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說的是名分正定教化于民。西漢大儒董仲舒曾倡導：“審察名号，教化萬民”。兩漢的統治者，根據這種思想“立為名分，定為名目，号為名節，制為功名”，其核心内容是“三綱五常”。“綱”是表率的意思，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常”是準則的意思，仁、義、禮、智、信。

自然，說的是本性本然。由于東漢政治理論的破産，到了魏晉時期，面臨的最大理論危機，就是無法處理“名教和自然”的關系。漢朝号稱是“以孝治天下”，非但沒能把天下治理好，還開始了“以孝殺人”的政治壓迫。漢末名士陳寔擔任太丘長的時候，屬下為了請假謊稱母親生病了，後來事情暴露，陳寔說“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于是就把他殺掉了。縱然這個人的行為不正确，但是真的構成死罪了嗎？後來的孔融、嵇康都是因為“不孝”之名而被殺害。

魏晉時期的統治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名教已經吃了很多人了”。導緻天下沒有人再相信這些讀聖賢書的人真的會奉行聖賢之道。“名教”和“自然”的對立沖突日漸顯現。在統治者的操控之下，名教讓人做的事情是符合統治利益而違背人性自然的。關于這個問題的辯論，大概經曆了三個階段。

（一）正始年間，王弼，名教本于自然

何晏、王弼等人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認為宇宙萬物皆以自然為本，而人類社會也同須得合乎自然。王弼認為儒家的倫理源于人性的自然本能，自然親愛為孝，推愛及物為仁。兒女們自然的親愛自己的父母，這才是真的孝。把對自己親人的這種愛，推己及人，就是儒家說的“仁”。禮樂制度，應該以人的自然情感為基礎。自然為本，名教是末。

何晏、王弼的理論，由于司馬氏的篡權而流産。平時跟王弼一起喝酒玄談的那些達官貴族，幾乎被司馬家殺得幹幹淨淨，因為王弼隻是個讀書人，并沒有什麼政治牽連而幸免遇難。但是他也被吓得夠嗆，何晏死後沒多久，王弼也去世了，年僅二十三歲。

（二）竹林時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面對司馬家族的高壓，用自然來糾正名教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竹林七賢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新主張，既然“名教”不是本于自然，而是本于司馬昭。那麼讀書人對于“名教”就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我們從嵇康等人的作為來看，他們并非存心破壞禮樂，而是發自内心的敬畏禮樂。

由于從小受到的教育，他們即便是想要放縱自己，也不會壞到什麼程度。無非是喝酒、鬥詩、玄談而已。最瘋狂的劉伶，也僅僅是在自己家裡不穿衣服罷了。虛僞的名教已經沒有什麼值得敬畏的了，但是他們心目之中有一個更為理想的名教，那就是自然。聖人無非就是法自然而定名教，但是西晉的名教早已不是聖人定的名教。于是這些人内心在于掙脫世俗的一切，向往淳樸的自然。

（三）元康時期，郭象，名教即是自然

随着嵇康被處死，竹林七賢陸續出仕，标志着這一時期的玄學正式結束。同時也意味着“任自然”的理想破滅了，畢竟人不能像動物那樣出沒與山林之間，畢竟還是要回歸社會的。郭象在這個時期，提出了新的理論來處理放達之士的内心糾結。郭象說，名教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名教，二者是不可分離的。

郭象在“内聖外王”的理論之下，提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即便讀書人做着塵間之事，但是仍可以保持精神十分清高。在這種境界之下，“任名教”就是“任自然”。"外王"即是名教，"内聖"則為自然。外王内聖其實是一回事，名教和自然其實是一回事。這種精神上的統一，讓門閥地主找到了合理解釋，為他們保持現存的統治秩序找到了理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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