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運際郅隆,勵精圖治,開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奮武,於斯為盛。享祚之久,同符聖祖,而壽考則逾之。自三代以後,未嘗有也。惟耄期倦勤,蔽於權倖,上累日月之明,為之歎息焉。
上述對乾隆皇帝的評價,出自《清史稿·高宗本紀》。作為滿清遺老編纂的清朝正史,趙爾巽等人對清朝帝王的記載明顯帶有主觀推崇傾向,但在對乾隆皇帝的評價中,雖然肯定了其“勵精圖治,開疆拓宇”的積極表現,卻也毫不避諱其“耄期倦勤,蔽於權倖”的消極影響。不可否認,《清史稿》對于乾隆皇帝的評價,還是比較中肯、客觀的。相較于被《清史稿》評價為“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的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似乎遠遠不如。
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皇帝發布即位诏書,明确表示“朕自沖齡即蒙皇祖撫育宮中。深恩鐘愛。眷睐逾常”;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皇帝在勤政殿宣布禅位決定,并在谕旨中給出了具體原因:朕踐阼之初,即焚香默禱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
嘉慶四年正月,乾隆太上皇駕崩于養心殿,在其遺诏中,依然有着“朕自沖齡即蒙皇祖鐘愛非常”的明确說明。另外,根據《乾隆起居注冊》的記載,乾隆皇帝在位期間,曾經無數次倍感驕傲的提及“朕自幼蒙聖祖仁皇帝疼愛,撫育宮中”。在乾隆皇帝眼中,這個自己在12歲才見到,而且僅僅相處了數月的皇祖父,才是自己畢生的追求,才是古往今來最配得上“千古一帝”稱号的一代雄主。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曾效仿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曾效仿康熙皇帝多次發動軍事行動;曾效仿康熙皇帝拉攏、制衡朝臣,鞏固皇權;甚至依據康熙皇帝的教誨,在後宮生活中,“色而不縱”、“淫而不迷”才落得子孫滿堂、長壽而終。
也就是說,除了後世評價,就連乾隆皇帝自己也明确承認較之康熙皇帝遠遠不如!
那麼,和康熙皇帝相比較,乾隆皇帝果真遠遠不如?作為清朝的盛世君主,乾隆皇帝果真隻是一個“敗家子”?
其實,乾隆皇帝才是職業帝王的最佳代表,才是遠勝于康熙皇帝的一代雄主!
01 就皇權集中而言,乾隆皇帝進行得更徹底
對于清朝這樣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而言,皇權的穩固程度來源于皇室宗親、滿洲勳貴和蒙古王公乃至朝中勢力的支持程度。也就是說,評價一位清朝帝王對皇權集中的實現程度,是有着具體衡量标準的。
對于皇室宗親的重用與否,《清史稿·諸王列傳》中有着這樣的說明:
國初開創,栉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繄諸王是庸。康熙間,出讨三藩,勝負互見,而卒底蕩平之績。其後行師西北,仍以諸王典兵。雍正、乾隆諒闇之始,重臣宅揆,亦領以諸王。
也就是說,清廷在重大軍事行動中,一般會以“諸王典兵”,用對皇室宗親的重用,予以拉攏、安撫的同時,讓其以實際行動證明對皇權的擁護和支持。但這種情況在乾隆皇帝執政初期得到了根本上的改變,皇室宗親不再是軍事行動中的領頭羊,卻而代之的外戚勢力,是乾隆皇帝刻意培養的朝中重臣。
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對于皇室宗親的拉攏和安撫,明顯不再是工作重點,更不再是能夠直接影響皇權穩固的所在。
另外,在争取滿洲勳貴家族支持和擁護的工作中,康熙皇帝可謂煞費苦心。鈕祜祿氏、佟佳氏、那拉氏、赫舍裡氏等等實力強大的滿洲貴族輪番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甚至排好了一定次序于朝中擔任要職。“九子奪嫡”事件爆發後,康熙皇帝幾乎完全依靠制衡滿洲貴族勢力,來制衡皇子勢力集團的發展,才能勉強維持皇權的穩固。但直到駕崩,康熙皇帝依然未能自主的選擇皇位繼承人,他對于皇位傳承結果的決定程度,甚至遠遠不如一個出身滿洲勳貴家族的隆科多。
而乾隆皇帝在乾隆元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六十年關于皇位傳承做出的任何決定,都完全不受任何人影響,全憑自己的喜好。乾隆六十年的禅位決定,更是為後繼之君省去了一切可能的繼位質疑,讓其清朝繼位最為合法的帝王。
乾隆太上皇所用“十全老人之寶”
除此之外,自後金政權便開始實行的“滿蒙聯姻”,對于皇權穩固也有着決定性的影響。所以,對于“滿蒙聯姻”的執行情況,也能證明一位帝王對于皇權的掌控程度。我們單就康熙、乾隆兩位帝王所出公主的聯姻情況,對此予以說明。
康熙皇帝一生撫育公主二十位,收養公主一位;其中活到婚嫁年齡的公主有9位。乾隆皇帝一生撫育十位公主;其中活到婚嫁年齡的公主有5位。
在康熙皇帝的9位公主中,有六位下嫁給了蒙古博爾濟吉特氏王公;一位下嫁給了烏梁罕氏蒙古王公;另外兩位公主,一位下嫁給了出身漢軍八旗的孫承運,一位下嫁給了原屬漢軍八旗的佟佳·舜安顔。“滿蒙聯姻”的比例高達66.7%。
在乾隆皇帝的5位公主中,僅有兩位公主下嫁給了蒙古博爾濟吉特氏王公,“滿蒙聯姻”的比例僅為40%。更關鍵的是,這兩位蒙古王公,一位被乾隆皇帝自幼撫養宮中;一位被乾隆皇帝視為“猶朕子也”。也就是說,乾隆皇帝将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政治意圖已經逐漸淡漠,隻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乾隆皇帝另外三位公主,分别下嫁給了傅恒之子福隆安、烏雅·兆惠之子紮木泰、和珅之子豐紳殷德,都是乾隆皇帝的寵臣之子,都是出自乾隆皇帝對功臣的特殊恩賞。
總體而言,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已經不再需要顧念皇室宗親、滿洲勳貴乃至蒙古王公的臉色、态度,隻是根據自己的喜好和朝臣所立功勳予以特殊恩賞。較之康熙皇帝的百般維護、千般拉攏,乾隆皇帝才是唯我獨尊的職業帝王。
接見英國使臣的乾隆帝
02 就邊疆穩固而言,乾隆皇帝進行得更硬氣
縱觀康熙皇帝一生,被後世廣為傳頌的重大軍事行動,主要有四件:平定三藩、收複台灣、驅逐沙俄、親征噶爾丹。在這四次軍事行動中,除了收複台灣,康熙皇帝在開戰之前無一例外地進行了朝議、廷議并請示孝莊太皇太後,得到多數朝臣認可後才進行的被動防禦戰。就算是收複台灣的軍事行動,也是台灣明鄭政權發生政變,傅為霖甘當内應、姚啟聖數次請奏并舉薦“海霹靂”施琅以後的結果。
也就是說,對于清朝當時的武裝力量而言,入關未滿半個世紀,軍隊的軍風、軍紀乃至戰鬥力并未太大改變。就算如此,康熙皇帝想要發動一次維護邊疆穩定、擴張版圖的軍事行動,依然需要廣泛征求意見,依然需要争取絕大多數王公貝勒、朝廷重臣的支持。這說明,康熙皇帝對于朝政大權的掌握始終未能真正實現。
在乾隆皇帝執政的六十年中,自乾隆元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共計發動了13次大規模作戰,其中對外戰事兩次;平亂戰事11次。在這13次大型軍事行動中,除了清緬之戰以清軍自衛反擊為開端外,其餘12次戰事幾乎全部以清廷主動出擊、平亂為開端。更重要的是,在這13次軍事行動中,乾隆皇帝将皇權集中以後的優勢酣暢淋漓的予以發揮,金口一開,立馬發動戰事。作為清廷最高決策機構,軍機處完全演變成乾隆皇帝的“高級秘書處”,其唯一的職能隻是上呈下達,隻是執行乾隆皇帝的決定。
就軍事行動中的具體表現,我們以康熙朝鼎盛時期的“烏蘭布通之戰”和乾隆朝與之對應的“平定準噶爾之役”作出具體比較,予以說明。
首先,“烏蘭布通之戰”,乃系面對噶爾丹兩萬大軍主動進攻的被動防禦。首次對決,在敵我雙方參戰人數為1:1的情況下,清軍幾乎全軍覆沒的同時,兩個統帥一個斃命,另一個狼狽而逃以及全部辎重被繳獲。而乾隆皇帝發動的“平定準噶爾之役”,雖然面對的是經過康熙、雍正兩位帝王打擊過後的準噶爾貴族割據政權,但達瓦齊麾下兵将衆多而且常年征戰,戰鬥力強悍異常,勢力依然不容小觑。
乾隆皇帝做出出兵命令後,迅速集結兵力,一路直插達瓦齊老巢,僅用一戰便将達瓦齊政權徹底摧垮,打的達瓦齊僅帶着七十餘人投奔烏什,而後又被烏什擒獲送交清軍。而後,達瓦齊被押送至北京後,在午門舉行獻俘儀式。
而經過首戰的慘敗以後,康熙皇帝調集十萬大軍,禦前親政并帶上了三位親王——福全、常甯、雅布;一位皇子——皇長子胤褆;一位郡王——鄂劄;和四位朝廷重臣:佟國綱、佟國維、明珠、索額圖;幾乎傾清廷所有的力量,大舉進攻烏蘭布通。但此戰結果,以佟國綱等重臣戰死,明珠、索額圖得數百人近身護衛才得保全,清軍戰損率遠勝于對方而宣告結束。就算如此,康熙皇帝依然将噶爾丹撤離說成了敗逃,依然對外宣布了戰事勝利。
康熙皇帝親自坐鎮的戰事失敗,和乾隆皇帝于京城遙控的大勝而歸,除了證明康熙皇帝作戰之處的決策性失誤外,還證明了乾隆皇帝于戰事行動中的硬氣表現,遠勝于康熙皇帝之計劃有餘、剛硬不足。
03 就皇位傳承而言,乾隆皇帝安排的更仁心
除了上述兩個方面的對照,關于皇位傳承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乾隆皇帝的表現較之康熙皇帝更符合“仁皇帝”的稱号。
首先,應該明确雍正皇帝所創“秘密立儲”制度對于消除皇子奪嫡、手足相殘的積極影響,但是就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具體表現來看,這件看似完美的皇位傳承制度,并沒有從根本上一勞永逸的解決奪嫡難題。
暫且不論雍正皇帝即位之初,接連兩次委派皇四子弘曆前往景陵祭奠,基本明确了弘曆的皇位繼承人身份,讓“秘密立儲”制度基本失去了意義。單就乾隆皇帝兩位嫡出皇子接連夭折,皇長子永璜因罪被嚴斥,乾隆皇帝就隻能寄希望于“立賢”擇儲标準的實際情況來看,“秘密立儲”制度并沒有消除乾隆皇帝諸位庶出皇子在他面前的積極表現,積極奪嫡行為。
乾隆帝皇長子永璜劇照
相比較而言,康熙皇帝明立太子而後對其百般維護,刻意樹立其儲君形象的積極做法,反倒讓其餘皇子斷掉了奪嫡希望。如果不是康熙四十七年的太子被廢,恐怕“九子奪嫡”事件出現的概率将會大大降低乃至根本不會發生。
不可否認,面對太子胤礽的“不法祖德,不遵朕訓,肆惡虐衆,暴戾淫亂”,對其已經包容二十年的康熙皇帝下令将其廢黜,乃屬情理之中。但從根本上講,太子胤礽之所以犯下如此罪過,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儲君之權對于康熙皇權的巨大沖擊和威脅。但這種威脅來自哪裡?不就是來自康熙皇帝長達數十年的刻意培養和維護嗎?身為太子,權勢和聲望一步步擡升;身邊的朝臣勢力逐步增多、增強,不就是康熙皇帝立儲并順利傳承皇位的必然結果嗎?
更重要的是,康熙皇帝在極力維護太子胤礽儲君權威的同時,還對其餘皇子大加封賞、委以重任,對儲君之權予以有效制衡。就帝王心術而言,康熙皇帝對皇權掌握的功力絕對淳厚,但這必然會給皇子帶來錯誤的奪嫡引導和錯誤的繼位希望。也就是說,慘烈、無情的“九子奪嫡”事件之所以出現,康熙皇帝應該負主要責任。
“九子奪嫡”人物圖志
我們再來看下乾隆皇帝對待諸位皇子的态度和做法:
1、和康熙皇帝一樣,明确嫡出皇子的特殊地位,讓庶出皇子最起碼在嫡出皇子徹底失去繼位機會之前,但其觊觎皇位的打算。
2、除去被乾隆皇帝下令出繼的皇子外,乾隆皇帝的皇子們幾乎沒有參與政事的機會,更沒有被委以特殊工作的經曆。
3、乾隆三十八年,在乾隆皇帝立下秘密立儲诏書以後,其幾乎用完全平等的态度對待每一位有希望繼承皇位的皇子。有訓斥、有恩寵,更有時刻不停的敲打。
更重要的是,不管乾隆皇帝出于何種考慮,其能在乾隆六十年做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颙琰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慶元年”的決定,絕對屬于“仁心”表現,符合“仁君”所為。此舉,不但杜絕了極有可能在皇權更疊過程中的手足相殘,還絕對程度上杜絕了新皇登基以後的手足相殘,更絕對程度上為新朝政權穩固、新皇皇權穩固打下了堅實基礎。
對于康熙皇帝而言,其創造的“康熙盛世”,使得“後世想望流連,至於今不能已”;其标榜的仁君形象,更是“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但實際上,這個功成名就以後就躺在功勞簿上放任官員貪腐,放任朝政廢弛,以緻其親手打造的“康熙盛世”出現了停滞、倒退現象的一代帝王,雖不敗家,但卻敗國;雖然寬仁,但卻嚴重影響了清王朝的發展和進步。相較于康熙皇帝而言,乾隆皇帝更像一位職業帝王,對于皇權的超高掌控程度;在軍事行動中的霸氣表現;在皇位傳承過程中的仁慈之舉;都讓其雖然背負“敗家”之名,卻也絕對稱得上職業帝王的巅峰代表。
參考文獻:《清實錄》、《清史稿》、《嘯亭雜錄》、《東華續錄》、《正說清代十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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