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将“集部”，又分為總集、全集、選集、别集四類。這種分類方法，為圖書檢索和文獻學研究，都帶來的極大便利。甚至有些學者會說，這不是“常識”嗎？

然筆者分别從曆時、共時的角度，發現了它内部存在的諸多混淆與不合理。《四庫全書》編纂體系龐大，修書工程難度極高，共360多位官員學者經手參與，耗時10餘載，共有7.9萬卷。

它對“集”部的再分類，雖然在傳統基礎上，提出了新的概念，可謂先破後立。但其科學性與實用性，仍有值得質疑和改進之處。

文淵閣本，全1500冊

《四庫全書》是我國一部規模空前，并且影響深遠的大部頭叢書。其采用的圖書四部分類法，是叢書分類法中，最為科學和廣泛沿用的。但是随着曆史的發展，當時提出的新的分類概念與分類原則，反而給後世的查閱和研究，帶來了諸多不便。

尤其是“集部”中，總集、全集、選集、别集這四個“集”的概念關系，不僅讓很多人疑窦叢生，還産生了誤解誤用的現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序》中指出了總集與别集的時間先後：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别集次之，總集次之”；《四庫全書總目序》進一步明确：别集始于東漢，把荀子諸集包括在内。總集“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竝有所歸”，把《詩經》《楚辭》《藝文類聚》《文選》等包括在内。

根據《四庫全書》著錄時的分類标準，與曆代學者的考究。總集，即為多位作家的詩文詞曲之彙集，單收一人之作者為别集。總集可單收一種文體，亦可兼收多種文體。自編輯方法而論，又分為全集和選集兩類；别集，是“集部”中的主幹部分，别集僅指詩文集，小說、戲劇一般不如别集。别集中的作品，是作者生前所定，基本上屬于選集。

為直觀展示四者關系，繪制以下脈絡：

曆代古籍整理者，都要在四個概念上下足功夫。但在進行整理的實踐時，還是難免會犯張冠李戴的錯誤。

• 清代學者，颠倒與錯訛不斷

先說清代，雖然是《四庫全書》編纂的時代，并且前文提及大部分學者，都參與了這個大部頭的編纂或修訂工作。但清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失誤，卻是最嚴重的。

“清代文獻極其浩繁，加之整理研究相對薄弱，所以書目著錄中的混淆錯亂情形比比皆是。即如清人所編各體總集，便每每有被誤認作别集者。”

——夏勇《清代總集誤作别集考辨》

同時學者朱則傑，在《清詩總集誤作别集辨正》中考證指出，李靈年、楊忠主編的《清人别集總目》，與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存在的總集誤作别集的現象，多達10處。

紀曉岚主持編修《四庫全書》

清代文獻整理中出現此類錯誤，可以歸因于這種歸類法剛問世後，接受與普及還需要一定的周期。同時《四庫全書》因工程繁複浩大，難免會出現細節錯誤。但也側面反映了這種分類法在實用性方面，存在一定欠缺。

• 現代學者，進入論證死循環

杜澤遜先生在《文獻學概要》中定義：“别集中的作品，是作者生前所定，基本上屬于選集。”然後在後面展開講解的時候，他又作出了“别集屬于選集，選集屬于總集”的闡釋。

若别集屬于選集，選集屬于總集，如此傳遞，則别集豈不是也屬于總集，自相混亂。

其闡釋邏輯如圖：

上海圖書館編輯出版的《中國叢書綜錄》等幾種主要書目中，也都存着類似的大小錯誤。

在現代書籍整理中，時常有人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等歸入“總集”，将《郭沫若選集》《茅盾文集》《成克宋文集》等歸入“别集”。即将各時代屬于“全集”中國文學作品，均歸入總集；将“選集’、“文集”之類歸入别集。因為在他們的意識中，全集者乃是下有文章的彙集，故入“總集”。選集者則是其中部分文章，因不是全部，故入“别集”。顯然是按字面意思辦事，把總集與别集的概念搞錯了。

以《文選》為例，文獻學知識不牢固的讀者，肯定不會認為《文選》是總集。《昭明文選》是蕭統組織文人，按照“事出于沉思 ，義歸乎翰藻”的标準編選的文集，卻以“總”字定義它。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也隻能無奈。

随着古籍整理工作逐步深入，研究方法日益講求效率化。簡單快捷，也成為了科研的一大趨勢。工具書的根本性質，是給讀者的查找圖書提供檢索線索，目的為快速定位所需的知識。而當尋找得過程變得複雜時，人們就會創造更簡單的途徑。

“集”部四類，到現代出現諸多水土不服

由于新書籍的層出不窮，新的文學體裁的不斷湧現。《四庫全書》集部的分類，已無法囊括這些書籍。同時自身精細而繁瑣的缺陷，也需适應新時代的步伐。

以《魯迅全集》《郭沫若全集》《陳寅恪集》為例，都是一個人全部作品的彙集。别集是一個人的作品，但是不是全部作品。總集包括一個時代的全部作品，但是是兩個人以上。于是就産生了“全集”這個概念，全集的定義在《文獻學概論》為“旨在網羅一代詩文之全，可貴在于全”，并沒有說“一人詩文之全”。在這裡總集、全集、别集，在“人數”、“是否為全部作品”這兩個變量中不斷排列組合，着時令人汗顔。

再如，《陳寅恪集》與《魯迅全集》《郭沫若全集》《矛盾全集》的不同的是，沒有“全”字，那麼這個概念就會令絕大多數人無所适從。如果不是本書的編訂者、整理者、知情者，乍然見此書名時，若不經一番查考，根本不能确定這是一部别集、全集，抑或是選集。

相比較而言，《荀子》《莊子》《墨子》之類，卻被歸為是别集。先秦時是有别集的，《莊子》的内篇是自己寫的，外篇和雜篇是後學寫的。《墨子》《荀子》亦非一人之作，更不會有作者生前遴選一事，怎可歸為别集，筆者認為将其稱為“全集”應為确切。由此也可見《四庫全書總目序》中也有自相錯亂之事。

從《荀子》為别集，到《魯迅全集》為全集産生的變化，體現了分辨意識的進步。但是判别《陳寅恪集》這樣集子，仍然很是棘手。

同時，選集這樣的概念，在古籍分類時被廣泛應用，在但現代書刊分類中已不再使用。如趙國章、朱天俊所作《社科文獻檢索》一書中，把總集分為全集型總集和其他總集，不再使用全集與選集概念。

為“集”部分類，提出進化改進的創想

别集指一個人生前的部分詩文作品，全集包括一個人全部的詩文作品、一個時代的全部作品，都是有“一個人”的概念，兩個集子為何要區别對待？

别集是作者生前選擇的符合自己意志的作品，選集是編纂者按照一定的選文标準，彙集的多人的作品。同樣是經過遴選後集合的作品，也要區别對待？

将三者之間的共同點割裂，對概念的變量不斷重組，瞬間混亂如麻，這就是其不實用、不科學的症結所在。

《社科文獻檢索》在分類現代圖書中，用“其他總集”取代“選集”，也是看到了“選集”歸為總集，總是會讓人在字面上打官司。“總”，即為包羅萬象、總攬所有；“選”，即為在總數中分離出來的、有特殊性質的部分。選集屬于總集，是在合理表面中深藏的牽強概念。

在這四個矛盾叢生的概念中，隻有元素從屬改變，才能使之邏輯通順，更好的發揮工具型的服務作用。

在此，筆者将四個概念從新排列組合，示意圖與解析如下：

為分類改進，提出的改進模型

這個分類模型，把選集在總集中抽離出來，讓總集與全集概念相重合（總集即全集，全集即總集），表現“全”的概念義；而選集帶表着經過遴選的集子，别集特指一人之作品（無論生前身後），多人作品成為其他選集。

四個概念，以“全與不全”作為唯一的判斷标準，簡單明朗。

結語

總集、全集、選集、别集四者之間的概念區别、等級區别與從屬關系，對于文獻學人來講，一直都是“常識中的難點，難點中的常識”，給研究者和學習者帶來極大的不便。

經筆者實踐訪問，對此“集部”能夠正确理解與運用者為數甚少。新的分類方法，乃個人的薄見與呼籲，敬請各位讀者一同改進。

參考文獻

1. 杜澤遜《文獻學概論》
2. 朱則傑《清詩總集誤作别集辨正》
3. 蔡振華《關于“總集”與“别集”的區别》
4. 夏勇《清代總集誤作别集考辨》
5. 蕭統《昭明文選》
6. 趙國章、朱天俊所作《社科文獻檢索》

---

特别說明：以上圖片均來源于網絡，如有冒犯，可立即删除。喜歡這篇文章，就點個關注哦~~~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