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暑假，一直關注性别問題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莉想到一個問題：改革開放四十年了，中國女性寫作者的性别意識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中國新一代女作家的性别觀是什麼樣的？她們自己如何理解女性寫作，她們的态度與前輩的态度相比有變化嗎？一百年，中國女性寫作走到了哪裡？

張莉給三十幾位女作家發去了邀請函，讓她們做了一次問卷調查，調查結果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随後，張莉意識到，研究領域通常隻關注女作家的女性意識，而很少注意到男性作家性别觀之于創作的影響，但後者其實也是當代文學性别研究的重要構成。于是，她決定向當代新銳男作家發起一個廣泛和深入的調查，對象主要以活躍在文學現場的“70後”“80後”作家為主，但也包括一些“90後”作家及部分

（上個世紀）

60年代末出生的代表作家。她要求答者從五個問題中選擇最想回答的問題。

給男作家的問卷裡的五個問題是：

1．在書寫女性形象時，你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性别嗎？你在創作中會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識”嗎？你如何理解文學創作中的兩性關系？

2．最早的性别觀啟蒙是在中學期間嗎？你如何理解女性主義與女性寫作？

3．說一說你喜歡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認為這位作家的性别觀可以借鑒嗎？

4．伍爾芙說，優秀寫作者都是雌雄同體的，你怎樣看這一觀點？

5．你怎樣理解和看待性别與權力的問題？

調查結束後，張莉收到六十位男作家的回複。2019年3月1日，對當代六十位新銳男作家的性别觀調查發布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微信公号，随即引起廣泛關注。

3月8日，張莉與北京大學教授賀桂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作家魯敏一起在北京的小衆書坊就“我們時代的性别觀”這一主題做了一場交流會。

從左到右依次為羅皓菱、魯敏、張莉、賀桂梅、楊慶祥。

為什麼作家普遍不願意談性别問題？

最近這兩年，中國社會對性别問題的關注熱情在顯著增加，尤其是80後、90後的年輕人。在賀桂梅看來，這是近40年來當代中國第三次關注性别問題熱潮的時期。第一次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時提出了“女性文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談女性文學，是要把女性文學和“男女都一樣”的文學分離出來，強調女作家的差異性。第二次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世界婦女大會造就的熱潮，更多會強調性别差異、批判男權。但當時，主流社會的态度普遍認為，中國的女性不是不夠解放，而是解放過度，因此，後來的“女性寫作”變成了“美女寫作”、“身體寫作”，完全與商業結合。但最近四五年，大衆開始用非常認真的态度重新讨論中國社會的性别不平等的問題或性别觀念的問題，賀桂梅稱之為第三次關注性别問題的熱潮。

四十年來，中國社會關于性别問題的讨論，文學界一直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文學家和批評家們相比其他學科領域，在性别問題的讨論方面，一直比較前沿。但同時，賀桂梅也注意到，自從

（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以來，雖然性别問題一直是文學界讨論的問題，但是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落差”：批評界或理論界更願意談性别問題，創作界和作家不大願意談。比如張潔的《方舟》等作品在

（上個世紀）

八十年代出版時，被國内評論界認為是真正的女性文學，稱她是中國的女權主義者，但張潔不想被定義成女權主義者，認為這個說法像在罵人。同時，在

（上個世紀）

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學熱”中，女作家普遍不太願意接受女權主義、女性主義的說法，隻有少數女作家如林白、陳染、徐坤等願意接受。

為什麼作家拒絕或不願意談論性别問題？賀桂梅稱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們對“女權主義”的妖魔化理解，她主張今天要為“女權

（性）

主義”做一點辯明，可以把它的涵義放得更寬。“所有那些認為在性别關系上，女性相對而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那些承認這一點，并努力加以改變，追求更和諧未來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可以叫女性主義者。”

賀桂梅也提到另外一種拒絕談女性主義的理由，是“國情論”，認為女性主義是西方的，中國有中國特色和獨特情境等。但她認為，女性主義是一個特别世界化、最有全球性品質的運動形态，不能用中國特色拒絕女性主義普遍的解放意義。

部分男作家用性問題取代了性别問題

看完60份男作家問卷的感受後，賀桂梅一方面覺得沒有哪一個作家說的話讓她特别不舒服，那種特别男權主義、具有挑釁性的回答很少見，男作家們都不否認我們應該追求性别的平等，而且願意為這個來努力，這是時代的進步。

但同時，賀桂梅覺得不滿足的是，作家們關注性别問題的自覺度不夠高，認為需要讨論性别問題的熱情也不是很高。她發現，許多人對女性問題和性别不公正本身沒有那麼明确的意識，幾乎沒有一個作家會首先承認女性确實處在更不利的位置。相反她看到有兩三個作家說女作家更好混，因為她們被保護之類的言論。

賀桂梅發現，作家們在問卷調查中說得最多的話是，“我首先是一個人，然後再說我是男人還是女人”，“我首先是一個好作家，再來跟我說男作家、女作家”。類似的話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就開始說，三四十年過去，似乎沒有多少變化。

針對這份問卷調查，賀桂梅提出兩個讨論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要區分“性”問題和“性别”問題。她發現大部分男作家是用性問題取代了性别問題。比如，張莉的問卷調查裡第二個問題涉及最早的性别觀啟蒙，賀桂梅發現男作家回答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性啟蒙”。而且，他們把性看成很自然的東西，是一種生理性的差别：我是男人，我當然有男性意識。你是女人，你當然有女性意識。我們倆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人。在她看來，這樣讨論問題沒有意義，關鍵是建立在生理性的看似自然的身體差異基礎之上的性别身份中隐含的權力關系。因此，賀桂梅認為要把性問題和性别問題分開，兩者密切相關，但不能被取代。“性”更多跟生理、身體的自然化差别以及帶出來的欲望關系連在一起，但是性别，也就是“性之别”，這是社會文化的建構，背後包含權力關系。

用“性問題”取代“性别問題”對作家創作會帶來什麼影響？賀桂梅認為，這導緻作家們在創作時更關注跟青春期的戀愛、身體相關的叙事層面，而不大關注更寬泛視野的女性遭遇。這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男作家那裡，女作家也是一樣。賀桂梅注意到，很多女性結婚之後就不太愛談性别問題了，但事實上結婚之後性别問題才真正開始，男人跟女人在社會裡的真正差别更明顯地體現在婚姻家庭的層面。她自己的立場是，隻要生孩子這件事還是隻有女人能做，男人做不了的話，談女性主義就有必要。

反對性别立場先行，所以就不願意談性别問題嗎？

賀桂梅提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文學創作和性别立場的關系。賀桂梅同意，在文學創作中要反對立場先行，因為如果一部作品僅僅是一個女性主義宣言，那肯定不是高層次的作品。但她也意識到，很多人的邏輯是，既然反對性别立場先行，所以就不願意談性别問題。在賀桂梅看來，這是不同層次的兩個問題，不能因為反對立場先行，就否認存在着性别問題。

既不是立場先行，又不否認性别問題的存在，那應該怎麼辦？賀桂梅想到黑格爾的一個說法，人類的認識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感性”，這是一種情緒性、感官性、體驗性的個人經驗。第二個階段是“知性”，是理論化的認知過程，通過概念、邏輯化使說不清的、情緒化的東西變成自覺的理論的整理，女性主義理論相當于第二個層次。第三個層次是“理性”，是更高的一個層次，一方面有知性的理論自覺，但又不是概念化的，會把感性的豐富、厚重、複雜融合起來，理性是“具體的普遍性”，或者“具體的總體性”。

賀桂梅期待作家在處理性别立場和文學創作的關系時，到達的是第三個層次，既有基于個人經驗的對性别關系的複雜體驗，同時也有對性别問題的自覺反思，但同時超越這兩個層次。

現場一位觀衆提到一個問題，美國華裔文學裡，由于以女作家為主，因此經常把父親或者兒子寫得非常弱化，或寫得很女性化，這是否是一種形象塑造的出路。賀桂梅認為，最有力量的女性主義作品不是把男人的形象變得很弱，充滿了控訴的悲情和受害人意識，那樣的作品可以變成一個宣言。但是更好的女性主義作品是在那種看起來最日常的男女關系、父女關系裡，讓讀者體會出無言的傷害。

“什麼叫有力量？可能有時候一部宣言式的、控訴式的作品會特别有召喚力，但是對于更成熟的人群，他或她希望把這個問題放在一種看起來很日常的層面，把幽微的權力關系體現出來。”賀桂梅說。

為什麼男性隻能以不疼不癢的方式談論女性問題？

作為現場唯一一位男性對談嘉賓，楊慶祥談道，他不會以“我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是一個男人”的思維來談論問題，恰恰相反，他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男人，是被自己的性别和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朋友一起塑造的“男性”，他隻能站在這個角度來談性别問題。

楊慶祥談到他個人的成長經驗中兩方面的沖擊，一方面是特别大男子主義的父親給他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從小由姑姑帶大，有時候甚至被當成女孩子打扮，這樣的經曆讓他對女性的命運抱有深切的同情和同理心。

然而，男性的同理心是沒有限度的嗎？楊慶祥講到《聖經》上的一個小故事，上帝在安置好亞當和夏娃的時候，突然說不好。作為全知全能的上帝，他知道不好，但是他又造了男人和女人，這個不好是不是不應該分男人和女人，而是男人身上應該有子宮？在楊慶祥看來，當男人不能生孩子的時候，意味着男人永遠不可能同理到那樣一種程度，永遠可能會是以不疼不癢的方式來讨論女性問題。

電影《時時刻刻》中的場景。

楊慶祥意識到，盡管有姑姑帶來的女性化的養育方式的影響，但是後來他漸漸把小時候培養的那種女性氣質刻意屏蔽掉了，他要打造一個很man、很強壯、可以給人以穩定感的男性形象。每次當他要在朋友圈裡發意亂情迷的詩的時候，他都會把這種感覺壓抑下去。他發現，當他特别想在寫作裡呈現那些放蕩、迷狂、妖豔的元素時，他找不到這樣的詞進行表達。因此，在楊慶祥看來，整個男性和女性的問題是經濟結構、美學結構的問題，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他對怎麼對其改造非常悲觀。

楊慶祥特别談道，男性霸權結構也是大量以愛之名的女性合謀構建出來的，如果不對女性進行教育，那這個結構沒辦法被颠覆。

楊慶祥也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在享受這個結構，我們會用一種獎賞性的結構來維護這樣的權力結構的不平等。問題在于，我們都知道社會不平等，都知道權力結構有問題，但是為什麼權力結構還能繼續下去，為什麼還覺得很好？“是因為我們在權力結構裡面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不可能随便放棄他的利益的，無論是在家庭的結構裡面還是在社會的結構裡面。”

對女性問題的敏感，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最先鋒的氣質

在張莉的調查問卷中，涉及最後一個關于如何看待MeToo運動的問題時，隻有東紫、梁鴻、彭思萌這三位女作家以及雙雪濤、曹寇、房偉這三位男作家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作為問卷設計者，張莉清楚地知道，作家們必然會意識到自己的回答要代表其性别觀，而且回答有可能被引用。那麼，在表态的時候，作家們會意識到，尤其男作家要面對政治正确的問題，而女作家在這一點上意識到的政治正确是說我不是女性寫作，我願意成為一個好作家，而不是好的女作家。

性别觀跟作品是有差距的，但是張莉也表示，有很多的作家是直接表達的。比如五四運動時，魯迅、胡适們的性别觀直接引領了一百年來中國的婦女解放。在張莉看來，對女性問題的敏感、對女性問題認識，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學最先鋒的氣質。“在這個時代，最應該對女性問題發表自己看法的就應該是作家，就應該體現在他們的作品裡。一百年前那些作家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示範，這些作家不管是魯迅也好、周作人也好，他們的寫作觀和性别觀，今天我們依然會引用，依然覺得他們表達得很好，很切中。是五四一代鼓勵了我們，我們都是五四運動的結果。”

因此，張莉認為，一個作家在作品裡所反映的性别意識、性别觀會長久地影響未來的讀者，這也是她為什麼要做這個調查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她想了解今天我們文學現場的新一代作家的性别意識到了哪一步。另一方面，她也想知道我們這個社會的性别觀是什麼樣子的。

張莉認為，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性别觀都應該不斷反省，包括作家們。她希望“我們時代的性别觀”調查是一個起點，她向往的是，做過問卷調查的作家同行在寫作的某一刻、在他們理解人物關系的某一刻，能夠想到性别關系、性别、性别觀以及對女性處境的認識，哪怕有十分鐘或者二十分鐘的改變，也是好的。而對許多不願意在性别觀調查裡表達、比較隐忍的女性作家，她希望如果有一天看到男性同行或者其他女性同行的回答時，在夜深人靜考慮某個女性形象的時候，可以讓她們尖銳表達，可以站在一個真實女性的立場上直接說出想說的話而不再遮遮掩掩，這是張莉渴望達到的目标。

作者 沈河西

編輯 安也 校對 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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