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朝到漢初這段時間，既是社會從動蕩走向穩定的過渡時期，也是諸子百家從秦始皇焚書坑儒逐漸走出禁锢的階段，因此在西漢初年，出現了道家、儒家、陰陽家、法家各種思潮複興融合的現象。

這個時期的思想運動和兩千年後的近代中國頗有幾分相似，舊時代即将瓦解，面對新時代的來臨，究竟用何種思潮、何種制度來治理國家，成為政治家、思想家首要考慮的問題。近代中國先後選擇了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最終找到了共産主義這條正确道路，而漢王朝也一樣經過了陰陽家、道家、儒家三次抉擇，最終确定了最适合自己的思想路線。

高祖劉邦通過秦末大起義、楚漢争霸、平滅異姓王，最終建立起一個統一的大漢王朝，從泗水亭長到大漢皇帝的人生經曆着實令人欽佩，但說實話，劉邦實在是個沒什麼文化的人。在政治制度上，他沒有能力做多大的創新，幾乎照搬了秦朝的制度，而在思想建設上，同樣沒有明确的訴求，甚至因為自己的無知，引發了人們對漢王朝政權合法性的質疑。

陰陽家是戰國後期脫胎于道家的學術流派，以陰陽調和，五行相生相克為主要觀點，又從五行中演變出五德轉移的政治理念。按照陰陽家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五行各具其德，而天道的運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興替，都是五德轉移的結果。

秦國最先接受陰陽家五德轉移的思想，以周為火德，秦為水德，水克火則秦代周，以此來論證秦國統一天下的合法性，因此在服色和旗幟上都以黑色。劉邦建立漢朝後，照抄秦制仍以水德自居，但按照五德轉移理論，漢朝應為土德。

黑甲秦軍

關于漢朝究竟是土德，在漢初思想界引起了激烈争論，這無疑削弱了漢王朝的統治權威，成為異姓王叛亂的一個重要原因。

呂後稱制時期，社會走向穩定，漢朝統治者采用道家學說的無為而治，将重心轉移到恢複社會經濟上來，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與此同時，儒家也開始頻繁出現在漢初的政治生态中，例如文帝時期，獻策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賈誼，又如景帝時期，上書削藩的晁錯，都是當時的大儒。

縱觀文景兩朝，漢初的思想發展大體表現為，社會治理上以道家的無為而治為主流思想，在政治建設上以儒家為主要手段，其背後又分别代表了保守無為的外戚勢力和積極有為的君主勢力，兩者相互依靠又相互鬥争。例如景帝時期，黃生和轅固關于“商湯伐桀，武王伐纣”正義性的争辯，就是漢初儒家和道家的第一次正面交鋒。

總而言之，在漢初，道家和儒家作為最具廣泛影響的學說在漢王朝意識形态主導權之争上日益激烈，且時常伴随着皇帝和外戚之間的政治鬥争。因此，道家的黃老之術并沒有取得漢初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更像是一個有實無名的工具人，統治者接受無為而治作為治國方針，但又不願将黃老之術奉為國家的最高統治思想。

被儒生奉為佳話的“文帝孝母”

無為而治雖然實現了文景之治的繁榮，但也正是因為無為，儒家和道家争論不休，中央和地方貌合神離，來自匈奴的威脅越來越大，西漢王朝在思想上、制度上、外交上的問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這一切都交到了漢武帝手上。

武帝好大喜功的個性，必然不甘無為，這就需要一套權威的思想體系作為理論基礎，以實現武帝的野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董仲舒和他的《天人三策》橫空出世。

前134年，也就是窦老太太去世的第二年，早已按耐不住的漢武帝立即诏令全國舉孝廉、策賢良，尋天下名士，問治國良策。五經博士，儒學大家董仲舒，應诏對策，是為《天人三策》。

董仲舒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錄在《漢書·董仲舒傳》中，原文“又臭又長”，通篇都是“天道”、“王道”、“五帝三王”等玄之又玄的東西，感興趣可以自己去查閱，這裡簡單總結一下《天人三策》提出的三個主要思想，即“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解決的是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劉邦當年幹革命的時候，靠的是暴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但是董仲舒卻認為，劉邦之所以能當皇帝，是因為他生下來就是當皇帝的命，這是天意的安排。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

例如《史記》上記載，劉邦是他媽和龍結合生下來的，長得一副龍的容貌，你說這有多扯淡。有趣的是，司馬遷又在《史記》将高祖劉邦描繪成一個貪酒好色地痞無賴，而把項羽描繪成一個亂世英雄。

為什麼漢朝的統治者允許這樣一部“侮辱”開國皇帝的史書存在？因為劉邦這麼弱雞還能做皇帝，完全是老天爺的安排，大漢王朝是天命所歸，所以即便是項羽這樣的蓋世英雄也無法違抗天命。

當然，并不是董仲舒說一句“君權神授”老百姓就會認可的，因此，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觀點。

“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

董仲舒吸收陰陽家的天地陰陽、五行四時等觀念，結合儒家的自然法則和人規範，構建了一套完整、系統的宇宙模式，重新樹立起天道的宗教權威性，進而引出“天子受命于天”的核心觀點。

董仲舒還強調，“天道”體現于人間，其實質就是三綱五常。在董仲舒的這套天道系統中，天地陰陽、五行相生、四時相續，這些都被解釋成現實生活中的倫理法則，提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五常“仁、義、禮、智、信”。

“仁義制度立數，盡取于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植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

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同時，董仲舒又強調“天人感應”：皇帝受命于天治理人間，如果做的好，老天就會降下祥瑞，例如各種神獸、奇石、彩雲、星辰變化等；如果做的壞，老天爺就會降下天災示警，約束皇帝的德行。

“國家将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而到底什麼才是祥瑞，什麼才是災變，這些祥瑞和災變又預示着什麼，最終解釋權又都掌握在儒家手中，進而形成儒家士大夫和帝王之間的思想共識和政治合作，而這一點也是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貫穿全文的政治訴求。

• “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解決的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治的問題

董仲舒援引《春秋》強調“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這為漢武帝推動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支持。

漢初分封所産生的曆史問題讓每一位皇帝頭疼不已。高祖劉邦通過逼諸侯造反剪除異姓王，文帝通過衆建諸侯分化同姓王，景帝通過削藩壓制諸侯王，到了武帝這裡，再也不用搞什麼陰謀陽謀，直接來一句“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收回諸侯王的封地，徹底将先秦時期裂土封侯的舊思想掃進曆史垃圾堆，一舉解決地方諸侯問題，真正做到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解決的是意識形态問題

百家争鳴，百家齊放固然精彩，但社會上的聲音多了，人們就會陷入茫然而不知接下來的道路該往何處走，隻有統一了思想，社會才能安定下來，才能接着向前發展。

我們談西方的工業革命，必先談文藝複興運動；我們談近現代政治制度，必先談啟蒙運動，談社會契約論、三權分立、主權在民等思想，這都是一樣的道理。就像是人們做事，沒有明确的目标，沒有正确的道路，不管多麼努力做事都是白費。

所以，董仲舒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以儒學統一、教化人們的思想，同時要求統治者統綱紀、明法度，以儒學為指導思想建立社會的道德标準和法律規範，以約束人們的行為，教化百姓，進而實現禮樂太平。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

但也要明白的是，董仲舒主張的儒術已經和幾百年前的孔孟之道大相徑庭了。相較于孔子執着于恢複早已不合時宜的周禮，董仲舒與時俱進，充分吸收陰陽家、道家和法家的精華，提出的一個嶄新的契合當下時代背景，滿足帝王統治需求的新儒學，是哲學思想和統治理念的完美結合。明面上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質還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這也是漢武帝接受儒術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在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三條理論後，又為漢武帝獻上一條具體的治國之策，那就是建立太學，改革選官制度。

“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不論是以儒術教化士人的太學，還是舉孝廉入仕的選官制度官員，其出發點都是“儒術治國”。通過調整國家教育和選官制度，董仲舒成功将儒生引入王朝的權力機構，參與權力運作，進一步加強了儒學士大夫和帝王之間的政治合作。

福建建瓯陽澤村百官圖

帝王推崇儒學，選拔儒生入仕，打壓外戚、宦官、貴族勢力，通過權利間的相互制衡，實現君主專制；儒生反過來幫助帝王治理國家，教化百姓，從而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階級跨越，這套模式也成了貫穿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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