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的特殊性随着曆史推進而不斷深化，我們也習慣認為京畿不僅是國家的政治中心，也該是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古代王朝選擇首都名義上是觀“帝王之氣”，諸葛孔明出使東吳的時候就驚歎南京（當時還叫石頭城）：“鐘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能夠擁有“帝王之氣”的城市，自然也是區位較優良的地區，成為首都後在經濟事務上享有特權，最終發展成繁華的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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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素以理财聞名的桑弘羊曾說：“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轵，韓之荥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之沖，跨街衢之路也。”天下間凡是有名的都會，并非隻依靠農業而興盛，而是位于交通要沖之地。

函谷關更是強化了關中易守難攻的屬性，奠定了秦朝崛起的基礎 圖源.pexels

經濟重心南移之前，關中與河洛是最發達的地區。戰國時的蘇秦在遊說秦惠王連橫之術時除了指出關中“田肥美”“沃野千裡”等農業上的優勢，還認為其擁有優越的位置：“西有巴、蜀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同時他對時局看得也非常清楚，秦國“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

秦二世而亡後，劉邦奪得了天下，他聽從了婁敬的建議定都于關中的長安。到了武帝年間，國力強盛，漢朝開始主動對匈奴反擊，張骞自告奮勇出使西域，絲綢之路應運而生，長安的交通地位陡然上升，到唐朝一直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橋梁。

從今天來看，渭河平原确實堪稱“沃野千裡” 圖源.pexels

河洛同理。周武王滅商後，為了震懾東方，相傳他遷九鼎于洛邑（洛陽），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仔細考察了伊水、洛水的陽面（山南水北為陽），覺得從洛水灣到伊水灣的這片地方，地勢平坦沒有險阻，适合建都。但武王僅僅作了規劃後不久便撒手人寰，繼位的成王正式興建新都，命名為“成周”。之所以選擇河洛，周公旦給出了理由：“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裡均。”意思是說這裡是天下的中心，四方朝貢的路途基本相當，取四通八達之義。

之後以長安為都城的朝代往往将長安和洛陽綁定，洛陽不僅周邊土地肥沃，還是向長安輸送糧食的漕運樞紐。尤其是唐朝，關中衰落，皇帝在歉收的年份還不得不遷居洛陽。而随着經濟重心的南移，江南向首都輸送漕糧成為定制，京畿當地的農業條件愈發居于次要地位。

而且洛陽盆地同樣并非無險可守，還可以做為關中和中原的樞紐 圖源.pexels

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人口衆多是京畿地位的一大有力保障，人口意味着勞動力、兵源和稅收。若是農業發達，當地便有能力供養。不過曆史上我國這麼多朝代，京畿未必都是膏腴之地，但人口是無論如何都能保證的。保證人口的辦法有很多，因為居住在京畿的相當一部分不是原住民，而是不同來源的移民，共同促進了首都的繁榮。

清明上河圖可以清楚地說明“揮汗如雨”所言非虛

第一種是皇室、大臣和軍隊的移民。每逢改朝換代，新一批的統治者們及其家眷就會遷徙到首都及附近。例如漢高祖遷都長安後，又是“徙諸侯子關中”，又是“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用賦役上的優厚條件吸引他們留在關中。

同時為了保衛京畿和皇宮，朝廷在首都還駐有龐大的禁軍。以上群體住在京畿大多不會從事生産行業，依靠朝廷的俸祿和賞賜過活，是單純的消費者，這種需求旺盛且長久。雖然給朝廷帶來了沉重的财政負擔，但也吸引着各地工商業者尋找機會，來滿足他們的奢靡生活。

第二種是針對地方豪強的強制移民，旨在加強中央集權，開此先河的還是漢高祖。高祖九年（公元前198），漢朝将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等五姓強行遷徙到關中，由朝廷授予田宅安家，伴随着的還有燕、趙、韓、魏等國貴族後裔及豪強富戶，僅這一次遷徙的人口就多達十餘萬。

這種陵邑制度在漢朝前中期一直得到了延續，朝廷總共在關中設陵縣11座，重要的有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合稱“五陵”。豪強子弟也獲得了表面上的優待，武帝就賞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傾”。五陵由此成為了繁華之地，遠離家鄉的豪強們無所事事，過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五陵少年也成為了纨绔子弟的代表。李白有詩雲：“五陵年少今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能讓唐朝的詩人如此懷念，足見五陵曾經之繁盛。

高祖長陵如此宏大，可想而知所需勞動力幾何 圖源.pexels

類似的做法還發生在明朝，朱元璋出于對富豪的不信任多次将他們強遷，其中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朱元璋再令工部官員強遷天下富民共五千三百戶。他還說：“昔漢高祖徙天下豪富于關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師天下根本，乃知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師，卿其令有司驗丁産殷富者分遣其來。”

朱棣奪取皇位後，繼承了父親的政策，他從永樂元年（公元1403）就開始強遷南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充實到北京周邊。直到清朝，直隸湧現出了一些祖上來自南方的大臣例如紀昀，也出了不少望族。每逢戰亂尤其是改朝換代，京畿往往也是遭受破壞最嚴重的地區，白骨露于野，千裡無雞鳴，曆朝統治者們自然也是優先向京畿輸送沒有土地的流民。朱棣一方面強遷富民，另一方面多次從山西、山東等地丁多田少乃至無田的農民家庭抽調人口，以屯田戍邊，這些都成為了北京經濟恢複的基礎。

屯田戍邊，一方面帶來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一方面也更加鞏固了邊防塞事

還有一部分是主動的移民。首都是一塊天字招牌，吸引着海内外不同階層的人尋求财富和機會，帶動各行各業的發展。百姓主動移民多是因為家鄉生存條件不佳，所以更願意遷往京畿地區謀生，住在天子腳下也更令人引以為榮。首都是達官貴人聚居之地，生活富足的他們會更多地去追求娛樂上的享受。

等到了唐宋時期，商品經濟走向繁榮，平民也開始熱衷于娛樂消費，商販藝伎紛至沓來，文人墨客絡繹不絕，專門的經營場所應運而生。《夢梁錄》描述南宋臨安城全天候的夜市與早市買賣，夜交三四鼓遊人才漸漸稀少，結果五鼓鐘鳴，店鋪又開始營業了。裡面賣的東西也是五花八門，有各種的小吃零食、文玩字畫、室内裝飾、算命測字等等，哪怕是在冬天的大雨雪天氣也照樣營業。逢年過節就更是熱鬧，比如到了中秋節，王孫公子、富家子弟，無不登樓飲酒賞月，尋常百姓也會登上月台阖家歡樂。

确實很繁華

經濟重心雖南移，但首都仍然多在北方，這就意味着在區位不占優勢的情況下，是政策保證了其發達地位，最主要的辦法當屬漕運。

首都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僅要養活城中衆多的百姓，還有皇室、大小官僚及家眷、軍隊和來自外國的商旅使團，如此龐大的人口，其對糧食的需求可想而知。京畿周邊土地的産出根本不能滿足，朝廷為了維持運作必須從南方轉運漕糧。

向首都漕運的起源也要追溯至漢朝，漢昭帝時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就上奏指出每年都要從關東運送四百萬斛的谷物來供給長安，使用的士卒多達六萬人。可見漕運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但這都是必須要付出的。

漕運帶來的糧食才是供養人口的關鍵

漕糧的需求量與首都的發展程度是呈總體上的正相關。唐朝的長安城在城市規模和繁榮程度都遠在漢長安之上，對漕糧的需求在曆史上也是出了名的。安史之亂後，長安常年處于糧食短缺的狀态，矛盾在德宗年間徹底爆發。從興元元年（公元784）開始，關中連續三年饑荒，連禁軍的糧食都無法保證，在即将嘩變的緊要關頭，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德宗對太子說出了那句名言：“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這一事件也證明長安實際已不再适合繼續作首都。

漕運背後是巨大的生意，它會帶動京畿周邊毗鄰大運河的樞紐城鎮——通州與天津的騰飛。通州位于大運河的北端，早在元朝郭守敬的主持下“編籬為城”。等到朱棣遷都北京，東南漕糧每年輸入四百萬石，通州的地位就愈發重要，逐漸發展成重要的漕運碼頭。李東陽有詩雲：“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東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來，饷粟雲屯。儲盈庾增，新城是築。”

通州的地位就愈發重要，逐漸發展成重要的漕運碼頭 圖源.pexels

天津也是因為漕運發展成北方的商業中心。元朝時它還被稱作直沽、海津鎮——“漕運糧儲及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直沽達通惠河”。朱棣賜名為天津，即“天子經由之渡口”，并專門設立衛所進行管理。天津衛的貿易起初正是以糧食為主——“城西北沿河一帶舊有雜糧店，商賈販糧百萬，資運京、通，商民俱便。”

糧食帶來的巨大收益為商人們積累了擴大經營的資本，其他各種商品的貿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天津店租”高居全國商業稅收的首位，天津衛俨然成為了朝廷的經濟命脈。漕運的興盛一直到清末，其地位完全被海運壓倒，最終廢除。

直到清朝末年，漕運也終于被廢棄，曾經寬敞的河道也因無人清淤陷入荒廢

綜上，各朝代面臨的實際情況不同，維持京畿發達的政策精神卻大同小異，都是以經濟上的繁榮輔助政治上的中央集權。而且越往後發展，經濟區位在首都選址的考量上越居于次要地位，朝廷需要為維持繁榮付出越多的資源，同時也不斷有城市在發展上趕超首都，展現出更強的活力。

參考資料：戰國策.劉向；漢書.班固；夢梁錄.吳自牧；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明史.張廷玉；水經注疏.楊守敬；中國城市運河發展史.傅崇蘭；陝西曆史人口地理研究.薛平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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