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24小時，有人把時間交給工作，有人把時間交給孩子，有人把時間交給家人，也有人把時間留給自己。成為母親，是一場體力與精力的較量，也是一場心胸與智慧的遠行。央視網特别策劃《成為母親》系列原創深度報道，旨在探讨當下女性所面臨的角色轉換以及不同階段的認知和感悟，探尋身份背後，各種人生标簽的可能性。

——題記

央視網消息（記者 王汝希 陳詩文 王璐 弟辰晨）：從懷孕到分娩，從生育到養育，母親的性别角色已經悄然發生變化。如果說近代母親開始覺醒，而在新時代“母親”一詞已經有了新内涵。當女性了解母職的實質後，做不做母親、做怎樣的母親和怎樣做母親更是因時而異。

新生與重生

打開楊賀在社交軟件上記錄的筆記，可以看見一排她用白色大字标注的時間，6：18、2：55、5：57……都是淩晨。楊賀用時間打卡的，是一部分新手媽媽們非常熟悉的事：“追奶”。

“生了寶寶後，媽媽沒有乳汁，又想母乳喂養，就要不停地拿着吸奶器吸，這就是追奶。”“追奶”大概是楊賀在當了媽媽後遇見的第一件難事，為了讓孩子吃飽，從一瓶蓋“追”到一礦泉水瓶，她的整個乳房都是淤青的。

除了每天淩晨的打卡，楊賀還會記錄自己的追奶經曆和方法，分享給其他媽媽。而最開始楊賀也隻會“抱着一個吸奶器幹吸”，在各種出血後，楊賀的乳頭已經“千瘡百孔”。有的新手媽媽留言問楊賀，怎麼樣才能和她一樣“追”到那麼多奶呢？楊賀回複：“你數數我的軟件裡有過多少個熬夜記錄就有答案了，追奶沒有捷徑。”

但對于剛剛成為媽媽的楊賀來說，比生理上的疼痛更難熬的，是心理上的抑郁。楊賀出院回家的第十二天，她的母親一開始說好的讓她在月子裡好好養着不要見風，但第二天看見孩子身上起了污垢後，母親就讓楊賀帶孩子出門去洗澡，并告訴楊賀：“今天外面冷，你給孩子包緊一點。”在問起丈夫平時都怎麼帶孩子時，楊賀隻說了一句：“他在打遊戲。”生産過後，全家人的注意力好像自然而然就全部轉移到了孩子的身上。

像楊賀這樣的媽媽很多，産婦産後激素水平有所變化，這種變化會影響大腦的一些功能，使産婦出現一些情緒、行為的改變。

産後抑郁也是抑郁症的一種，主要在産後第6周開始出現。對于一些媽媽來說，生産帶給她們的不隻是喜悅，還有緊張、疑慮、内疚、恐懼，甚至是絕望。

相較于楊賀，新手媽媽胡曉婧直言：“我的心态要好一些，沒有因為帶孩子而郁悶。”

結婚後第三年，胡曉婧開始和丈夫商量着要一個孩子，“二人世界感受的差不多了，工作、生活各方面的條件也都綜合考慮了，我老公也很喜歡孩子，就打算要一個。”

胡曉婧評價自己産後的生活時用了“順利”二字。孩子出生後老一輩的奶奶和姥姥就一起照顧，做飯、打掃家務是兩位長輩的“工作”，而孩子的爸爸在結束了半個月的陪産假之後，每天下班之後包括夜裡還都會參與到照顧孩子的一切大小事中去，這讓胡曉婧覺得：“不是指望着我一個人帶孩子。”

胡曉婧的丈夫邱志偉很早就開始讓自己向着“爸爸”這個角色去轉變了。怎麼去照顧一個小孩，怎麼去照顧産婦，怎麼去體貼産婦産後的情緒，這是胡曉婧懷胎十月中邱志偉一直在研習的“課程”。

在最近一檔真人秀節目中，一位産後媽媽時常陷入低落的情緒中，更在自己喂奶被家人“圍觀”後爆發，她覺得自己“像動物一樣被圍觀”，丈夫解釋道，妻子無法适應“媽媽”的身份，她内心還隻是個小姑娘。

面對生育的陣痛和身份的轉變，部分媽媽感到無法适應，雖然大多數媽媽在孕期已經進行了“母親角色的扮演和學習”，為将來的分娩做了準備，但這份準備真的充分嗎？而這種準備隻有媽媽需要做嗎？

安葉的寶寶小萌出生在金秋九月，安葉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特别喜歡小孩子的人，可是見到小萌的那一刻，似乎有一種不受理智控制的驅動力開始在安葉的身上蔓延，甚至在她懷胎十月所做的那些理智上的準備，也在見到他的那一秒被天性所掩蓋。

安葉承認，這是自己從女孩變成母親之後，生理上随之而來的變化。這是第一次她感受到母性的力量。

因為小萌出生時有比較嚴重的黃疸，第二天就被抱到新生兒科照燈。安葉回憶，自己在過了某一個時間點之後，有些“不太正常”，她想一定要當時見到小萌。安葉在剖宮産後身體恢複得還不錯，就在生完小萌的第二天，她親自跑到了新生兒科外面，想把小萌接走。

那時候孩子的黃疸已經好轉，但是因為出院手續遲緩，要第三天才能把小萌接出來。短暫的分離讓安葉無法接受，加之初乳非常珍貴，安葉一心想着親自喂給小萌。于是，她自己坐在新生兒科的大門外，哭了很久，家人也勸不了她。

這件事讓安葉對于“做母親”似乎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生理上的母親角色相比，再理性、再充分的心理準備依然沒有辦法讓她跟上節奏，她也因此親身經曆了當時那種過于激動和亢奮的狀态。

成為媽媽是一次沒有退路的破繭重生。從懷孕開始，“準媽媽”的身份也讓安葉對育兒知識有了更多的好奇，她開始看很多的育兒書。

在楊賀看來，哺育孩子同時充滿着痛苦和快樂，而她的家裡隻有自己一個人實實在在地承擔了這份責任，因為隻有自己同時承擔了痛苦和快樂，丈夫和母親好像隻是分享了快樂而已。

楊賀在一篇筆記裡寫道：“我可能是對寶寶最惡毒的媽媽”，但實際上卻能脫口而出為了孩子可以“奉獻生命，盡我所能”。楊賀坦言，作為新手媽媽要承受的壓力大多數來自于丈夫和母親，楊賀不願意提起令她傷心的事，因為“情緒激動會影響奶水，我不能流淚，隻能流奶”。她想讓孩子有充足的奶水，為了孩子的健康而“感到自豪”，但同時卻焦慮于自己的丈夫和母親會利用“母親”這一角色來“打壓”她，“追奶的時候嫌我速度慢，追上了又說質量不好，寶寶打噴嚏，都怪到媽媽身上來。”

研究發現，新手媽媽母職角色成長的程度和速度與外部支持者的參與度密切相關。即使是面對産後抑郁，家人的包容也顯得尤為重要。認為自己遭受家人“母職”打壓的楊賀在喂奶時會覺得自己的乳房“不是隐私，而隻是個飯碗”。而感覺“不是指着我一個人帶孩子”的胡曉婧則覺得喂奶反而是自己身為媽媽所特有的權利，“隻有在喂奶的時候感覺跟寶寶的距離是最近的，喂奶是爸爸替代不了，也是爸爸享受不了的媽媽特有的小權利。”

胡曉婧的孩子剛滿五個月，她也已經回歸職場，孩子出生後胡曉婧最幸福的事就是下班回家打開家門的那個瞬間，小孩看着自己然後開心地笑。新手媽媽們的角色轉換在經曆了矛盾、焦慮、困惑後大部分走向了适應，而這個過程不光需要媽媽們自己去對抗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還需要丈夫、父母等等身邊人的積極參與。就像邱志偉提到的：“我很想參與孩子成長的每一個過程，同時，做爸爸不僅需要當好父親這個角色，還要做好丈夫這個角色。”

相比起來，父母則是安葉的強力後盾。

安葉回到工作崗位以後，曾經是婦産科醫生的母親，并沒有從專業的角度幹涉，而是尊重安葉在育兒上面的想法。“不會不讓小萌穿紙尿褲。和孩子平時怎麼玩，如何給孩子加輔食，配合的都非常好”，安葉在工作的時候不會因為孩子不在身邊而焦慮。

她的确感受到和婆婆之間有一個無形的距離感難以跨越，但是安葉很尊重婆婆，敏感的她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小萌的盡心盡力。曾經有一段時間，小萌在奶奶家照顧，奶奶害怕他因為學走路被家裡的家具碰倒磕傷，就讓他一直在沙發上活動。這樣的小心翼翼讓安葉感到不安。

小萌發燒或者不舒服的時候，安葉的處理方式是更傾向于先觀察，再決定去不去醫院。但是婆婆會覺得孩子咳嗽了沒有去醫院，就會容易拖成肺炎。如果小萌的奶奶很堅持帶他先去醫院，安葉不會阻攔。

作為另一半，安葉的丈夫景漢工作非常忙，有時候加起班來，安葉和孩子與他見面的次數也會變少。景漢如果加班到深夜，就直接去休息去了，到周末的時候再陪一陪小萌。有時候睡到自然醒，陪伴的時間就少了很多。安葉心想她跟父母多分擔一些，景漢就可以專心的工作。

正是這樣，小萌的衣食起居景漢沒有參與太多，這讓他有了不被需要的感覺。也許是因為關注點都在孩子身上，在那個時候安葉并沒有發現因為這樣的不平衡而産生種種矛盾。

安葉父母的婚姻非常美滿。安葉曾經相信，這些過往的選擇沒有問題，她和小萌父親也會一起終老。可是，就在小萌5歲的時候，安葉和景漢都感到了婚姻的裂痕，他們做了一年多的努力，持續的拉扯和疲憊感最後讓安葉決定分開。這是安葉從來沒有想到過的結局。

“人做出任何的選擇都需要勇氣，更何況是這樣的改變”。安葉不是沒有想過，跳出去以後就要面對一個人的狀态。“離婚是一個很複雜的命題，它不隻是兩個人那麼簡單，它還牽連這兩個家庭，怎樣去和家人溝通，包括兩個人如何面對孩子的長大”。

安葉讀了大量女性在婚姻中的案例，這些體會和共情幫助安葉逐漸走出了那段痛苦的時間。這份經曆讓安葉對婚姻的理解更深刻了，多了一分質疑，也多了一分獨立。

單身媽媽的身份從不是安葉的困境。她給小萌創造了一種新的理解親密關系的方式。“盡所能做好一個媽媽的角色，至少等他長大的時候不會感受到這種遺憾。”小萌的教育中沒有烏托邦，他要學會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學會面對，學會解決問題。

在安葉所觸及的世界裡，她周圍的媽媽都很棒。

抽離與投入

留在北京的理由千千萬萬，讓王歡決定繼續留在這裡的原因是她懷孕了。

王歡拿着血液HCG檢測結果站在醫院附近的天橋上觀察着周圍的一切，年輕的白領裹着羊絨大衣在街邊等待公車，煎餅攤前排起了長隊，害怕遲到的上班族一路小跑，大街小巷人來人往。

眼前的一切鮮活而生動。輾轉6年，王歡終于迎來了新生命，這裡是她圓夢的福地，是讓她愛上北京的一個理由。

王歡的老家在東北，她跟她的老公是高中同學，大專畢業後就結婚了，婚後第二年，王歡經曆了一次生化、一次胎停後，每個月開始監測卵泡，因為卵泡不成熟，一直備孕一直沒懷上。

沒多久，王歡又被診斷出來得了子宮肌瘤，将近5cm的肌瘤，醫生建議手術。手術後，王歡萬念俱灰，覺得未來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就随緣吧。

年齡，是一道生育的閘門。女性卵巢功能在35歲之後極速老化，醫學界将35歲之後生育力下降的情況稱為“折棍現象”。

為了換個心情，2016年，王歡跟老公一起來到了北京，“在亦莊那邊租了個單間，家裡開銷全靠他。”孩子，一直是王歡的心結，“嘴裡說着無所謂，但是看着别人談論自己家的孩子，或者看到小區裡玩耍的小朋友，打心底裡羨慕。然後就想着養養身體，不行做試管嬰兒吧。”

這些年，穿梭于各大醫院生殖中心就診的人群中，新增加的主力是70後、80後。然而，輔助生殖技術并不能做到“萬無一失”，同時還要考慮身體等多方面因素，加之傳統“生育觀”與當代“生育觀”的演變、“家庭”觀念與傳統“家族”的沖突，很多家庭還是在輔助生殖技術的門口徘徊。

在王歡的老公看來，他覺得“沒法接受，也不想媳婦兒再遭罪”。就在兩人還沒商量出個結果的時候，王歡懷孕了。“懷孕後，自己變得小心翼翼。”網上太多的信息措詞都很唬人，她還是相信醫生的，“該吃什麼吃什麼，該去哪就去哪。”

在婦産科，如果年齡達到或超過35歲，醫生就會在病曆上寫下：高年初産，或者是高年經産，或者是寫：高齡産婦，然後再備注上：“高危妊娠”。王歡覺得自己43歲懷孕，可以理解為“又老又危險”。

熬到了生産，産房裡曆經20個小時的陣痛，終于順産了女兒。期間家人一直不遺餘力地催她接受剖腹産，在她的堅持下順産最終如願。同病房的寶媽聽說了她是高齡後，對她稱贊有加，她覺得挺正常的事情沒什麼。

王歡認為自己能順利生下女兒，之前多少的坎坷都不是事兒。畢竟在她身邊，還有很多高齡女性博弈在高齡生育的路上。

倘若一旦成功懷孕，意味着下一場搏鬥開場。

2018年初，王歡孩子一歲多了，家裡開銷越來越大，王歡做起了微商。“我是我們那個團隊年齡最大的，精力也是最差的，女兒睡着後，我就抓時間瘋狂地賣貨，慢慢地我的銷售業績還不錯，至少不用再向老公要錢了。我當時就一門心思，掙錢帶好孩子，其他的一切與我無關。”

中年母親把孩子看得比事業重要，卻又無法舍棄事業，沒有固定職業的全職媽媽也越來越多地加入到淘寶、微商、微店等靈活就業中去。一是僅靠男性一人養家難以支撐；二是害怕“什麼也沒做”“沒有追求”“與社會脫節”等評判。

如今王歡的孩子上了幼兒園，王歡有了更多的時間。她推着嬰兒車送孩子去幼兒園，“還記得第一天送孩子去幼兒園，為了避免别人把我當成孩子奶奶或姥姥，我特意去染了頭發。”在王歡看來，她不得不承認自己有些跟不上年輕人的步伐，反應速度慢了，對新鮮事物沒那麼敏感了。不過這些在她看來都無關緊要，有個好身體比什麼都強，“不敢生病，好好活着，留更多的時間給孩子。”

現在，活到100歲，是這個媽媽眼下最重要的人生目标。

規則與自由

“我外孫女小時候總拉着我的手唱這首歌，那時候，她才到我的這兒。”聽到背景音樂是熟悉的《外婆的澎湖灣》，任冬枝眼噙淚水用手比劃着，此時，從距離不到5米的卧室傳來了三歲的小孫子的哭鬧聲，“午覺醒了。”

“這麼多年了，記得自己是女兒、妻子、媽媽、姥姥、奶奶，卻很久不曾認真的想起過自己。”任冬枝緩緩地說，“但是很值得”。

1948年的冬至，任冬枝出生在北郊農村，家裡排行老三，兄弟姊妹六個睡在家裡三間小瓦房的院子裡，“以天為蓋”的畫面是最記憶猶新的。“家裡沒有那麼多屋子，總共三十平方，窮呐。天一擦黑兒，就得卷着鋪蓋、涼席跑院子裡占地盤兒了。”由于高中時期經曆了變動，十幾歲不谙世事的“小任同學”學業戛然而止。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農村人民公社興起，任冬枝依靠農務為生。那時候，生産隊的鐘聲一響，是需要小跑着到達生産大隊，領取農活任務的，到得晚了，就積不到公分，意味着生活收入的減少。

1974年前後，任冬枝女兒和兒子出生了，她成為了一名母親，身上的擔子和責任更重了。一家四口擠在一間七平米的藍色瓦房。除了老伴兒在村中小學教書一個月30塊的“高收入”，為了維持生計，在照顧孩子的同時，他們還養起了豬。“隻能養一頭，多了顧不過來的”，一年養一頭豬，家裡能增加一百塊錢的收入。談起初次為人母的感受，任冬枝有點不好意思，用“大腦一片空白”來掩蓋嘴角不易被察覺的笑意。“那時候，在農村，養孩子還沒有那麼多規矩，穿帶補丁的衣服，吃玉米面窩窩頭是每天的标配。”

孩子們的感恩之心，任冬枝至今也還珍藏在記憶的海馬體中。因為幹農活中午晚回家，任冬枝到家後發現了一鍋的稠糊糊，“吓我一跳，後來一問，才知道是孩子們為了給我驚喜，自己學着擀面條呢！”任冬枝微笑道，“再不容易，也拉扯大了嘛！”

做母親，是一場在崩潰與自愈中的自我修行；孫輩，又是兒女生命的延續。外孫女的出生，意味着女兒生命的締結與自己又打上一個結。那年任冬枝45歲，增添了新的身份标簽——“随遷姥姥”。由于女兒女婿工作繁忙，像大多數姥姥一樣，外孫女剛出滿月，任冬枝就主動承擔起了這份“甜蜜的負擔”，“女兒說，我帶孩子，她工作更安心。”

年輕時的任冬枝（左一）、外孫女、與女兒（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到了外孫女該上幼兒園的年齡了，任冬枝一家随女兒搬來了城市。從那時起，任冬枝的心境悄然地發生了變化。她說自己一向心直口快，心裡不藏事兒，然而，城市與農村的巨大生活差異，讓被迫走出“舒适區”的她發起了愁。“那時候人生地不熟的，連個唠嗑的人都沒有，就盼着禮拜五能回老家。”

老年群體出行活動圈層半徑更小，任冬枝每天送完外孫女上幼兒園之後，例行買菜、做飯、收拾屋子，然後就是面對着空蕩蕩的房子發呆。“怎麼不想下樓溜達，想想一個人也不認識，怕迷路，回不來了。”任冬枝啞然失笑。

“真要我回去鄉下，我也放不下，孩子咋辦呢？”任冬枝開始漸漸地融入到這個城市，時不時地會和門口傳達室的大媽聊聊家長裡短，或是和小區同是“老漂族”的叔叔阿姨組成了麻将隊，閑暇的時候，任冬枝也就不再那麼想着回老家的事情了。她也開始關注起外孫女的教育，會在放學後，邊做飯邊掐着腰站在外孫女身旁邊，一五一十的教起學來，一遍不行再來一遍，反複地教。“教的小學數學，比我們那時候難多了，我能幫到孩子的也不多。現在條件好了，我也想與時俱進地培養孩子。”

前半生養子女，後半生抱子孫，這可能就是中國姥姥的真實寫照。2005年，任冬枝身份又升級，開始了“奶奶帶娃兒”的新征程，2017年，小孫子也呱呱墜地，這對于任冬枝來說，“雖然每天都是圍着竈台轉，但我不累！兒女們都忙，我能多幫他們分擔一點是一點。”

忙裡忙外總是最後一個吃飯的任冬枝（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追着孩子喂飯；給孩子包辦事情；凡事以孩子為主；甯願把屎把尿以節省尿不濕；怕孩子感冒，大夏給孩子穿裡三層外三層；心疼大孫子課外班“增值”的課程繁忙……這些“隔代寵”也都出現過在任冬枝的大家庭裡，老一輩和年輕父母的育兒觀念不是沒有，隻是她覺得“家和萬事興”，願意與時俱進學習育兒新觀念，努力跟上這個時代。“還是一切為了大小孩子”，老太太邊說邊拿着智能手機熟練滑動着屏幕，浏覽着微信家庭群信息的任冬枝，頗有一副“沖浪達人”的架勢。老太太說，外孫女出去上學時候，才學的微信。“看，這是小孫子中午在幼兒園的午餐，不知道能吃飽不能啊！”

家人總是勸任冬枝不要什麼都嬌慣着孩子，隻是“隔代親，分外親”，老輩人的思想哪是那麼容易被撼動的，隔代寵用老人的話就是：“捧到手裡怕摔着，含在嘴裡怕化了。”

任冬枝的生活照（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如今，身體依然健朗的任冬枝七十二歲了，是一雙兒女的媽媽、外孫女的姥姥、兩個孫子的奶奶，養大了五個孩子的任冬枝是老一輩女人的生活縮影，是代表，也是符号。

三世同堂、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使任冬枝非常滿足。“晚上躺在那兒，總在想，以後兒女、子孫怎麼生活呢，他們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呢。”“人老了，就是愛胡思亂想。”對目前生活富足的感恩外，任冬枝心心念念的放不下的擔憂，是以後。

她一邊堅定的付出所有，一邊無聲溫柔地退出我們的生活，幾十年來，任冬枝的眼光一直在追随着一代一代的兒女成長，卻不曾回望過自己。

“劉大哥講話理太偏，

誰說女子享清閑？

男子打仗到邊關，

女子紡織在家園。

白天去種地，

夜晚來紡綿，

不分晝夜辛勤把活兒幹……”

伴着夕陽餘晖，嘴裡哼唱着經典的豫劇唱段《花木蘭·誰說女子不如男》，任冬枝跨上背包，走在了又一天接小孫子幼兒園放學的路上。（校對：姜成 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參考資料：《新手媽媽的母職角色發展——基于若幹個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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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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