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

2019年2月24日，李學勤先生永遠離開了我們，離開了他戀戀不舍的清華簡。在先生離去以後的這一段時間裡，我一直情緒低落，睡不好覺的老毛病又開始發作。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之間，當年跟随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情景似乎還曆曆在目，卻又有些遙不可及。

我是在1989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曆史系的，跟先生讀的是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方向。當時社科院研究生院落座在北京東郊，地址是西八間房131号（後改為望京中環南路1号）。西八間房三年的讀博經曆對我一生影響很大，決定了我後來職業生涯的基本方向。先生對我的培養甚為用心，為我制定并實施了一套頗有針對性的計劃。可惜由于我生性愚鈍，并且努力不夠，使得這一計劃未能全部實現，給先生和我自己都留下了遺憾。現在先生已經駕鶴西歸，我在悲痛之餘經常會想起先生當年教我讀書治學時的一些場景，感恩、愧疚之情萦繞心間，久久不能平靜。

一

初次見到先生，是在1988年。當時我是中山大學中文系的一名碩士研究生，跟随曾憲通教授學習古文字學。這年已到研二，照例可以用學校的經費去外地考察一番。我跟師兄鄭剛利用暑假的空閑，北上走訪了一些地方。其時正值紀念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的大會（即第七屆年會）在長春召開，會議由吉林大學承辦。可能是因為那時參會人員并不太多的緣故，我們這樣的在讀研究生隻要能夠提交一篇論文，也可以作為正式代表參加。我和鄭剛在曾老師的鼓勵下趁考察之機參加了會議，并且向大會提交和宣讀了論文。我提交的文章，是後來有幸收進會議論文集即《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上那篇《古玺文字考釋（十則）》的初稿。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好多位古文字學界的名人，如胡厚宣、姚孝遂、李學勤、林沄等先生。我還專門找機會向先生提了一個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問題，先生做了簡明扼要的回答。當時留下的印象并不特别，隻覺得先生是位平易近人、易于相處的謙謙君子。要知道，那時先生在學界特别是古文字學界已經非常有名，中山大學幾位研究古文字的老師對他也很佩服。在我們這些初學古文字學的人心目中，先生更是一位如雷貫耳的大師。但在這次會上特别是在向他請教問題的時候，我一點兒也沒有感受到那種大學者常有的威嚴或架子。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時的印象。

雖然已經和先生打過交道，但當時一點兒也沒有料到，自己以後會成為他的學生。其實，那時我壓根兒就沒有考慮過要讀博士學位，當然也就不會去關心或打聽先生是否有招生計劃。之所以這樣冥頑不靈，與我的成長經曆有關。我出生于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與學術研究本來沒有關系。1982年僥幸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入學以後才知道自己對文學和語言都沒有明顯的天賦，也沒有特别的興趣。倒是對古字學這一少人問津的冷門學科，反而有些好奇。當時中山大學是全國唯一一所設有古文字研究室的高校，有容、商二老坐鎮，其古文字學是全校乃至全國的優勢學科。我因為相繼選修陳炜湛、孫稚雛、張振林等老師開設的文字學系列課程，對古文字學有了一些了解。臨近畢業的時候，因為擔心學校分配的工作崗位不好，遂決定參加能夠憑考分決定出路的研究生考試。這樣，就自然而然地選擇并考取了本系古文字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在導師曾憲通教授的影響下，逐漸對戰國秦漢文字發生興趣，并且也偶有心得。記得上秦漢文字課時曾經交過一篇劄記作為作業，曾老師收到後作了大量改動，并讓我據此修改後再謄寫一份給他。不久，曾老師告訴我已經代我将那篇劄記寄給了《考古與文物》，并且說雜志已經回信同意發表。上述參加古文字年會的論文，也是在曾老師的鼓勵下寫成的。曾老師的刻意培養，可能已經在我的心中悄悄埋下了從事學術研究的種子。但是，我自己對此還沒有清楚的意識。因為從改善家庭經濟條件的角度出發，我覺得自己早就應當去外面參加工作了。所以，盡管那時已經對古文字學有了一些感覺，但并沒有冒出過攻讀博士學位的念頭。

到這一年的下半年，已經進入研三，到了必須考慮畢業和工作單位的時候。記得此前曾經和鄭剛師兄等議論過，覺得廣州的商業氣味太濃，準備從事文化工作的人還是去北京這樣的古都工作更為合适。眼看大家都已經開始外出聯系工作，我也有些着急起來，正準備去請曾老師介紹工作單位的時候，曾老師主動找我談話，問我畢業以後有何打算。我将想去北京工作的打算告訴了曾老師，并請他幫忙介紹單位。曾老師對此表示理解，并說還有一個更好的機會，也可以實現去北京工作的目的。原來，曾老師剛剛收到李先生的一封來信，說是明年即1989年要招收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希望推薦學生報考。據曾老師轉述，李先生這是第一次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招收博士研究生，是要為他主持的“戰國秦漢文字彙編”項目培養人才，畢業以後要留在曆史研究所做這一項目。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的方向并不陌生，我跟曾老師學的就是戰國秦漢文字。在長春開會時已經見過李學勤先生，留下的印象還很清晰，顯然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指導老師和研究方向都這樣理想，我聽了以後不免有些動心。但因想到家裡的經濟情況，當時沒敢痛快地答應下來。曾老師為此作過不少思想工作，給我印象較深的一句是：看你的性格，其實更适合于做學術研究。在曾老師的再三開導下，我終于決定報名參加博士研究生考試。不過畢竟事出倉促，我對跨專業報考曆史系沒有把握，遂請曾老師同時幫我介紹工作單位，以留後路。這樣，在放寒假時我揣着曾老師寫好的幾封介紹信，踏上了北上聯系工作和拜訪先生的路途。曾老師的人緣真好，我在北京受到了好幾家用人單位的熱情接待，并且很快敲定了其中一家，即中國文物報社。有了接收單位墊底，我心裡算是踏實下來，便去先生家咨詢報考博士研究生的事情。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表示歡迎報考，并對考試科目及參考書籍作了介紹，希望我抓緊時間準備考試。臨别的時候，先生說想多了解一些我學習古文字學的情況，囑咐我回去以後寄幾篇文章給他，并說沒有發表的稿子也行。

我返校時，大概已經到了過年的時候。春節一過，我趕緊給先生寫信，表示已經正式開始準備考試，但對文獻學、曆史學方面的考試範圍不甚清楚，而且頗為擔心，請先生詳細指點，并希望能夠得到一份往年試題作為參考。先生很快回信，對文獻學、曆史學方面的考試範圍作了介紹，并說“試題我手中沒有，你的底子不差，請不必緊張，尤其不要揣摩。比如秦漢文獻，也就是那麼十幾二十部書，知其基本情況即可。總之，不要緊張，利用時間多看基本書，我相信你一定能取得好成績”。可能是為了給我鼓勁，在“不差”兩字的下面還加有圈點。讀罷先生的回信，我心裡稍微放松了一些。于是将上面提到過的會議論文、讀書劄記等各抄錄一份，一起寄給了先生。在郵寄文章的同時，我再次附信表達了對考試的擔憂。我之所以一再擔心，是因為那時完全不了解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情況，擔心在考試時會遇到怪題。那時對招收博士生比較重視，每年各校的招生簡章照例要在《光明日報》登載。記得有一次看到過張政烺先生的招生簡章，考試科目中有《詩經》、《尚書》。那時候我《詩經》隻讀過少數幾篇，《尚書》則根本還沒有讀過，覺得很難考過。想到先生與張先生同在一個單位，研究領域也很相近，我擔心先生出的考題也會很偏或很難，所以心裡總是覺得沒底。先生在看了我寄去的文章後很快回信，說“幾天來，我已讀了你所寫各文，覺得較好”，“我覺得你應該有更強的自信心。由這幾篇文章，我對你在古文字上的根柢有進一步了解。考試之事，請仍按前次所說準備，我相信你會取得好的成績。臨考時更要鎮靜，勿過存患得患失之心”。可能是從信中看出了我在性格上存在患得患失、優柔寡斷的毛病，先生特意在末尾加了“在學術道路上，猶豫是沒有好處的”一句，以激勵并堅定我的信心。在曾老師和先生的鼓勵下，我總算堅定了信心，順利通過了考試。

考試成績出來之後，曆史研究所也曾派人前來中山大學政審。看似一切都很順利，但就是沒有正式的錄取通知寄來。與先生聯系，隻說要我耐心等待，沒有更多的解釋。這次參加博士生考試，本來就不是我經過深思熟慮以後做出的決定。而此時的校園普遍情緒低迷，心灰意冷的學子們大都準備離去。在這種情緒的影響下，我那患得患失的毛病又開始擡頭，對繼續讀博的想法也産生懷疑。與中山大學的老師們商量，他們大都傾向于讓我繼續等待。但我已經有些急不可耐，遂決定于七月份去中國文物報社報到，先參加工作，領點薪水以補貼家用。臨别時，曾老師再三叮囑，要找李先生打聽清楚情況以後再做決定。張振林老師的意見更為誇張，說跟李先生學習的機會非常難得，曆史研究所也是做學問的理想之地，“戰國秦漢文字彙編”的項目尤為重要，他認為即使社科院研究生院取消招生，也建議我去跟着李先生做“戰國秦漢文字彙編”項目，甚至先做臨時工也可以答應。

告别中山大學的老師們以後，我在那年七月戰戰兢兢到了北京，先在中國文物報社安頓下來，然後與先生聯系，仍然是讓我耐心等待。這時我已經聽到一些風聲，說社科院研生院正在進行清理整頓，是否能夠繼續存在下去，已經很成問題。我有些沉不住氣了，覺得再等下去已經沒有意義，決定先在中國文物報社辦理入職手續。當時中國文物報社的彭總是曾老師的老友，我在準備辦理入職手續之前不敢隐瞞，如實向他彙報了曾經報考過李先生博士研究生的事情。彭總說：李先生是大學者、好老師，你還是應當優先考慮攻讀博士學位。聽了這話以後我又遲疑起來，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彭總拍闆說：你可以先在報社實習，等完全确定不讀博士的時候再辦理正式報到手續，以避免出現浪費報社今年用人指标的情況。于是，我就在報社做起了臨時工。當時報社的采編部門還沒有從河南搬來，北京已有的幾位員工隻是在做一些準備接收的工作，并沒有真正的采編任務，與想象中的新聞工作全然不同。坐了一段時間的機關以後，我感到自己并不适應，重返校園的意願又逐漸濃烈起來。大概是在這一年國慶節過後的一天，終于收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錄取通知。于是我來到西八間房，開始了三年的讀博生活。

二

入學不久，先生就找我談話，首先介紹了這次招生的背景：這次招生确實是為編纂《戰國秦漢文字彙編》做準備；《戰國秦漢文字彙編》的性質與《甲骨文合集》及《殷周金文集成》類似，要對戰國秦漢文字資料做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量很大。據先生說，他還有一位正在美國留學的學生，以後也會回來參加這一項目。先生希望我将三年的學習與項目的計劃結合起來，畢業論文選題最好不超出戰國秦漢文字的範圍。先生對我的學習提了兩點具體要求：1.要重視外語的學習，以後會有用處。2.要學習考古學，并說已經請考古研究所的黃展嶽先生為我開設秦漢考古課程，與先生自己開設的課程一樣同為專業必修課。

不知什麼原因，那幾年研究生院的曆史系很不景氣。雖然曆史系也就是曆史研究所當時具備博士招生資格的學者不少，但八九年隻有我一個學生入學，八八年沒有招收博士生，九零、九一年也沒有招收博士生。所以，那幾年除了在研究生院上公共課以外，總是隻有我一個人到先生家裡上課。後來跟黃展嶽先生上秦漢考古課時，情況也是如此。西八間房在東四環以外，先生家在西三環邊上的昌運宮，兩地相距較遠。從西八間房到先生家，坐公交車至少要一個半小時以上，騎自行車則要接近兩個小時。我去上課時總是匆匆忙忙，每次趕到先生家的時間可能都不一樣。好在隻有我一個學生，先生也不計較我到達的具體時間，總是等我一到就開始講課。師母則會及時沏上香茶一杯，說是一路辛苦，讓我先喝口水，定定神。可能是考慮到以前我在中山大學已經聽過古文字課，先生給我講課時基本上不涉及古文字學，而是以《漢書·藝文志》為線索，介紹古代文獻及學術源流。我以前沒有讀過《漢書·藝文志》，對先生講的内容并不熟悉，很少發問。因此，每次上課都是以先生的講授為主。當時驚詫于先生對文獻的娴熟，由《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書籍出發，将學術源流特别是各書之間的關系講述得清清楚楚。後來看到先生的新著《周易經傳溯源》時，感到有些内容似曾相識，才知道先生已經先将部分内容在上課時給我講過。

先生上課時也會問我以前讀過哪些書籍，當知道我以往所讀局限于古文字方面時，便叮囑我要多讀一些古書，并建議從讀《漢書》開始。大概到第二個學期的時候，先生有一段較長的時間要外出訪問，給我開設的課程也正好已經結束。先生在出訪前特意交待，要我在以後一段時間内以自己讀書為主，最好先将《漢書》通讀一遍，而且要以王先謙的《漢書補注》為讀本。先生說，讀《漢書補注》時一定要做筆記。當時我已經試讀過《漢書》中的幾篇，覺得實在沒有什麼心得可記，便有些不太情願。但先生态度堅決，要求我一定要做筆記，甚至說即使沒有心得，将讀過的原文摘抄一些下來也行。還說，待他回來以後會檢查我的筆記。我這才知道，先生可能是擔心我不能持之以恒，甚至會中途停辍，于是用做筆記的方式對我進行督促。我沒有辦法，隻好買了一部中華書局影印的《漢書補注》，重新開始閱讀《漢書》。閱讀時如果遇到不太好懂的字詞或句子，有時會查工具書，并且将結果記錄下來。有時也會查閱楊樹達的《漢書窺管》和陳直的《漢書新證》，遇到不同說法也記錄下來。這樣，總算留下了一些閱讀的痕迹，可以作為筆記應付先生的檢查。後來果然有各種原因容易使讀《漢書》的事情中斷，但一想到先生以後還要查看筆記，隻好時斷時續，沒敢完全放下。這樣，等到先生回來時雖然還沒有讀完整部《漢書補注》，但已經讀完了主要部分。先生也真的要走了我的讀書筆記，發回來時沒有任何評價，隻說希望我将剩下的部分讀完，而且建議我盡量多讀一些别的古籍。說也奇怪，從這以後我對讀古書的興趣日漸濃厚，閱讀的範圍也在逐漸擴展。參加工作以後，我對文獻的興趣甚至超過了文字。這一興趣的轉移，與先生當年的督促應當很有關系。

三

時光飛逝，很快就到了要準備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在此之前，發生了一件與博士論文選題有關的大事。一天，先生通知我，“戰國秦漢文字彙編”項目不做了。據先生解釋，現在已經不是當年搞《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的時代了，材料的收集和複制遠比以前麻煩，不容易得到各地和各部門的配合，隻好放棄。先生告訴我，博士論文的選題可以不再局限于戰國秦漢文字的範圍。

聽到這個消息後我雖然覺得遺憾，但也頗為理解。因為這一段時間，我在借閱古文字材料時已經充分感受到了整理和研究戰國秦漢文字的麻煩。其實剛一入學，先生就提醒過我：你在曆史研究所借閱古文字方面的圖書時，不會像在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那樣方便，不過為了“戰國秦漢文字彙編”項目的順利開展，我會想法為你借書創造條件。摸索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算是真切體會到了在這裡借閱圖書的不易。研究生院的圖書館很小，古文字學方面的書籍不多，這并不令人意外。令我頗為不解的是，研究人員都不能進入曆史研究所圖書館的書庫，借書時隻能填單子由管理員去取。往往是填上十來種書的單子，管理員能夠取來一兩種給你，就已經算是非常幸運了。記得先生多次說過，他年輕時候主要是在北京圖書館看的古文字書籍。他稱贊說，那時的北京圖書館看書非常方便。餘生也晚，去北京圖書館看書時，收藏普通線裝書籍的分館已經閉館，直到畢業以後數年才重新開放。收藏平裝書的新館倒是開放，但索書閱覽效率之低、複印收費之貴，都非我所能承受。考古研究所的古文字書籍倒是較多，但曆史研究所的人沒有資格去借。我曾經跟着考古系的同學去看過書，雖然沒有被拒之門外，但明顯感受到了不受歡迎的态度。我臉皮薄，隻好知難而退。所以，我在那一段時間裡已經很少閱讀古文字方面的書籍了。由此推想，不要說去各地征集新出資料困難，就是在北京要将以往已經發表的材料收集、複制下來，也很不容易。所以，及時放棄“戰國秦漢文字彙編”這一項目，未嘗不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可是這樣一來，想通過項目的實施而改善借書條件的願望，也就永遠無法實現了。所以，這時我已經意識到，選擇一個在資料收集方面不像古文字學那樣要求苛刻的題目做博士論文，也許更為現實一些。

《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

此時，先生的論文集《李學勤集——追溯·考據·古文明》已經出版。我看到裡面有好幾篇文章都講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發現的秦漢簡帛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值得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我覺得秦漢簡帛發現的時間較晚，需要參考或查找的書籍較為集中，處理起來相對容易一些。而且那時候專門研究秦漢簡帛的著作還很少見，可以進行研究的餘地也較大。所以，我已經大緻确定以秦漢簡帛作為畢業論文的研究對象。但在具體選擇哪一批或哪一種文獻時，卻很猶豫。當先生找我商量畢業論文選題時，便彙報了拟做秦漢簡帛的大緻想法，至于具體做哪一批或哪一種文獻，想請先生幫我選擇。先生說做秦漢簡帛可行，但具體選哪一批或哪一種文獻，定什麼題目，一定得由你這個論文的撰寫者自己确定。無論我怎麼解釋，先生就是不肯替我确定題目。我隻好采用車輪戰的方式，每次選一種簡帛文獻報給先生，請先生教我如何入手進行研究。先生聽後總是先提出一些相應的建議，然後讓我回去仔細琢磨，待下次見面時再提交寫作提綱。我回去以後一仔細合計，覺得不好下手，于是趕緊放棄。下次見面時就跟先生說，上次報的那個題目我做不了，現在想做另外一個。先生聽了以後雖然有些吃驚，但随即表示同意，又給我就新的選題提出一些具體建議，還是讓我回去仔細斟酌，下次再提交具體寫作提綱給他。這樣反複數次之後，幾乎已經将幾批重要秦漢簡帛中的各類文獻試了一遍。我其實是想用這樣的方式，讓先生在不勝其煩的情況下，主動替我選定一個合适的題目。但先生并沒有表現出厭煩情緒，總是耐心地為我提出的所謂新計劃出謀劃策。倒是我自己覺得有些煩了，最後決定選擇睡虎地秦簡《日書》作為研究對象。之所以選擇這一看起來有些特别的材料，是因為當時研究的人很少，甚至連一種注釋也沒有。我素來不喜歡追逐所謂學術熱點，而是想做些沒人或少人關注的東西。那時專門研究簡帛的人很少，遠沒有古文字學熱鬧，哪曾料到簡帛學後來竟然會這麼受人重視。

确定題目以後，我準備主要從文本複原及數術内涵疏證兩方面入手。先生大緻贊成這一計劃，但在與我讨論寫作提綱時，一定要我加上“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一章。我當然知道，先生素來主張要從數術史和社會史兩個方面研究《日書》。但我當時對戰國秦漢曆史尚不熟悉，雖然在先生的影響下已經讀過一些曆史方面的書籍，但一時不能消化，對戰國秦漢社會的狀況仍然知之甚少，故很不願意撰寫這一相當陌生且沒有把握的章節。但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态度也很堅決，說博士論文裡面不能缺少這樣一章。我後來隻得勉為其難，費盡心思，算是寫出了這樣一章，但終究不能讓自己滿意。好在先生明白我的苦衷，知道我已經盡力，反而勸我不必過于在意，并說以後有的是鍛煉和提高這方面研究能力的機會。

我寫這篇畢業論文時，最初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對簡文的校注上面，試圖為睡虎地秦簡《日書》提供一個詳盡的注本。但到1991年的時候，已經看到新近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簡》精裝本，其中包括了由于豪亮先生撰寫、經先生改定的睡虎地秦簡《日書》注釋。對比以後知道，這一注釋暫時無法超越，我隻能做些拾遺補缺的工作。于是，我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對《日書》數術内涵的疏證上面。按照先生的指點，我到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善本室找到了一些元明清時期流行的選擇通書，以之與《日書》對讀，覺得頗有收獲。以此為主，并結合從其他古書搜集到的各種相關記載，對《日書》的數術内涵作了盡可能詳盡的疏證。初稿完成以後，先生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先生提意見的方式也很特别，并不在我的稿子上直接改動，而是用另紙的方式對我的初稿逐頁提出修改意見。這些意見的涉及面很廣，大到個别章節或段落的調整，小到某一個錯别字的改正。先生交給我時還說，這些意見僅供你參考。我根據先生的意見對初稿作了修改，經先生同意後，算是按時完成了論文的定稿。其實當時對《日書》的疏證還沒有全部做完，而且學校提供的論文打印經費也很有限，故提交答辯的稿子在《日書》疏證部分實際隻是一個選本，隻選印了其中内容比較重要且較為完整的部分。

那個時候的學風遠比現在淳正，對博士學位論文的審核和答辯也很重視。某某的答辯場面甚為狼狽，某某在答辯時未能通過，這樣的消息時有所聞。我對即将到來的論文答辯也有些忐忑不安，先生叫我不要緊張，回答問題時做到實事求是就行了。湊巧的是，當時正逢饒宗頤先生在北京進行學術訪問。我論文中對《日書》進行疏證的部分，受饒宗頤、曾憲通兩位先生合著的《雲夢秦簡日書研究》一書影響較大。于是我就異想天開，問先生是否可以請饒先生順便參加我的論文答辯。先生詢問過管理部門以後告訴我，境外專家不能擔任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最後，論文答辯委員會由胡厚宣、張政烺、高明、林劍鳴、李學勤五位先生組成，胡厚宣先生為答辯委員會主席。那時候的規矩與現在有些不同，指導老師也可以作為論文答辯委員。待到正式答辯的時候，我才知道自己是虛驚了一場，幾位前輩對我這個無知後學都很寬厚，對我提交的論文也還滿意。林劍鳴先生甚至表揚說，這篇論文代表了當前《日書》研究的最新和最高水平。林先生的謬贊竟然得到了各位答辯委員的贊同，并且寫進了答辯決議，真是讓我既慚愧又感激。當然，各位前輩對我的論文也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先生要我好好消化這些意見，并希望在修改時盡量吸取。後來正式出版博士論文的修訂本《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時，我謹遵先生之命，參照這些寶貴意見對原稿作了不少改動。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四

論文答辯通過以後，在程序上我已經完成了攻讀博士學位的任務，算是成了一名合格的博士畢業生。不過我心裡明白，這個合格是打了折扣的，遠遠沒有達到先生的期望。因為先生在開學時重點交待過的兩項學習任務，我都沒有做到。學習外語未能持之以恒，到畢業時并沒有明顯的長進，口語依舊是啞巴。至于考古學，雖然黃展嶽先生很用心地給我講了一個學期的秦漢考古，但他從與我的談話及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上，早就已經看出我對考古學沒有多少興趣。黃先生是位非常通達的老師，很快調整了教學計劃，重點給我講那些含有文字資料的考古發現。由于我的任性和缺乏遠見，一次本來能夠領略考古學精髓的機會就這樣擦身而過了。不用說，入學時先生對我的期望大都已經落空，先生的失望可想而知。不過，先生是涵養極好的人，平時總是在發現和表揚我們這些學生的點滴成績，鼓勵我們做好各自的專門之學。至于他的期待和失望，總是默默地藏在心裡，怕說出來會挫傷學生的積極性。先生後來在一次接受采訪時，才委婉地表達了一些真實感受：

老實說，多年以來，我對我的學生都不太滿意。這不是說學生不好，學生們都很優秀，隻不過，他們所學的總是缺少某些方面的東西。我研究的是“古代研究”或者說“古代文明研究”，需要幾門學科結合起來，要有曆史學、文獻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甚至還需要有一定的藝術史等多方面的知識架構，至少這幾方面都要有所涉獵，這樣的學生才是最理想的。可是今天不可能招到這樣的學生，學曆史的對考古學不太懂，學古文字的對文獻、考古又不太懂，學考古的文獻又比較弱。最糟糕的是，他們的外語每每比較差，外國文獻很多，非常需要懂外語的人對中外進行比較。

看到這一段先生少有的“吐槽”，不由得想起了我1989年入學時的情景。先生交待我學好外語、學好考古學時的神情，現在還依稀可見。或許先生當時是誤以為，我這個新入學的弟子還存在加工或改造為理想學生的一線希望吧。可惜由于我資質平庸，也不夠勤奮，以緻完全辜負了先生的期望。想到這些，真是百感交集，夜不能寐。于是寫下這篇短文，向先生請罪，不知已在天國的先生，是否已經放下或仍在關注這些凡間瑣事？可以請先生放心的是，弟子雖不敏，卻也一直牢記着先生當年的教誨，而且以後還會将其轉告給更多的年輕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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