒想到孩子見了我們就跑，根本不願意交流。”麥佶敏說，開始她以為是孩子害羞，可後來去村裡的次數多了，和大家都熟悉了，孩子還是不肯和她說話。家裡人說，回村後，孩子性格就變得孤僻了。“還有些孩子回來後成績大不如前，初中畢業就去讀了職業學校，回來後也還是很難溝通。”

村裡的所見所聞讓麥佶敏關注到了“回流兒童”群體，此後，她開始和同樣關心這一問題的楊正川主委一起調研、收集相關資料。

楊正川和麥佶敏了解到，“回流兒童”回鄉後出現的首要問題，就是因為受學習環境改變影響，而導緻的成績下滑問題。

“大部分孩子從城市的繁華環境一下子回到偏僻的鄉村，對新環境不适應，不少孩子逐漸産生心理落差，由于父母遠在他鄉，無法傾訴，這種落差得不到及時排解宣洩，進而影響學習。部分學生甚至萌生了辍學念頭。”楊正川提到，玉林市的“回流兒童”大都來自臨近的廣東省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著名的沿海經濟發達城市，雖然地理位置相近，生活習俗相差不多，但生活條件卻有較大差距，所以很多孩子回到家鄉後都不習慣。

據玉林市教育部門和當地學校的數據顯示，全市“回流兒童”中出現成績下滑的有1525人，占比13.53%；厭學671人，占比5.95%；曠課逃學136人，占比1.21%。再加上各地教材、學習内容、教學進度、教學方法不同，以及“回流兒童”需要适應新的校園環境、新的老師同學，也導緻部分“回流兒童”學習成績下降。尤其在中學階段，這一趨勢更為明顯，有15.7%的學生出現了成績下滑情況。

除了學習成績，“回流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同樣突出。由于與父母驟然分離，且和父母的見面頻次變低，使得這些孩子失去了原有的親情歸屬感，孤獨感和負面情緒也陡然增加，心理壓力增大。“特别是大部分‘回流兒童’回到家鄉後，他們的父母仍舊外出務工，導緻孩子一下子變成了留守兒童，這對于他們來說，一時很難适應和接受。”麥佶敏說，在當地的一些學校中，有近80%的“回流兒童”變成了留守兒童，且這些孩子的家長往往幾個月甚至更久才能回來一次。而這些孩子因為從小不在村裡長大，又與照顧他們的祖父母輩交流較少，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心理障礙。

“出現心理問題以及受家庭監護人改變的影響，這些孩子極易發展為‘問題兒童’。”讓楊正川和麥佶敏感到擔憂的是，“回流兒童”回到家鄉後，多數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等長輩看管，因祖輩學識有限，年齡跨度大，難以對孩子進行有效的學習輔導，對思想教育、人格培養更是無能為力，家庭教育十分薄弱。有的“回流兒童”對新群體不适應，網絡依賴度高，出現厭學、逃學情況，叛逆性較強。據調查統計，玉林市“回流兒童”中存在不良行為習慣的有452人，其中被人欺淩的就達到18人。

麥佶敏說，一位初中學校的校長曾向她反映，學校裡有“回流兒童”帶領其他同學一起“逃學”的情況。這類“回流兒童”憑借自己開闊的眼界、超群的膽識和善于溝通的能力，很快融入新環境，結交新朋友，導緻鄉鎮的同學對“回流兒童”産生一種崇拜感，讓“回流兒童”産生膨脹心理，從而成了新的校園霸淩者。

除此之外，大部分低年級“回流兒童”隻會說普通話，不會說甚至聽不懂本地方言；“回流兒童”覺得鄉鎮學校學生見識少，素質低，沒有共同語言，從而不想多結交新同學；由于城鎮遷回農村的門檻較高，導緻部分農民工返鄉的戶口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從而影響了子女的戶籍落戶以及上學就讀等問題，都使得“回流兒童”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難解。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如何才能讓“回流兒童”擺脫“水土不服”，重塑健康心理，盡快融入當地生活，楊正川和麥佶敏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首先，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推進戶籍和招生制度改革，減少人為産生‘回流兒童’。”楊正川呼籲，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務工者随遷子女入學升學機制，降低異地戶籍考生初高中入學制度門檻，讓農民工的子女能夠在城市享受同等教育。同時，加強農村教師隊伍建設，采取頂崗置換、網絡研修、送教下鄉、專家指導、校本研修等多種形式加強鄉村教師培訓，穩步提升農村教師教育教學能力。

另外，楊正川還建議由民政部門牽頭建立“回流兒童”數據庫或相關管理系統，搭建“回流兒童”關愛平台，有針對性地開展關愛“回流兒童”服務活動。特别是應加強對“回流兒童”的心理疏導，并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以幫助他們解決入學、升學等問題。

而在麥佶敏看來，除了這些針對現有“回流兒童”問題采取的手段，從長遠來看，因地制宜大力發展地方經濟，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從源頭上逐步減少“回流兒童”，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

“這也是我們在實現鄉村振興過程中，不應該被忽視的問題。”麥佶敏認為，應該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農村創業的配套政策，如設立農民創業貸款的專項資金，為農民創業提供資金支持等。放寬、簡化農村建廠的審批手續，讓更多的廠房落戶農村。加快農村的開發與投入，改善農村環境，發展地方經濟，擴大地方就業，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消化或就近轉移。加快農業産業結構調整，加速推進農村工業化進程，切實增加農民的本土就業崗位，切實從源頭上破解“回流兒童”難題。

原文刊登于2022年6月13日《人民政協報》第5版民意周刊

記者：奚冬琪 肖亮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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