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達

如果要問《史記》在史書體裁上創新的話，相信大多數人第一時間都會想到書中那種以人物為中心組織事迹、突破編年限制寫作方式的“紀傳體”。不過，這可以說僅僅是《史記》的皮毛，《史記》對後世的史書，特别是官方修訂的正史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除了以人物為核心組織傳記的表達方式之外，《史記》還首創了五體結構，成為後世中國正史最佳的範本。

所謂《史記》五體，其實指的是《史記》出現的五大部分：12篇《本紀》、10篇《表》、8篇《書》、30篇《世家》以及70篇《列傳》。将一部書劃分為這五種結構，有人認為其實是古已有之，隻是司馬遷将其彙總在一起而已，但此說法并不是很靠得住。比如《世家》，雖然明顯是司馬遷從先秦典籍中的“世卿”“世祿”“世臣”“世家”引申演化而來，但究竟并非其文字原意，而是增添很多新概念。事實上，按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成一家之言”的雄心來看，他必須在史書格式上做出巨大創新，才能将自己的意旨以及三千年的成敗興衰用短短50多萬字表達出來，因而才别出心裁地獨創五體結構。

《采薇圖》，宋代，李唐

在《史記》的《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中。“本紀”在史書中乃法則綱要，用于編年記正朔，有天命攸歸的象征含義，因此将其放在第一位來記載皇帝事迹；《表》在《史記》中有10篇，模仿後代的譜牒，将那些夠不上出現在傳記中的列侯、将相、三公、九卿統統列入此表，擴大了全書紀、傳的記事範圍；8篇《書》則是各種典章制度和文化社會發展情況的總記錄；按“天子稱本紀，諸侯曰世家”的說法，《世家》專門用于諸侯傳記，但司馬遷顯然根據情況擴大記載範圍，不僅用其記錄諸侯列國時，還記載了一些對曆史、社會有過重大影響的人物，比如孔子、陳涉和外戚，按理說都非諸侯，但其功業事迹足夠重要，因此也被列入了世家；至于最後的《列傳》，按字面意思就是衆人之傳記之意，在儒家術語裡面，傳是注解經的文章，司馬遷使用這個術語，其實暗含了以功臣賢人之言行注解本紀，表示人臣拱衛君上之意。

本紀編年，廣載軍國大事和诏令制诰，表示正朔之所在，同時象征了曆史發展的統緒；世家講述開國創業的諸侯；列傳則講述人臣事迹，輔弼君上，暗含“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之意。這種不同的題名和記載手法，既凸顯了以帝王将相為中心的曆史，又鮮明地體現了封建政治體系中的等級秩序，簡直是封建時代史學家所能想到的最佳結構案例，正因如此，《史記》的五體結構一出來之後，立即就被後世所有史學家遵循，最多就隻是将《世家》歸并于《列傳》，以示帝王權威之下沒有人享受特殊地位，并将通史改為斷代，或是加入講制度變遷的《志》而已。除了這種整體結構上的“緻敬”，司馬遷一些小技巧，比如篇末有以“太史公曰”為開頭的“贊”；十表八書前加“序”，有時在篇中還夾“論”的做法，也被後世完美仿制，隻是在名目上略做變動：官修正史往往仿“太史公曰“加“史臣曰”，每篇後面有“贊”或改為“論”“評”，也有的直接用“贊”，但這種在每篇後加史家直接抒發議論的方式，則成為所有史書的标準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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