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宋朝，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有錢。确實，根據曆史學家的估算，宋朝的人均GDP甚至比當時的歐洲還高12.5%。另一項對宋朝經濟之發達更加直觀的體現就是宋朝房價，北宋末年的京師有獨門獨院的房子一般是數十萬貫起步，而普通房屋約為5000貫，而當時男性技術人員（木工，泥瓦工等）的年薪是170貫。甚至鼎鼎大名，官至龍圖閣學士的蘇轼50歲那年在當時三線城市常州買一套房子，還問其弟弟借了3000貫錢。

也就是說，北宋時期的大城市裡随便來兩三個小區的價值，就可以買下同時期歐洲一座城池，北宋的海外商人更是一擲千金，扮演着擁有話語權的主要角色，可想北宋經濟之發達。

然而宋朝卻又是一個十分矛盾的朝代，剛剛經曆五代十國分裂期的百姓應該是非常渴望安穩，但僅僅是宋朝立國後的第三年，也就是乾德元年（963）在朗州（現湖南常德）就發生了汪端起義。自此之後，兩宋319年國祚裡能叫的上名，成規模的農民起義就多達434起，可謂封建王朝之最。可是真正能夠對宋朝國祚産生影響的，比如黃巾起義于東漢，黃巢起義于大唐，李自成起義于朱明這種的，卻一個都沒有。

這麼矛盾的宋朝到底是怎麼産生呢？今天，我們就從《水浒傳》中梁山泊108将起義的故事，來說一說，宋朝那些年的農民起義。

在小說《水浒傳》中，宋江率領的梁山泊好漢光首領就有108位，更别提還有數萬手下了。不僅聚山為賊，更是實力強悍，隐隐有能颠覆大宋王朝之勢。書中說梁山好漢"兩赢童貫"，"三敗高俅"。童貫是何許人也，領樞密院事，掌北宋兵權二十年，曾親自破西夏，平有十數萬之衆的方臘起義。而高俅一路從蘇轼的書童到邊關小卒，通過二十年戰功積累最終官至禁軍首領，皆不是吃素的人物。

隻是小說畢竟是小說，在整個兩宋曆史上都未曾出現能夠打敗八十萬禁軍的農民起義，實際上真實曆史中的宋江本是山東郓城縣水堡鄉宋家村人，後來帶着三十六個農民頭領起義，占據了當時的梁山泊最北端一塊山頭之上。《宋史·候蒙傳》就說：

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兵數萬無敢擋抗者，其才必過人。

這裡說三十六人，肯定是三十六個将領，不然不見得能打的過數萬官兵。不過宋江猛歸猛，其根據地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那就是隻要湖面稍有萎縮，梁山山體就會暴露在陸地上，作為天然屏障的湖水消失之後，使得梁山衆人成為甕中之鼈，所以宋江隻能帶着兄弟到處攻城略地。

宣和三年（1121）海州知州張叔夜受诏令解決正準備攻打濱海城的梁山衆人，于城中緊急招募1000餘民兵，不僅設計重創梁山民衆，更是生擒宋江，為曆時兩年的梁山泊起義劃上了句号。

梁山泊起義雖然被鎮壓了，但是引起宋江等人走上梁山的事卻還繼續發生着，那就是宋朝最出名的"土地兼并"，實行此項任務的機構叫做"西城括田所"或者"城西括田所"。

衆所周知，自商鞅變法之後，中國的農耕文明就和"重農抑商"政策想結合，商人地位遠遠低于有田地的自耕農。然而宋朝卻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不抑兼并不抑商的朝代，導緻大量财富積攢到封建社會的地主階層中，"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成為這個被譽為中國曆史上最富裕王朝的真實寫照。

然而這樣問題就來了，最終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層層剝削下來就落到了老百姓這兒，可老百姓家裡也沒糧啊？再加上宋朝巨額的對外供歲來維持邊境安穩，中央大規模的禁軍每日都需要不可計數的軍糧，導緻了宋朝中央财政一度空缺嚴重。那怎麼辦呢？當然是想辦法搞錢。

這個時候，北宋宦官，宋徽宗朝的太傅楊戬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叫做"立法索民田契"。由官府向百姓提出查閱土地契約，但是我們知道許多人的土地都是輾轉所得，或是自行開墾的，根本拿不出地契，這種現象在底層百姓中尤為嚴重。

那沒用地契當然是違法的，所以朝廷就給你發地契，自然就有明目在上面征收賦租了。實際上這個做法說白了就是把一切能利用的土地都收為公有，然後有償分租給老百姓，而當時實行這項政策的機構就叫做"西城所"，全名"西城括田所"。

而這其中最實在的例子就是由宋江率領的梁山泊起義。原來梁山泊是從五代到北宋期間由于黃河多次缺口泛濫，才把整一塊地盤沖刷成了一個縱橫八百裡的大湖泊。由于地處黃河下遊，湖内小島衆多，加之港漢交錯，于是山東西部一帶的破産農民，漁民紛紛跑到梁山泊藏匿于此，自給自足，逐成為許多人逃避賦稅的"世外桃源"。

可惜好景不長，楊戬設立西城括田所後，朝廷宣布将整個梁山泊八百裡水域全部收為"公有"，所有入内捕魚，采摘等從事生産的活動必須按照船隻大小課以重稅，不繳者以盜賊論處。于是這些本身就或逃難，或破産的老百姓在官府的欺壓之下，最終利用梁山泊複雜的地形和有利的湖泊做掩護，于宣和元年（1119）阻殺前來鎮壓的官兵，在宋江的帶領下宣布正式起義。

除了"土地兼并"使得衆多百姓不得不起來反抗統治階層以外，宋朝的兩稅法更是對農民起義推波助潤。所謂兩稅法，就是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一改我國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以百姓資産為參照進行收稅，因在夏、秋兩季征收，所以叫做"兩稅法"。

兩稅法起源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由宰相楊炎所提倡，實際上單從兩稅法的初衷來看，它比以人丁為主的稅法更為科學，也更利于征收和使用。然而由于朝廷财政困局，宋朝開始利用各種名義征收規定以外的附加稅，使得傳統名義上的兩稅法便得臃腫不堪，地主階層尚能承受，可對于老百姓來說不僅沒有減輕，反而越來越重，甚至到了"雁過拔毛"的地步。

所以，當土地兼并再加上不合理的稅賦，不同階層的财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宋朝能夠發生如此頻繁的農民起義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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