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

上述對乾隆皇帝的評價，出自《清史稿·高宗本紀》。作為滿清遺老編纂的清朝正史，趙爾巽等人對清朝帝王的記載明顯帶有主觀推崇傾向，但在對乾隆皇帝的評價中，雖然肯定了其“勵精圖治，開疆拓宇”的積極表現，卻也毫不避諱其“耄期倦勤，蔽於權倖”的消極影響。不可否認，《清史稿》對于乾隆皇帝的評價，還是比較中肯、客觀的。相較于被《清史稿》評價為“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似乎遠遠不如。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皇帝發布即位诏書，明确表示“朕自沖齡即蒙皇祖撫育宮中。深恩鐘愛。眷睐逾常”；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皇帝在勤政殿宣布禅位決定，并在谕旨中給出了具體原因：朕踐阼之初，即焚香默禱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

嘉慶四年正月，乾隆太上皇駕崩于養心殿，在其遺诏中，依然有着“朕自沖齡即蒙皇祖鐘愛非常”的明确說明。另外，根據《乾隆起居注冊》的記載，乾隆皇帝在位期間，曾經無數次倍感驕傲的提及“朕自幼蒙聖祖仁皇帝疼愛，撫育宮中”。在乾隆皇帝眼中，這個自己在12歲才見到，而且僅僅相處了數月的皇祖父，才是自己畢生的追求，才是古往今來最配得上“千古一帝”稱号的一代雄主。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曾效仿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曾效仿康熙皇帝多次發動軍事行動；曾效仿康熙皇帝拉攏、制衡朝臣，鞏固皇權；甚至依據康熙皇帝的教誨，在後宮生活中，“色而不縱”、“淫而不迷”才落得子孫滿堂、長壽而終。

也就是說，除了後世評價，就連乾隆皇帝自己也明确承認較之康熙皇帝遠遠不如！

那麼，和康熙皇帝相比較，乾隆皇帝果真遠遠不如？作為清朝的盛世君主，乾隆皇帝果真隻是一個“敗家子”？

其實，乾隆皇帝才是職業帝王的最佳代表，才是遠勝于康熙皇帝的一代雄主！

01 就皇權集中而言，乾隆皇帝進行得更徹底

對于清朝這樣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而言，皇權的穩固程度來源于皇室宗親、滿洲勳貴和蒙古王公乃至朝中勢力的支持程度。也就是說，評價一位清朝帝王對皇權集中的實現程度，是有着具體衡量标準的。

對于皇室宗親的重用與否，《清史稿·諸王列傳》中有着這樣的說明：

國初開創，栉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繄諸王是庸。康熙間，出讨三藩，勝負互見，而卒底蕩平之績。其後行師西北，仍以諸王典兵。雍正、乾隆諒闇之始，重臣宅揆，亦領以諸王。

也就是說，清廷在重大軍事行動中，一般會以“諸王典兵”，用對皇室宗親的重用，予以拉攏、安撫的同時，讓其以實際行動證明對皇權的擁護和支持。但這種情況在乾隆皇帝執政初期得到了根本上的改變，皇室宗親不再是軍事行動中的領頭羊，卻而代之的外戚勢力，是乾隆皇帝刻意培養的朝中重臣。

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對于皇室宗親的拉攏和安撫，明顯不再是工作重點，更不再是能夠直接影響皇權穩固的所在。

另外，在争取滿洲勳貴家族支持和擁護的工作中，康熙皇帝可謂煞費苦心。鈕祜祿氏、佟佳氏、那拉氏、赫舍裡氏等等實力強大的滿洲貴族輪番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甚至排好了一定次序于朝中擔任要職。“九子奪嫡”事件爆發後，康熙皇帝幾乎完全依靠制衡滿洲貴族勢力，來制衡皇子勢力集團的發展，才能勉強維持皇權的穩固。但直到駕崩，康熙皇帝依然未能自主的選擇皇位繼承人，他對于皇位傳承結果的決定程度，甚至遠遠不如一個出身滿洲勳貴家族的隆科多。

而乾隆皇帝在乾隆元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六十年關于皇位傳承做出的任何決定，都完全不受任何人影響，全憑自己的喜好。乾隆六十年的禅位決定，更是為後繼之君省去了一切可能的繼位質疑，讓其清朝繼位最為合法的帝王。

乾隆太上皇所用“十全老人之寶”

除此之外，自後金政權便開始實行的“滿蒙聯姻”，對于皇權穩固也有着決定性的影響。所以，對于“滿蒙聯姻”的執行情況，也能證明一位帝王對于皇權的掌控程度。我們單就康熙、乾隆兩位帝王所出公主的聯姻情況，對此予以說明。

康熙皇帝一生撫育公主二十位，收養公主一位；其中活到婚嫁年齡的公主有9位。乾隆皇帝一生撫育十位公主；其中活到婚嫁年齡的公主有5位。

在康熙皇帝的9位公主中，有六位下嫁給了蒙古博爾濟吉特氏王公；一位下嫁給了烏梁罕氏蒙古王公；另外兩位公主，一位下嫁給了出身漢軍八旗的孫承運，一位下嫁給了原屬漢軍八旗的佟佳·舜安顔。“滿蒙聯姻”的比例高達66.7%。

在乾隆皇帝的5位公主中，僅有兩位公主下嫁給了蒙古博爾濟吉特氏王公，“滿蒙聯姻”的比例僅為40%。更關鍵的是，這兩位蒙古王公，一位被乾隆皇帝自幼撫養宮中；一位被乾隆皇帝視為“猶朕子也”。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将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政治意圖已經逐漸淡漠，隻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乾隆皇帝另外三位公主，分别下嫁給了傅恒之子福隆安、烏雅·兆惠之子紮木泰、和珅之子豐紳殷德，都是乾隆皇帝的寵臣之子，都是出自乾隆皇帝對功臣的特殊恩賞。

總體而言，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已經不再需要顧念皇室宗親、滿洲勳貴乃至蒙古王公的臉色、态度，隻是根據自己的喜好和朝臣所立功勳予以特殊恩賞。較之康熙皇帝的百般維護、千般拉攏，乾隆皇帝才是唯我獨尊的職業帝王。

接見英國使臣的乾隆帝

02 就邊疆穩固而言，乾隆皇帝進行得更硬氣

縱觀康熙皇帝一生，被後世廣為傳頌的重大軍事行動，主要有四件：平定三藩、收複台灣、驅逐沙俄、親征噶爾丹。在這四次軍事行動中，除了收複台灣，康熙皇帝在開戰之前無一例外地進行了朝議、廷議并請示孝莊太皇太後，得到多數朝臣認可後才進行的被動防禦戰。就算是收複台灣的軍事行動，也是台灣明鄭政權發生政變，傅為霖甘當内應、姚啟聖數次請奏并舉薦“海霹靂”施琅以後的結果。

也就是說，對于清朝當時的武裝力量而言，入關未滿半個世紀，軍隊的軍風、軍紀乃至戰鬥力并未太大改變。就算如此，康熙皇帝想要發動一次維護邊疆穩定、擴張版圖的軍事行動，依然需要廣泛征求意見，依然需要争取絕大多數王公貝勒、朝廷重臣的支持。這說明，康熙皇帝對于朝政大權的掌握始終未能真正實現。

在乾隆皇帝執政的六十年中，自乾隆元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共計發動了13次大規模作戰，其中對外戰事兩次；平亂戰事11次。在這13次大型軍事行動中，除了清緬之戰以清軍自衛反擊為開端外，其餘12次戰事幾乎全部以清廷主動出擊、平亂為開端。更重要的是，在這13次軍事行動中，乾隆皇帝将皇權集中以後的優勢酣暢淋漓的予以發揮，金口一開，立馬發動戰事。作為清廷最高決策機構，軍機處完全演變成乾隆皇帝的“高級秘書處”，其唯一的職能隻是上呈下達，隻是執行乾隆皇帝的決定。

就軍事行動中的具體表現，我們以康熙朝鼎盛時期的“烏蘭布通之戰”和乾隆朝與之對應的“平定準噶爾之役”作出具體比較，予以說明。

首先，“烏蘭布通之戰”，乃系面對噶爾丹兩萬大軍主動進攻的被動防禦。首次對決，在敵我雙方參戰人數為1:1的情況下，清軍幾乎全軍覆沒的同時，兩個統帥一個斃命，另一個狼狽而逃以及全部辎重被繳獲。而乾隆皇帝發動的“平定準噶爾之役”，雖然面對的是經過康熙、雍正兩位帝王打擊過後的準噶爾貴族割據政權，但達瓦齊麾下兵将衆多而且常年征戰，戰鬥力強悍異常，勢力依然不容小觑。

乾隆皇帝做出出兵命令後，迅速集結兵力，一路直插達瓦齊老巢，僅用一戰便将達瓦齊政權徹底摧垮，打的達瓦齊僅帶着七十餘人投奔烏什，而後又被烏什擒獲送交清軍。而後，達瓦齊被押送至北京後，在午門舉行獻俘儀式。

而經過首戰的慘敗以後，康熙皇帝調集十萬大軍，禦前親政并帶上了三位親王——福全、常甯、雅布；一位皇子——皇長子胤褆；一位郡王——鄂劄；和四位朝廷重臣：佟國綱、佟國維、明珠、索額圖；幾乎傾清廷所有的力量，大舉進攻烏蘭布通。但此戰結果，以佟國綱等重臣戰死，明珠、索額圖得數百人近身護衛才得保全，清軍戰損率遠勝于對方而宣告結束。就算如此，康熙皇帝依然将噶爾丹撤離說成了敗逃，依然對外宣布了戰事勝利。

康熙皇帝親自坐鎮的戰事失敗，和乾隆皇帝于京城遙控的大勝而歸，除了證明康熙皇帝作戰之處的決策性失誤外，還證明了乾隆皇帝于戰事行動中的硬氣表現，遠勝于康熙皇帝之計劃有餘、剛硬不足。

03 就皇位傳承而言，乾隆皇帝安排的更仁心

除了上述兩個方面的對照，關于皇位傳承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乾隆皇帝的表現較之康熙皇帝更符合“仁皇帝”的稱号。

首先，應該明确雍正皇帝所創“秘密立儲”制度對于消除皇子奪嫡、手足相殘的積極影響，但是就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具體表現來看，這件看似完美的皇位傳承制度，并沒有從根本上一勞永逸的解決奪嫡難題。

暫且不論雍正皇帝即位之初，接連兩次委派皇四子弘曆前往景陵祭奠，基本明确了弘曆的皇位繼承人身份，讓“秘密立儲”制度基本失去了意義。單就乾隆皇帝兩位嫡出皇子接連夭折，皇長子永璜因罪被嚴斥，乾隆皇帝就隻能寄希望于“立賢”擇儲标準的實際情況來看，“秘密立儲”制度并沒有消除乾隆皇帝諸位庶出皇子在他面前的積極表現，積極奪嫡行為。

乾隆帝皇長子永璜劇照

相比較而言，康熙皇帝明立太子而後對其百般維護，刻意樹立其儲君形象的積極做法，反倒讓其餘皇子斷掉了奪嫡希望。如果不是康熙四十七年的太子被廢，恐怕“九子奪嫡”事件出現的概率将會大大降低乃至根本不會發生。

不可否認，面對太子胤礽的“不法祖德，不遵朕訓，肆惡虐衆，暴戾淫亂”，對其已經包容二十年的康熙皇帝下令将其廢黜，乃屬情理之中。但從根本上講，太子胤礽之所以犯下如此罪過，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儲君之權對于康熙皇權的巨大沖擊和威脅。但這種威脅來自哪裡？不就是來自康熙皇帝長達數十年的刻意培養和維護嗎？身為太子，權勢和聲望一步步擡升；身邊的朝臣勢力逐步增多、增強，不就是康熙皇帝立儲并順利傳承皇位的必然結果嗎？

更重要的是，康熙皇帝在極力維護太子胤礽儲君權威的同時，還對其餘皇子大加封賞、委以重任，對儲君之權予以有效制衡。就帝王心術而言，康熙皇帝對皇權掌握的功力絕對淳厚，但這必然會給皇子帶來錯誤的奪嫡引導和錯誤的繼位希望。也就是說，慘烈、無情的“九子奪嫡”事件之所以出現，康熙皇帝應該負主要責任。

“九子奪嫡”人物圖志

我們再來看下乾隆皇帝對待諸位皇子的态度和做法：

1、和康熙皇帝一樣，明确嫡出皇子的特殊地位，讓庶出皇子最起碼在嫡出皇子徹底失去繼位機會之前，但其觊觎皇位的打算。

2、除去被乾隆皇帝下令出繼的皇子外，乾隆皇帝的皇子們幾乎沒有參與政事的機會，更沒有被委以特殊工作的經曆。

3、乾隆三十八年，在乾隆皇帝立下秘密立儲诏書以後，其幾乎用完全平等的态度對待每一位有希望繼承皇位的皇子。有訓斥、有恩寵，更有時刻不停的敲打。

更重要的是，不管乾隆皇帝出于何種考慮，其能在乾隆六十年做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颙琰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慶元年”的決定，絕對屬于“仁心”表現，符合“仁君”所為。此舉，不但杜絕了極有可能在皇權更叠過程中的手足相殘，還絕對程度上杜絕了新皇登基以後的手足相殘，更絕對程度上為新朝政權穩固、新皇皇權穩固打下了堅實基礎。

對于康熙皇帝而言，其創造的“康熙盛世”，使得“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其标榜的仁君形象，更是“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但實際上，這個功成名就以後就躺在功勞簿上放任官員貪腐，放任朝政廢弛，以緻其親手打造的“康熙盛世”出現了停滞、倒退現象的一代帝王，雖不敗家，但卻敗國；雖然寬仁，但卻嚴重影響了清王朝的發展和進步。相較于康熙皇帝而言，乾隆皇帝更像一位職業帝王，對于皇權的超高掌控程度；在軍事行動中的霸氣表現；在皇位傳承過程中的仁慈之舉；都讓其雖然背負“敗家”之名，卻也絕對稱得上職業帝王的巅峰代表。

參考文獻：《清實錄》、《清史稿》、《嘯亭雜錄》、《東華續錄》、《正說清代十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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