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子百家”時代，有儒家、墨家等顯學，同樣也有雜家、小說家等末流，而其中有一個學派，他們提出的主張實在太讓人感覺詫異，他們的名聲是建立在後人的嘲笑之上的。

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很多人都忘記了他們所主張的理想，同時也忽視了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重要貢獻。

這就是名家，諸子百家中一個以“詭辯”著稱的另類。

這一學派有兩個非常著名的人物，一個是經常和莊子擡杠的惠子；另一個是以精妙邏輯論證了“白馬非馬”的公孫龍子。

值得注意的是，“詭辯”不是“狡辯”，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真正的“詭辯”是一種精妙的話術，有着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神奇，其本質是對思維的錘煉，彰顯的是思維的魅力。

為了更好地理解什麼是“詭辯”，需要先分清楚“狡辯”和“詭辯”的差異所在。

“狡辯”的邏輯是有問題的，可以被輕易攻破。

一位顧客，在奶茶店點了一杯紅茶，然後又用這杯紅茶換取了一杯綠茶。最終拿起綠茶，并沒有付費，并且進行了一次狡辯。

顧客：“這杯綠茶是我用紅茶換的，憑什麼要我付錢？”

店家：“紅茶的錢您也沒付啊。”

顧客：“紅茶不是在你們手裡嗎？我又沒有拿到，為什麼要付錢？”

從這一次事件當中，最根本的邏輯錯誤就是，顧客并沒有紅茶的擁有權。他隻是用店家的紅茶換了店家的綠茶，這種交換是不成立的。

但是，“詭辯”在邏輯上是找不到錯誤的，利用的就是“悖論”的出現。比如“詭辯”中著名的“半費之訟”。

歐提勒士向古希臘著名的辯者普羅達哥拉斯學習法律，并且簽署了一份協議。雙方約定，歐提勒士在畢業的時候支付一半的學費，另一半學費要在其第一份官司勝利之後再支付。然而，歐提勒士在畢業之後卻并沒有履行律師的義務，遲遲不打官司。

于是，普羅達哥拉斯将他告上法庭，以此就出現了這一場著名的“詭辯”。

普羅達哥拉斯認為：

• 第一，如果這場官司我勝訴，那麼按照法官判決，歐提勒士需要向我支付另一半學費。
• 第二，如果這場官司我敗訴，那歐提勒士勝訴之後，按照合同規定，也必須向我支付另一半學費。

然而，歐提勒士也提出了與此完全相反的觀點：

• 第一，如果這場官司我敗訴，按照合同約定，我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學費。
• 第二，如果這場官司我勝訴，按照法官判決，我也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學費。

這就是“詭辯”，從雙方的邏輯上考慮，都找不出任何錯誤。而所謂的“破斥”，糾結于“合同”的有效性，其實是法律問題，而不是邏輯問題。

《公孫龍子》一書，據《漢書·藝文志》記錄，本應有十四篇，但因為散轶，保存下來的隻有六篇，其中能确定是公孫龍本人思想的隻有五篇。而在這五篇當中，公孫龍提出了兩個一直被中國社會所讨論的話題，即“白馬非馬”和“離堅白”，公孫龍子也成為了名家中“離堅白”一派的代表人物，與惠子的“合同異”派并列。

在“白馬非馬”這一論題下，主要就是公孫龍用邏輯關系來論證了“白馬”不是“馬”這一觀點，但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白馬”和“馬”已經不僅僅是具體物象的概念了，而是成為了抽象思維的代表。

當下很多人用“矛盾特殊性”的理論來對這一觀點進行“破斥”，認為“白馬”隻是矛盾特殊性的一種表現，以此來說明“白馬是馬”。但其實這種“破斥”是不成立的。

白馬是馬，這是生活常識，“矛盾特殊性”理論的應用，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證實了這一常識，而不是從公孫龍的邏輯出發進行破斥。也就是說，“矛盾特殊性”理論即使論證了“白馬是馬”，也不能用來反駁公孫龍的“白馬非馬”。

那公孫龍在論證這一話題中，提出了什麼樣的“詭辯”呢？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

從公孫龍的邏輯出發，他将“白”和“馬”這兩種概念進行了拆分，這是“離堅白”派經常使用的論證方式。他認為，白是顔色，而馬是形态，顔色和形态的組合肯定不能用單一的形态來表示。

在此之後更是進一步舉例。如果是尋求形态的“馬”，那麼黃馬、黑馬都符合要求，但是如果是尋求白馬，那麼黃馬、黑馬就都不符合要求了，如果白馬是馬，那麼兩次所求一緻，怎麼會出現結果的不同呢？

面對诘難者從公孫龍的邏輯出發，提出“所有有顔色的馬都不是馬”的反問，公孫龍的解釋就又回到了“白”與“馬”是“命形”和“命色”的觀點上來，形成了邏輯上的死循環。

而針對诘難方将“白”和“馬”視為同一事物不同屬性的觀點，公孫龍的論證更為巧妙。

公孫龍利用上一回合對方的論點來駁斥這一觀點，既然對方根據公孫龍的觀點提出“黃馬”也不是馬，那麼就是認同顔色和形态是兩種事物。既然将“黃馬”和“馬”區分開來，那麼又将“白馬”和“馬”統一看待，這不是邏輯上的矛盾混亂嗎？

而公孫龍最終的觀點其實隻有一句話：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也就是說，增設了限定條件的概念和沒有限定條件的概念是不同的。

可以看到，通過兩個回合的激辯，其實公孫龍所說的“白馬非馬”并不是很多人認為的“白馬”不是“馬”，而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區分概念的内涵，将代表抽象概念的“能指”與代表具體物象的“所指”區分開來。

這種研究語言的方法，西方索緒爾等人從17世紀後才開始進行系統地研究，而中國在公元前就已經在探讨這一問題了，隻不過因為“實用性”的原因并沒有進行下去。

《堅白論》：名家“離堅白”派用以闡述政見的思維邏輯

和“白馬非馬”并稱的邏輯命題，公孫龍提出的“離堅白”同樣十分著名。

這一争論是通過一塊堅硬的白石引起的，公孫龍認為，同一塊石頭中，“堅”和“白”是分離的，這顯然又是一個違反常識的觀點。

公孫龍在這一篇作品中，先是通過“白”是視覺、“堅”是觸覺的分别，來說明“堅”與“白”是不可同時被感知的，這就是所謂的“離”，其針對的是诘難者所認為的“堅白”兩種特性共存于一石之中不可分離的觀點。

而在诘難者舉出“堅”是石之堅，“白”是石之白，所以兩者是共存于“石”中的觀點後，公孫龍認為，“堅”與“白”不是石頭固有的屬性，而是特征。不會因為沒有石頭就不存在“堅”和“白”兩種屬性。所以，“堅”與“白”的分離，才是形成了事物共性和個性的差異。

并且，公孫龍借這一觀點提出，感覺是不可信的，隻有思維的論證才是真理。一塊“堅白石”，拿在手中的感覺不如經過思考之後的邏輯更為真實。

名家“詭辯術”，其目的和作用都有現實意義

公孫龍這等名家人士，其實是想用“詭辯”的方式來制止刀兵。

諸子百家之中，所有的主張其實都是為了現實服務，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說來終結亂世。像道家用“無為”，法家用“刑律”，儒家用“禮義”，而名家所用的就是“詭辯”式的思維方式。

公孫龍和惠子一樣，都主張“偃兵”。他們認為導緻亂世的出現，是因為各諸侯國之間無休止的征伐。而在他們看來，這種征伐是沒有必要的，一切争端都可以用辯論的方式來解決。這樣一來，國家間的戰亂其實就變成了雙方的一次辯論，誰能占據道理，就看哪方的辯士更為優秀。其所依靠的正是中國古代社會極為看重的“名分”，希望以此來使得“攻伐”一方變成“無名之師”，進而消弭戰争。

這就和孔子所說的理論有相通之處：

《論語 ·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這種想法自然是失敗了，但是其邏輯思維的精彩論證卻在曆史上大放異彩，并且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進程。

後世很多大儒都對《公孫龍子》進行評價，比如儒家的荀子就曾評價名家：

不法先王，不是禮儀，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

類似的評價曆來多有，但有趣的是，各朝代學者都是否定公孫龍“詭辯”的行徑，卻沒有人能在邏輯上找到他的漏洞。所以有人感歎，如果最初所學不是儒道墨法，而是名家“詭辯”，那麼同樣會認為儒墨等學說是錯誤的。

本來是一種闡述政見的思維方式，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成功地将思維的錘煉推向了極緻，形成了一種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離奇現象。

這種“詭辯”式的辯論方式，後來被諸子百家所吸收，成為了自身闡釋道理的一種手段。而進入近現代社會中，辯論活動的舉行、律師等職業的工作方式也深受名家“邏輯論證”的思維所影響，至今仍然能看到這一學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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