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濤

來源：《宋瓷筆記》中《五大名窯·傳統瓷學·陶瓷史著》一文

今人提起宋瓷，必言“五大名窯”（定、汝、官、哥、均），即便是文物考古學界，也往往如此。近年來，借風靡全國的“尋寶熱”，“五大名窯”更是廣為人知。

我們知道，自近代考古學引入中國後，古陶瓷研究已逐步脫離傳統瓷學，大抵成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如此說來，“宋代五大名窯”也應是一個與考古學相關的概念和表述；這個常識當有足夠的學術含量才是。然而，實際并非如此。如上所說，這個常識已成“謬種”。下面即以考古學視角，對“五大名窯”逐一略作考鑒。

定窯

始燒于中晚唐，以白瓷為主，兼燒黑釉、醬釉等。其産品及工藝技術對南北窯業産生深遠影響。過去認為，定窯盛于宋而衰于金，然數次窯址考古發掘（最近一次為二〇〇九年）證實，金代定窯并未因女真人南侵而沒落，而是在北宋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為擴大生産、提高工效而發明的支圈組合式覆燒法以及與之配套的模制成型和印花裝飾工藝，都盛行于這一時期。

汝窯

北宋時期，汝州奉命為宮廷燒造青瓷，具體時間推測在哲宗至徽宗年間（約一〇八六至一一二五）。因窯址長期不明，遂成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大懸案。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窯址（或說窯址之一）才在河南寶豐清涼寺村發現。該窯址前後經過六次考古發掘，出土大量與傳世汝瓷特征一緻的“供禦”青瓷。窯址地層關系及器物排比結果顯示，“供禦”青瓷燒造年代主要在北宋末期，與先前推測相符。

這樣，汝窯曆史幾無疑義。隻是窯場性質為官窯（朝廷或地方官府投資管理的窯場）還是貢窯（民窯兼燒貢器），窯址除清涼寺外還有無别處（在清涼寺附近的韓莊及段店窯址也發現少量與“供禦”汝瓷幾乎一緻的瓷片标本），還須進一步探讨。

官窯

文獻記載，兩宋官窯前後共有三座，即北宋政和間“京師自置”官窯，南宋“修内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北宋官窯情況迄今不明。南宋郊壇下官窯，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即已發現，并前後經過兩次考古發掘。修内司官窯尚有争議。多數學者認為，一九九〇年代發現的杭州老虎洞窯址即為修内司官窯。該窯址距南宋皇城牆遺址不足百米，正位于當年“修内司營”範圍内。

在窯址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元、南宋和北宋三個時期的地層疊壓關系。其中南宋地層出土物即為“修内司”官窯遺存。南宋官窯的産品“襲故京遺制”，即在形制、釉色及裝燒工藝等方面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汝窯影響。

哥窯

哥窯至今仍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大懸案。今人謂之的哥窯，主要是指清宮舊藏的一批“傳世哥窯”。

今有學者認為，“傳世哥窯”與杭州老虎洞窯（即“修内司窯”）有關。該窯址的考古發掘情況表明，宋亡後窯場并未完全廢棄，有人在此繼續燒造與南宋官窯相似的瓷器，而傳世哥窯器就可能是該窯入元後的制品。

這一說法或可成立，但并未完全解決問題。傳世哥窯器的情況頗為複雜，從其胎、釉及紋片的不同特點來看，它們可能是不同窯口、不同年代的制品。如獸耳爐、貫耳瓶、膽式瓶、玄紋瓶和葵瓣口碗等，都是最為典型的傳世哥窯器，而在老虎洞窯址中卻并未發現與之對應的遺物。這個情況表明可能還有另一個“傳世哥窯”的存在。至于其窯址所在，推測也在杭州。

哥窯問題雖撲朔迷離，有一點卻是時下多數學者都認同的，即典型的傳世哥窯器大都屬元代制品。

鈞窯

鈞窯在明清文獻中即被視為“宋窯”。其實，鈞窯可分“民鈞”、“官鈞”二者始燒年代并未都是北宋。

據最新的考古發掘資料及研究成果，“民鈞”約始燒于北宋末，金元為其鼎盛時期。筆者則認為：鈞瓷的産生、發展與汝瓷有着密切關系，即它可能是在汝瓷的影響下逐漸形成的一個瓷器品種；鈞窯的前期曆史與汝窯撕扯不清（廣義之汝窯，除已知的寶豐清涼寺窯外，宋金時同屬汝州的其他窯口，如位于今汝州市北鄉的大峪、南鄉的莽川，以及魯山縣的段店等都包含在内），說鈞瓷是汝瓷的“變種”，亦或無不可。

作為一個獨立品種，鈞瓷的成熟應不晚于金中期，而早期有些器物（即今人所謂的“汝鈞”）的年代或可早到北宋末年。早期鈞瓷應是小規模生産的，其大量燒造并普及而成為北方地區有影響的瓷器品種，當在金元時期。

而“官鈞”瓷器的年代問題，較為複雜。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有西方學者對“北宋說”提出質疑，認為“官鈞”年代為元末明初。一九七0年代，河南考古工作者對禹州鈞台窯進行了考古發掘，根據出土的所謂“宣和元寶”錢範，并将“官鈞”瓷器（花器）的燒造與徽宗時期的“花石綱”相聯系，發掘者認定“官鈞”瓷器燒造于北宋無疑。不過，這次發掘過于草率，其結論自然也就靠不住（這個後面細說）。

一九九〇年代以來，質疑聲浪又起。深圳學者根據新發現的窯址标本提出“永宣說”，即将“官鈞”的具體年代推定在明永樂宣德之際。在古陶瓷學界，“永宣說”已引起較大反響，認同度不斷上升。

由上可見，“五大名窯”中，哥窯年代尚不确定，傳世哥窯或多為元代制品；作為鈞窯代表性産品的“官鈞”年代也大抵可排除在宋金之外。即使是“民鈞”，始燒也不會早于北宋末年——将這麼一個宋時還不夠成熟和壯大的“無名小卒”列入“五大名窯”，好像也說不過去吧？

總之，從考古學視角觀察，“五大名窯”絕非一個嚴格的考古學概念或學術化表述，這個常識是靠不住的。

（劉濤，河北易縣人，一九五五年生。一九八〇年代末開始研習中國古陶瓷，後進入文物部門，先後從事文物商業經營、文物進出鑒定和文物行政管理工作，現任職于深圳市文物管理辦公室。著有《宋遼金紀年瓷器》等。）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