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央視十套的《百家講壇》正在播放易中天先生的《易中天品三國》。在講到“青梅煮酒”這一段的時候，易先生說了這麼一句：“找到劉備以後，董承和劉備cha血為盟，就是弄一杯酒，然後把血擱進去，喝血酒……”。

在這裡有一個有意思的小插曲，易先生把“歃（sha）血”讀成了“cha血”。這個本來無傷大雅的小錯誤，随着易先生的一嘴長沙話脫口而出，雖然輕描淡寫，但卻不知道讓多少電視機前的觀衆眼前浮現出了這樣一幅場景：幾個大漢在共謀大事之前，先是對天起誓約盟，然後割腕放血一飲而盡，最後把碗一摔，豪爽地仰天長嘯……

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那麼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在那個醫療技術尚不發達的年代，割腕時的力度實在是一大考驗，如果一個不小心割斷了動脈，不僅盟約結不成，還要丢了性命，實在是不太妥當。

實際上，這麼不上算的事，古人才不會去幹。

那麼，古人的“歃血為盟”究竟怎樣才算是正規操作，讓我們先從字面上來找答案。

翻開《辭海》，先找到“歃血”條目，是這樣解釋的：

歃血：古代會盟，把牲畜的血塗在嘴唇上，表示誠意；

再來看“盟”，第一條釋義就是：立約起誓。

綜合這兩條注釋，我們大概可以了解，“歃血為盟”的意思就是古代人在立約起誓之前，把牲畜的血塗在嘴唇上，以示誠意。

知道了“歃血為盟”的大緻操作以後，本着刨根問底的精神，我們接下來分解它的具體操作。

在劉伯骥《春秋會盟政治》一書中，将春秋時代的會盟禮節分為了“約會”、“登壇”、“發言”、“歃血”、“載書”、“飨宴與歸饩”、“盟後朝聘”等七個步驟。但也有部分學者，經過對溫縣盟書和侯馬盟書等出土文物的研究之後，将春秋會盟的程序修改為“載書”、“選址”、“掘坎”、“登壇”、“禱告”、“歃血”、“記冊”等七步。

不難發現，無論哪一個版本，“歃血”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作為整個會盟儀式中最精彩，最神秘的步驟，自然也是我們本文重點講述的對象。

《禮記正義》中，對“歃血”這一步驟做了詳細記載：

“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

翻譯過來就是說，先在地上挖一個方形的坑，然後将獻祭所用的犧牲（一般都是牛）拉到坑邊殺掉。割下犧牲的左耳，放在珠盤中。又将牲血用玉盤接了，由司盟蘸血寫下盟書，等到都準備完畢，便開始歃血宣讀盟書。

關于歃血的操作，有兩種解釋，一是微吸牲血，一是用血塗于口旁，由參盟者按照尊卑順序依次為之。看過老版《三國演義》的同學們，應該對這個儀式還有印象，十八路諸侯讨伐董卓，先後用手蘸血塗于臉上，看起來很是悲壯——這也算是歃血的正規操作。

《三國演義》中的歃血為盟場面

而在殺牲歃血的儀式中，最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牲”。《禮記·曲禮》曰“約信曰誓，莅牲曰盟”，明确了殺牲作為盟的本質所在。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要殺牲？而這又要從古代盟誓的本質屬性說起。

盟和人類社會的形成相輔相伴，曾伴随着人類走出蒙昧時代，并在文明時代長期存在。從有關古人結盟的古文獻中屢次出現的神靈名稱上不難看出，盟的本質上是一種宗教活動，是參與者希望借助于神靈的力量，來達到制約現實的目的。可以說，神的力量是盟約中的基本要件，沒有了神的制約，盟誓也就無從談起。

所以，結盟的過程中，隻昭告神靈是不夠的。口說無憑，還需要參與者用血書立下“字據”，并通過和祭品之血“親密接觸”，産生如不遵守誓言，将會和所殺牲畜一樣死去的宣誓效果。

作為古代盟誓文化在民間的流傳和延伸，近代幫會入盟儀式的誓詞就很好的反映了“殺牲”的這一基本功能——如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三大幫會之一哥老會的入盟誓詞中，就有諸如“歃血為盟祭天地，禱告上下衆神袛”、“若有誰把良心喪，照着此雞一命亡”等唱令。

在最早的歃血儀式中，人們普遍使用牛作為首選（至于為啥選牛，後面再說）。但是随着時間推移，人們又将雞、豬、狗、羊等動物都納入了“犧牲”的行列（古代祭祀和盟約中，所用到的牛、羊、雞、豬等牲畜，統稱為“犧牲”。根據《尚書》的注釋，“犧”和“牲”也略有不同：色純為“犧”，體全為“牲”。這些被用作犧牲的牲畜，除了在特殊的時期，從民間選取外，一般情況下都由朝廷所設的專門機構加以飼養）。

于是就有了以下這些記載：

“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将用之曰牲”——《周禮·天官·庖人》

“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史記·晉世家》

“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史記·張儀列傳》

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史記·平原君傳》

從這些曆史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找出歃血殺牲的兩個規律：

第一，雞、狗、牛、馬、豬等作為人類最早豢養的牲畜，和人類早期的活動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而古人在結盟時，選擇将它們的血作為犧牲，則充分表明了結盟者的虔誠态度——與人類息息相關的事物，必然會成為人們特定儀式中最珍貴的那一部分。同時，這也反映出了這些家畜在古代中國人心中的神聖地位。

第二，在制度森嚴，禮法完備的西周社會，從“太牢”、“少牢”、“特牲”的差異（太牢大禮，犧牲用牛羊豬三種；少牢之禮，犧牲僅用羊豬；特牲之禮，僅用一頭公牛作為犧牲），不難看出牛在祭祀和盟約中的特殊地位。而到了結盟頻繁的春秋戰國時代，牛的地位進一步得到鞏固。《史記·索隐》中就曾記載：“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合諸侯者，必割牛耳”，我們常說的“執牛耳”一詞就由此而來。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不僅僅因為牛馬在形體上大于其他家畜，更是因為牛在耕戰方面的重大作用。作為農耕時代最重要的工具，因為在農耕方面（這也是當時的國家大事）占有獨特優勢，牛在歃血為盟這種莊重的儀式上體現出來的獨特地位，也就不難解釋了 。

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戰與盟是諸侯霸主們最常使用的兩種手段。根據不完全統計，春秋時期的結盟達到了二百餘次之多。這些結盟從性質上，分為政治性、軍事性、經濟性三類。從背景和對象上，又分為顯示霸主地位的強國、依附霸主的小國、以及在交戰雙方之間搖擺不定的騎牆派三類。

然而不論怎麼分，結盟在軍事、經濟等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其具體表現在：

一、會盟對戰争的爆發和加劇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會盟可以使有嫌隙的國家之間，尋找到一條解決問題的合理途徑，減少戰争爆發的可能。隻有在會盟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戰争才會成為粉墨登場的必要手段。而在武力沖突之後，敵對雙方為了赢得喘息的機會，還是要以會盟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二、會盟促進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諸國通過結盟，制定經濟盟約，規定弱國向強國的貢獻之數，并對參與諸國的行動做出一定的規定。通過這些措施，可以促進糧食和歲币流通，又可以協調諸國赈災，水利、農業生産等發展不一的局面。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任何事都不是十全十美，有結盟就有背盟。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既盟之後又有二心，或屢次結盟，或背棄盟誓等失信現象時常發生。在理論上來講，春秋時代的人們，普遍認為鄭重的盟誓是消除彼此之間信任危機的理想方式，但是實際上，正是因為受時代變化影響，人心正逐漸從單純變得狡黠，所以隻能通過更加強調忠誠信義來矯枉過正。而這也是歃血為盟逐漸淪落為形式主義的根源所在。

結語：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變化，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結盟成為了和戰争交替出現的時代産物。歃血結盟的形式雖然不可避免在戰國後期逐漸衰敗，但是作為其核心内容的結盟締約，卻在曆朝曆代中一直流傳下來，到今天仍是國際社會中解決諸多問題的重要手段。而殺牲歃血這一儀式，也因為其神秘的宗教屬性和獨特的社會意義，悄悄地在中國民間幫派中流傳至今，成為了中華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本文參考資料：

1、《周禮》

2、《禮記正義》

3、《史記》

4、《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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