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迄今為止中國規模最大、收書最齊的大型儒學文獻叢書，共656冊，累計5億餘字的《儒藏》（四川大學版）近日完璧出版。

叢書是對2500年間儒家各宗、各派、各類成果的結集，可以說是中華幾千年文脈流傳到當下的一個成果。

那麼，為何要編纂這部叢書？編撰過程中遇到過什麼樣的困難？今日，紅星新文化記者帶你走進這座“儒學大廈”的幕後……

從明萬曆年間起，彙集儒家經學、理論和曆史的文獻，編纂出一套大型叢書，同時研究儒學文獻的類别，創立一套新型的适合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和著錄方法，一直是曆代學人的夢想。

但是，這個工程實在太大了，故明清時期雖屢有倡議，卻始終沒能實現。

這是坐冷闆凳的工作

1997年，近代“蜀學”發祥地——四川大學啟動“儒學文獻調查整理和《儒藏》編纂”工程。項目由四川大學國際儒學院院長、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舒大剛主持。當時誰都沒有想到，這項工作一幹就是25年。

這25年間，古籍研究所的成員們需要一日複一日地搜集相關資料、選擇版本、判斷版本價值、資料圈點、為各類資料寫序……

“我們的工作就是坐冷闆凳！”曾任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員的李文澤說。本已經退休十年的他，因為《儒藏》編纂缺人手，便繼續留在團隊中進行編纂和審核工作，“我們整個研究所，就20來個人。但這套書有5億多字！你想想，隻是把字數平攤到每個人身上，是多大的工程？”

古籍善本找來不容易

由于《儒藏》需要涉及哲學、道德、知識、政治、經濟、軍事、禮樂、文學、藝術等多個方面的内容，所以大量地搜集資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我們做古籍整理，早幾年是用笨辦法——去圖書館查。但一些珍貴的藏書是不會給你拿出來的，更不要說讓你帶走了。我們當時去查書，會要求什麼都不能帶，有時候能帶一支鉛筆。遇到特别珍貴的藏書，還得要求你戴手套，還得給你消毒。”

李文澤說，雖然現在可以依靠手機拍照保留一些資料影像，但一些特别珍貴的善本，部分圖書館為了避免資料流失，不允許把書籍完整拍照，隻能找機會拍一兩頁，“但現在已經好太多了！國家投入了幾個億來做善本再造工程，我們可以查閱到很多信息，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儒藏》

版本的選擇有講究

“資料有很多，我們到底要選哪些書進來，肯定要判斷它在這一類資料裡的價值和意義。它的價值如何？它在學術上又怎樣的地位和作用？選定後，再來判定要選哪一個版本。”《儒藏》總主編助理、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尚英說。

《儒藏》工程是浩大的，分 “經”“論”“史”三部，“經部”即以經書為主體的經注、經解和經說系列；“論部”即以儒家理論闡發為主要内容的儒家子學、禮教、政論、雜議系列；“史部”以記載儒學曆史為主要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書目、學校等系列。

每部之下，再根據需要，将文獻分為若幹類目。“對版本的選擇，我們有個說法叫選擇‘善本’。也就是說，刻得最早、字迹刻得最好、保存得最好、收藏的文獻最完整。”李文澤介紹，對于他們來說，比較偏愛的是宋本，“宋本一般都是最早的。”但最終選擇哪個版本，涉及了很多因素，張尚英就表示，“有些版本是我們主觀上想選，但不一定選得到，如果實在接觸不到，就隻能退而求其次。”

這些古籍經曆了歲月的變遷，部分藏本出現缺失、缺頁、字迹模糊也是常有之事，“如果是這個資料本身的殘缺，我們一般是會去看看有沒有其他版本可以補充。比如說這個本子缺了一頁，恰好另一個版本有，我們就會去‘配殘本’。”李文澤說，為了盡量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選擇版本的時候就會盡量選擇最完整的那一版。

《儒藏》，川大并不是獨此一家。但是，與其他版本相比，四川大學版本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據《儒藏》責任編輯何靜介紹，一方面在于川大版收書規模更大，收書5000餘種，北京大學版隻有500餘種；另一方面是整理方式不同，北大版是重新錄入，而川大版創新“三藏二十四目”的編纂體例，采用“影印加點校”“叙錄加提要”等方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訂正了原刻本的錯誤。舒大剛說，“我希望使《儒藏》這部在一定體系下用圖書構築的‘儒學大廈’，輪廓更為分明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紅星新聞記者 曾琦 實習記者 毛渝川 實習編輯 毛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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