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教你育兒”是一門炙手可熱的“生意”。從媽媽們用圖文和視頻分享育兒經驗，到衆多領域的大佬出版家教書，教育越來越像一份有标準答案的考卷。坊間也有段子“老大照書養，老二照豬養”，形容沒有育兒經驗的父母對育兒知識的追捧。

到“老二照豬養”時，許多父母已經認識到，别人傳授的知識是死的，育兒過程卻是變幻莫測的，每個個體都不一樣。然而，并不是每個家庭都會生育第二個孩子，并因經驗的增加而獲得育兒上的淡定。依然有許多父母在四處咨詢時，以某種案例為範本，以“我這樣做對不對？”的自我懷疑為結尾，期盼獲得來自标準答案的指示，忘記了父母的直覺才是最接近标準答案的答案。

《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的作者安超認為，人們在生活世界中受到的教育是人類最本原意義上的教育。就具體的養育行為而言，它屬于生活世界的範疇，自然而然地具有生活性的特征：未分化的、情境的、不言而喻的、非征服的、示範的、效仿的等。“養育”帶有強烈的身體化特征，養育經驗常常是日用而不自知的、緘默性的實踐性知識，而非顯性知識。更重要的是，父母或者說撫養者具有先驗的善意，具有對于世界的本質直觀能力，具有身體性的直覺。這種基于魅力、基于實踐的養育學尚未引起人們的關注。

《拉扯大的孩子：民間養育學的文化家譜》，安超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7月版。

這本書也是安超的博士後論文，以她的家族，也就是山東省泰縣鮑村安氏家族為個案，采用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梳理了安氏家族100年來（1918-2018）在傳統農耕時期、集體化時期和市場經濟時代五代人的養育實踐和個人成長史，總結了平民家庭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基于不同的社會情境最終形成了哪些對于日常生活和教育的經驗判斷、文化洞察、集體常識和行動策略。

書中的當代育兒案例裡，有大量正在社交媒體中被熱烈讨論的話題，包括不同階層的育兒焦慮，隔代教育的不得已和不愉快等。幾代人逐漸被傳遞和被推翻的育兒經驗呈現出傳統教育與現代教育之間的矛盾，不僅對家庭的和諧産生沖擊，也給育兒過程帶來了一定的危機。

以下内容是安超分析了五代人的養育實踐後，對民間育兒危機的總結。經出版社授權，我們原文摘編如下（小标題為摘編者所加），希望給焦慮的父母帶來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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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近代的概念，一夫一妻制的曆史也不長，核心家庭是近百年的産物。“傳統社會的父母不會理會專家說什麼，也不擔心自己的養育方式會對孩子有什麼長期的影響”，但他們的孩子還是很健康地長大了。現代教育對于曆史的遺忘，從根本上忽視了養育是身體化、直覺性、情感性、道德性、傳承性的，人為地将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其自身内部也潛藏着重重危機。

綜合安氏家族的現代教育實踐，我認為這種危機表現為：技術和消費向生活世界的全面滲透所導緻的身心分離；社會階層和性别不平等的再生産；大人和小孩離開公共生活退守封閉的家庭，對彼此無限度的情感索求。

圖片來自讀小庫出品的繪本《困》（陳浠 著/繪）。

技術理性，對生活世界來說可能是災難

技術理性是經濟和效率的福音，但對生活世界來說可能是災難。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闡述了現代社會勞動者與勞動産品的對立以及勞動異化的問題，至今仍有啟發意義。

勞動所生産的對象，及勞動的産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産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勞動的産品就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物化為對象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現實化就是勞動的對象化......勞動的這種現實化為工人的非現實化，對象化表現為對象的喪失和被對象奴役，占有表現為異化、外化。

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因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産勞動的内在危機而被廣泛使用。所謂的異化與其說是勞動與勞動産品的分離，不如說是勞動與人的創造物、創造力的分離，人的勞動與精神、快樂的分離。我們可以用其來分析養育勞動的一般特征。從整個安氏家族現代教育的全景分析來看，民間養育學正經曆着個體身體與心靈的分離、勞動與快樂的分離、家庭成員關系的貌合神離。

首先是父母養育智慧和直覺的主體性喪失。

父母養育的具身性智慧、修身的教養讓位于文字化的專業知識，父母的身體投入和心靈投入呈現專業化、外包化的特征。“母親不再是養育的女皇，而是科學的奴隸”，Christopher注意到專業化機構對家庭權威的篡奪，教育協助機構通過對父母能力的貶低，通過反複宣稱隻有它們具備最适用于兒童成長的科學知識，以及不斷地慫恿父母放棄自己教育子女的權力并轉而求助它們，系統地剝奪了父母的權威......協助性機構的繁榮，使得父母不願再行使監管子女成長的權力，不願承擔撫養子女的責任。

族中的年輕父母對于“專業機構”的熱情非常高，以智育為主的科學早教潮流漸成氣候，且有低齡化、智育傾向明顯、跨階層參與、高代價化趨勢，這種高投入、高代價的育兒實踐使得族中的80—90後父母生育二胎的意願極低。

其次是勞動與快樂的分離。

當享樂離開了勞動，“生活喪失了其可能的嚴肅性；公共生活變成單純的娛樂；私人生活則成為刺激與厭倦之間的交替，以及對新奇事物不斷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層出不窮的，但又迅速被遺忘，沒有前後連續的持久性，有的隻是消遣”。

從整個家族的情況來看，祖輩的家務勞動被需要但不被尊重，年輕父母心安理得地“享樂”，依靠祖輩的勞動支撐。祖輩的尊嚴受損和情感缺失從孫輩身上得到補償，祖輩不斷地通過如食物填塞、玩具收買、放棄管教等以損害兒童成長為代價的方式獲取情感慰藉。

年輕父母和孩子依靠現成的、花樣翻新的食品、玩具、文化産品來表達自身，但這些産品并非他們的創造物，雙方都不得不借助網絡、新奇的技術來填補生活中心靈聯系的缺失，家庭和親子關系被貨币化。

最後，岌岌可危的親密共同體内部呈現男性與女性的分離、兒童與成人的分離。

封閉式的核心家庭結構容易導緻母親的“焦慮” “負罪感”和兒童“情緒的矛盾”。Poster指出，母親全身心地投入與孩子的關系，獨自負責滿足嬰兒的需求，與其他女性是孤立的，嬰兒稍有閃失她就會自責。

父母有系統地延緩兒童性活動滿足的年齡，導緻了兒童的性壓抑。父母會采用嚴苛的方式訓練孩子的大小便，而嬰幼兒為了獲得母親的愛，學會了放棄身體上的快感，但内心又是壓抑和生氣的。

族中的90後和00後兒童正在通過身體解放、通過黑色文學、通過一種形式和内容高度分離的語言來反抗父母，對于電子産品和網絡的依賴，也催生了一批“戀機仇母”的孩子，家庭親子關系緊張，父親不得不作為母親的助手，起着家庭“安全閥”的作用。

安德欣的妻子侯心蘭（1992 -女-專科-醫院合同工）經常抱怨丈夫“回來什麼都不幹，一頭倒在床上就睡覺，把孩子當寵物，逗兩下就去幹自己的事了，我累死累活的，他也不看在眼裡”。但有時候她也心疼丈夫工作很累、壓力很大，很後悔自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忽視了丈夫的情感。

突然來了一個小生命，當爸的肯定又驚又喜又郁悶，畢竟10個月都在媽媽的肚子裡，他的心情，高興是高興，得有個适應、過渡的過程。養孩子别太在意了，跟小狗子一樣“拉巴” (養大)，不要把全部注意力全都放他身上。(侯心蘭-1992 -女-專科-醫院合同工)

在安氏家族12個三代撫幼家庭中，年輕夫妻常與祖輩同住，有的夫妻因工作經常異地。年輕夫妻一起外出看電影、遊玩的機會幾乎沒有，性生活次數很少，性生活的質量也很低。祖輩兩地分居的情況非常普遍，大多一個在大城市裡，一個留在農村，祖輩也無夫妻生活可言。侯心蘭跟我說，她的很多同事和朋友都離婚了，離婚原因多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家務事。

你看現在離婚的，其實有什麼大事啊，沒什麼大事。就是因為男的在外面工作，女的在家裡帶孩子，兩人不溝通，互相不了解。(侯心蘭-1992 -女-專科-醫院合同工)

在馬斯特斯被廣為引用的文章——— 《危機中的父母》中， 83%的受訪夫婦在孩子出生後産生普遍、嚴重的危機感。女性常因沒有做一個好母親而内疚，父親則經常抱怨妻子的性冷淡，由于妻子退職而引起的經濟拮據問題，孩子所需的附加花費也增添了他們的苦惱，總之，父母角色毫無魅力可言。

核心家庭内部親密關系的強化是以犧牲婦女和兒童的公共參與、犧牲父親的家庭參與為代價的。伴随着家庭内部角色的分化，男性進入了廣闊的職業市場，而婦女和兒童越來越被束縛在家庭之中。工作領域和家務、照顧領域的分離，使得丈夫與家庭日常生活脫離，與妻子、兒女的關系日趨疏遠。核心家庭的這種養育分工，不僅容易造成母親的教育焦慮和父親的邊緣化，還容易導緻家庭危機。

圖片來自讀小庫出品的繪本《困》（陳浠 著/繪）。

密集母職的概念形成一種文化霸權，限制了母親的自我發展

從安氏家族的情況來看，越來越多的母親為了敦促孩子的學習，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發展，專門在家“陪讀”。教育孩子成為母親身份認同的主要來源，這同時也給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壓力。

“完美母親”的角色期待，無視社會底層和少數族群母親面臨的階級和文化困境，在科學育兒的标準下，她們可能被視為“壞母親”。

福柯認為，密集母職的概念形成了一種文化霸權，當有母親企圖挑戰或不遵循這套霸權機制時，便容易被貼标簽或定義為“不稱職的媽媽”或“失敗的媽媽”。這種母職的意識形态，不但限制了母親的認同和自我發展，也造成其經濟依賴的不利處境，使其成為神經質、歇斯底裡的女性。

Griffith和Smith指出， “美國式的标準家庭意識形态”使得教育體制成為階級與性别不平等再生産的機制：國家和學校敦促家長負責孩子學習的背景工作，創造出一種鼓勵學習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成就展現出高期待，促使家長積極參與學校和社區的教育，而這些工作通常由母親來完成，且隻有經常在家的母親才能扮演好這種角色。如果職業婦女缺少時間投入，便會充滿罪惡感，繼而又鼓勵了“父親養家，母親照顧”的傳統性别分工。

族中有工作的年輕媽媽們承受着雙重重擔，她們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把家務、撫養子女放在首位。族中的80後父母們為了解決這種沖突，通常把家務勞動推給祖輩，使得祖輩的經濟和體力資源被“剝削”。

安迪·格林認為，不管向勞動階級提供教育在理論上有多麼冠冕堂皇，在實際中對他們來說幸福可能是不公平的。因為它讓勞動階層瞧不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教會他們成為可能所要從事行業中的好手。學校教育非但不會教會他們服從，反而會讓他們變得偏激和難以馴服。學校教育不僅“培養學生對統治階級文化的認同與尊重，同時還不斷排斥被支配集團的曆史、經驗與夢想”， “對于一個下層子弟來說，學校的生活意味着與其家庭、與其血肉相連的生活的斷裂”。

另外，主流價值觀通過國家介入、商業的宣傳不斷形塑“愛” “幸福” “有質量的陪伴”等觀念，讓年輕父母覺得“我應該如此生活” “我應該這樣教小孩”“父母應該這樣教我”。他們的觀念一旦與主流觀念相悖，往往伴随着污名，他們會覺得“我的家庭是有問題的” “我的父母是有問題的” “我是有問題的”，并參與到對自身文化的口誅筆伐中，加劇了弱勢群體文化的消弭和文化上的不平等。

從安氏家族的情況來看， 80後父母對孩子學業的狂熱關注和對藝術特長的追逐，讓自己和孩子陷入了瘋狂的教育競賽和文化補償中。人們對于學校教育的過度追逐、對于不斷更新的技術和文化産品的依賴，使得成人、兒童和教育之間經曆着一場深刻的異化，導緻了身心的分離、勞動與快樂的分離、親密關系共同體的貌合神離。母職至上和完美育兒理念、文憑主義再生産了性别和階層的不平等。

圖片來自讀小庫出品的繪本《困》（陳浠 著/繪）。

兒童淪為成人的玩偶，成人淪為兒童的仆人

現代教育導緻的個體身體與心靈的分離，階層、性别不平等的再生産并不是其最根本的危機。現代教育最根本的危機是造就了一批不願意長大的兒童化的成人和心智早熟而生計晚熟的成人化的兒童；造就了兒童對于成人的經濟依附和成人對于兒童的情感依附；兒童淪為成人的玩偶，成人淪為兒童的仆人。

成人世界對于自主、創造、個性化的提倡往往是成人洞察和默認了這種依附關系後對兒童小打小鬧的補償和安慰。經曆了戰争、饑荒、各種運動的50—60後，出生在戰後生育高峰時期、經曆了激烈教育競争的70—80後，在中國城鄉對立的工業化進程中，在獨生子女政策對家庭生态改變的影響下，産生了對兒童過度的情感依賴，兒童受到過度保護已是不争的事實。

本研究認為，兒童正發展為一個“特權階層”，并作為智育的機器存在。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排除孩子成長的風險，孩子被禁锢在家庭有限的空間裡受到監管和馴化，每個人都把家庭當作充滿危險的世界中的避風港灣，而不是幫助人通向廣闊社會的橋梁。

孩子成了“寶貝疙瘩”，每位照顧者都不願意成為風險的擔責者。族中老人在帶孩子的時候，隻有“親的份、養的份，養得白白胖胖、沒病沒災就行了，沒有教育的份”，孩子越來越驕縱。

另外，老人也不敢管，哪怕給一個難堪的臉色，就可能會與兒子、兒媳發生口角，為了避免矛盾，他們在教育上一般不過多幹涉。孩子們越來越“寶貝”，越來越不好“管”，老師和學校也越來越不敢管，管了後果可能還很嚴重。

族中一位當老師的家長說， “有一次，一個小孩翻牆進學校，破壞了防盜窗進到教室，把班裡同學的書包扔得到處都是，老師批評了她，但家長氣勢洶洶來問罪，要告老師當衆羞辱”。

老師教學時一不小心就落一個“變相體罰”的“罪名”，大聲批評學生，可能就是“諷刺性呵斥”。在這種情況下，老師隻能得過且過、明哲保身，放棄教育的天職。對于風險的排除，必然導緻成人放棄自己的教育責任，并讓孩子錯失成長的機會。

盧梭在《愛彌兒：論教育》中提到父母之愛的過度和誤用造就了“一些早熟的果實，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要腐爛，造就了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态龍鐘的兒童”。

現代教育傾向于把年輕一代逐漸同成人世界隔離，剝奪了他們與外部世界接觸的機會，增加了他們對父母的依賴性，窒息了兒童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導緻了個體性的喪失，也導緻了成人缺乏公共精神。

社會一方面把年輕人從成人世界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又想把年輕人訓練成合格的成年人；一方面推宕年輕人責任期的到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們有責任感。這種前後矛盾、具有間斷性的過程，鑄造了一批順從、随和、充滿着保守安全意識的成年人。

在這種背景下，巨嬰和小大人在封閉的家庭中陷入了互相依附狀态，這種基于依附而生長出的“愛”缺乏公共精神，婦女和兒童從公共生活中退出，男性從家庭生活中退出，家庭生活裡失去了公共的精神，公共生活裡沒有了家庭的溫情。

對于兒童的愛，要超越私人家庭的邊界，把兒童和成人重新從家庭中解放出來，引向公共生活。不過，比起傳統社會和集體化時代的兒童，網絡新生代取得了更多參與文化創造的機會，取得了身體和愛情相對自主的決定權利，這種進步如果加上公共生活和嚴肅精神生活的重建，就意味着童年和教育走向了新的時代。

原作者 | 安超

編輯 | 申婵

導語校對 |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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