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是怎麼樣讓蘇聯解體?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在1985年發起了經濟改革，主要目的是将蘇聯經濟推進到“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蘇聯曆史上有過許多次改革，戈氏這次規模和深度都是空前的，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戈爾巴喬夫是怎麼樣讓蘇聯解體?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戈爾巴喬夫是怎麼樣讓蘇聯解體

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在1985年發起了經濟改革，主要目的是将蘇聯經濟推進到“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蘇聯曆史上有過許多次改革，戈氏這次規模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可惜，由于戈爾巴喬夫改革路線的錯誤，使這次經濟改革，不僅沒有改善經濟，反而加劇了蘇聯的經濟危機，越陷越深，直到聯盟解體。

就經濟改革這個角度來說，其原因概括地說有如下幾點：

1．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操之過急，路線錯誤，破壞了經濟改革的必要條件和穩定的環境。

經濟管理體制涉及到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有着複雜的内外聯系。經濟體制改革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

從1987年一月全會後，戈爾巴喬夫推行超階級的民主化、公開性，強調民主化是經濟改革成功的動力和保證，而根本忽視經濟改革與政治穩定的關系。

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就什麼也搞不成。在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情況下， 蘇聯全國各派政治勢力進行越來越激烈的奪權鬥争，國内日益加劇的政治動蕩，破壞了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同時，民族沖突日益激烈，各共和國間、地區間、企業間經濟聯系被破壞，有時甚至完全中斷。

特别是一些共和國和地方政府割據封鎖，割斷和攪亂了原有的經濟管理體系和經濟聯系。各共和國間商品交換占輸出總額：俄羅斯為68％，烏克蘭為85％，其他大多在90％以上。舊的體系破壞了，新的體系和聯系又未建立。許多企業的正常生産難以維持。社會動蕩直接妨礙和破壞了經濟的正常運轉和改革方案的實施。

1989年首次出現工人罷工，由諾裡爾斯克煤礦到烏拉爾鋁礦，7月又蔓延至庫茲涅茨克礦區并席卷全國。這一罷工造成約8億盧布損失。由于煤炭缺乏而影響其他生産的損失，專家估計可能是8億盧布的4倍。

1989年1月到11月，因罷工損失750萬個工作日，和20多億盧布産品。罷工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又直接危害全國的經濟生産。

2．政争、黨争、派争使經濟問題成為政治鬥争的工具。

在全國開展選舉運動之後，民主派以激進改革面貌出現，猛烈批評政府的經濟改革為“保守”、“權勢”、“官僚”的政策，并向群衆做無根據的許諾，以撈取選票。

在蘇聯部長會議成立一年半的時間裡，政府被民主派議員六次提出不信任案。雷日科夫憤然指出：政府每天都受到攻擊、責罵，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如何工作？

在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時，本來觸及到經濟體制改革的許多根本問題，雷日科夫政府提出了較穩健的改革建議，但遭到民主派的激烈反對。

在對改革方案的激烈争吵中，雷日科夫深有感觸：“我更加确信，問題不在于改革，而在于我所領導的班子，因為我們妨礙了國家未來的破壞者們奪權。”

計劃還未落實，新的辯論争吵又起，使一切穩健的經濟改革計劃成為泡影。政府第一副總理、經改計劃的主要設計者之一的阿巴爾金1990年6月4日在《真理報》上寫道：“現在有人唯恐經濟形勢不惡化，因為經濟形勢的任何好轉，對政府信任的提高，就意味着這些勢力及其政治自負的垮台。不許任何人把億萬人民的命運當兒戲。”

在這種激進情緒支配下，一個計劃、一種措施難以思考周全，缺乏其結果常常走向主觀願望的反面。

一家漁場主任抱怨，由于沒有公開市場供選購，隻有接到國家定單才能得到打魚所需的燃料供給。一家羊毛廠的經理說，沒有政府訂購，他們無法得到羊毛、燃料、配件等。

又如，在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時，相應的措施沒有及時配套。對勞動生産率的增長和工資之間的對比關系的嚴格控制給取消了。

在許多企業中，領導人掌握自主權後，不顧生産情況和政府财政紀律，隻關心本單位的物質福利，竭力為職工增加工資。結果，居民貨币收入的增長，大大快于商品生産的增長，造成物資生産、勞動生産率和工資報酬提高之間的嚴重不平衡。

1987年職工月平均工資203盧布，1988年為217盧布，1989年為240盧布，比上年增長了9.1％，而同年勞動生産率才提高了2.3％，國民收入增長2.4％，總産值增長3％。這種狀況造成市場供應更為緊張和通貨膨脹出現。

3．缺乏周密的計劃和穩妥配套的措施，急于求成，追求激進。

經濟改革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千絲萬縷的經濟關系和千家萬戶的現實生活，要求計劃缜密，措施穩妥，逐步推進。

持民主激進派觀點的人，不顧可能引起的經濟破壞和人民生活的痛苦，要求迅速徹底的變革。戈爾巴喬夫時常左右搖擺，但他的主要點是支持激進主張。

雷日科夫回憶，在1987年政治局讨論經濟改革時分成兩派：一派是有經驗的務實主義者，一派是沿機關階梯爬上頂峰的人，他們“在推着瓦解經濟”。

“我從未放棄過的立場是：無論經濟革新多麼富有吸引力，也應仔細斟酌，全面衡量後再付諸實施。”因為這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另一些人，特别是懂得經濟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們支持雷日科夫，于是政治局形成對立的兩派。

雅科夫列夫、梅德維傑夫、謝瓦爾德納澤堅持這一觀點，而戈爾巴喬夫也支持他們，他們對戈氏的影響越來越大。

又如關于價格改革問題。消費品價格長期不變，價值、價格關系已被扭曲，影響企業生産消費品的積極性。

1公斤牛肉，成本為4.75盧布，零售價為1.77盧布；1公斤豬肉，成本為3.25盧布，零售價為1.84盧布；1公斤奶油，成本為8.18盧布，零售價為3.38盧布。其直接的經濟效果是：企業生産越多，虧損越大。1989年輕工部門未完成合同達19％，農工綜合體未完成合同達14％，

物價改革問題長期是個難點，但群衆對提價十分敏感，提高價格易于引起群衆的不滿。

民主派借保護群衆利益為名多方刁難，一拖再拖，以緻失去價格改革的良機。同時企業權力擴大，這就使企業能夠自行提高定價，可以毫不費力地超額按零售價完成總産值任務。

企業對于微利而群衆又急需的産品不願生産，加劇了消費品的供應困難。這些嚴重阻礙了經濟改革的進程，直到蘇聯解體也未解決。

4．經濟改革的突破口選擇不當。

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之初的“加速戰略”，選擇的突破口是機器制造業，對此及技術裝備撥款2000億盧布，希望由此帶動科技革新，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可是，蘇聯原來經濟的突出問題是經濟結構的畸形。多年來由于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輕工業滞後，從而造成食品及消費品的長期短缺，不僅引起群衆的強烈不滿，而且破壞社會主義的聲譽。

蘇共雖然多次注意農業及食品問題的解決，改變投資比例，但是基本指導思想仍是速度，加強的重點是機器制造業，這樣經濟結構的矛盾不僅未能解決，反而日益加劇。

據蘇聯官方數字，第十二個五年計劃頭四年（1986～1990年）全部生産固定基金的60％以上集中在生産原材料部門，生産消費品的輕工業為4％，食品工業為6％，反而成下降趨勢。

1986年清點，輕工部門近80％的國産設備不符合當代世界技術水平。由于投資結構和比例未發生變化，消費品部門未進行應有的固定資産更新和技術改造，造成消費品生産品種單一，積壓與短缺并存長期不能滿足群衆需要，引起群衆的不滿。

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情況不佳重要原因之一是農業生産落後，因為輕工業原料的2／3、食品工業原料80％來源于農業。

蘇聯年産糧2億噸左右，為了緩解眼前的供應緊張1986至1988年三年進口糧食9300萬噸，1989年進口4400萬噸。這樣加重了外彙和财政的負擔。

戈爾巴喬夫1993年在所寫書中反思說：經濟方面的改革，“如果要從農業、輕工業和食品業開始改革，也就是說從能夠為人們帶來迅速的、明顯的效果的部門開始改革，那就要好得多”，但此時也于事無補了。

蘇聯農業生産增長率整個來說呈下降趨勢。1961～1971年增長3.9％，1975~1985年農業增長0.7％。

1976～1986平均糧食産量為2.05億噸，其中，1981～1985年為1.803億噸。

蘇聯對農業的投資不斷增加：1988年投資達650億盧布，1989年為670億盧布。但效果不佳。農民對投資漠不關心，結果普遍出現了“誰也不希望為取得更好的成果而努力＇的現象。”

戈氏早就号召農民推行租賃、集體或家庭承包，但并未落實和發揮作用。蘇聯的經濟體制改革未首先抓住農業打下基礎，造成了全盤被動。

5．缺乏堅強的領導核心和堅忍不拔的實幹精神。

蘇聯經濟中的一些老問題，如農業問題，科技成果的利用問題，食品及消費品的供應問題，都是長期存在的問題。蘇共中央從勃列日涅夫時代起，都習慣于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做一個報告，做一個決議，至于貫徹得如何，效果如何，無人認真負責地落實。

戈爾巴喬夫時期仍然如此。關于科技革命問題，早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即已提出。1985年4月戈氏執政，1985年6月他專門召開會議讨論“加速科技進步問題”。

戈氏親自做報告，曾燃起廣大群衆經濟複興的希望。以後在蘇共二十七大及各次重要會議上，均談及科技進步問題，但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這一問題也未落實取得明顯成效。

又如食品問題。還在1981年，戈氏作為中央最年輕的管農業的書記，受命去抓食品問題，制訂十年食品綱要。到1988年第19次黨代表會議上，仍說食品問題是“生活中最大的痛點，最尖銳的問題”。越往後這個痛點反而越痛，一直也未解決。

葉利欽對戈氏的許多批評是錯誤的，但有一條：認為戈氏“沒有全力以赴提高生活水平以赢得人民對改革的信任”，卻是一個真知灼見。

1987年初，在經濟改革還缺乏必要基礎的情況下，戈氏又決定突出政治體制改革。從此，奪權鬥争、民族沖突、遊行示威、罷工層出不窮，讓以戈氏為首的領導核心疲于應付。

1989年2月到11月全國有1500家企業140萬人罷過工，損失70億～80億盧布，1988年非正式組織群衆集會月均194次，1989年每月達400次。1988年揭出犯罪集團1000個，1989年達1600個，惡性案件增長超過75％。

越到後來聯盟領導越是忙于救火，根本無法集中精力研究處理經濟問題。到後來經濟問題與政治鬥争已混為一體，經濟改革根本難以進行。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核心，為了貫徹“民主”原則，不斷召開各種會議，每次會議又必有長篇報告，又要經常出國訪問，接見外賓及各種記者，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推動整個改革的進展。結果隻能是遇難而退，隻說不幹。

到了1989年之後，民族沖突、奪權鬥争步步升級。戈爾巴喬夫自己又經常左右搖擺、前後不一、朝令夕改，蘇共領導核心分化瓦解，逐步走向完全的失敗。經濟改革未取得明顯的成就，經濟形勢反而日益惡化，使群衆對經濟改革日益失去信心。

群衆親身感受到生活困難，加之，西方國家生活的相對穩定、民主派自由化思想的宣傳，使群衆對社會主義的信念逐漸發生動搖，産生信仰危機。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交互影響，步步加深。英國《獨立報》評論說：“蘇聯領導人最可怕的噩夢是蘇聯目前的經濟危機。因為它使各階層的人都産生怨恨和激進的态度。”

經濟危機又會誘發民族危機，減少聯盟的凝聚力，增大離心力。各個加盟共和國都不願自己吃虧受累，形勢越糟越是積極地自謀出路，最終走向聯盟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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