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自從司馬遷發現氣候脈動的三十年周期性（即“夫國運三十年一小變”）以來，中國經曆了數十次氣候脈動。現在把每一個節點的氣候脈動及其社會影響總結出來，看看古代社會是如何響應氣候危機的。可以說，所有重大改革，都是在響應某種環境危機。本文從一個側面來認識和驗證《氣候與社會》中的氣候變化規律。

金朝正大四年(1227) 八月葵亥，“是日，風、霜，損禾皆盡”；天興元年(1232) 五月辛卯，“大寒如冬”。

嘉定六年(1213年)六月，亡暑，夜寒，與京房‘當燠而寒’同占”。“(嘉定)六年二月丁亥。雪。六月，亡暑，夜寒”[1]。在低溫的刺激下（以及誘發的蒙古入侵），1214年，金遷都南京（開封）。在寒風中，1234年，金遷都蔡州，并滅亡。

并行于會子的發行，北方的女真金政府在1154年設置交鈔庫，發行交鈔，有5種大鈔，從1串到10串，還有5種小鈔，從100文到700文。這部分交鈔本來也以7年為界，到期換領新鈔。所有紙币在流通7年後都會到期。但是，公元1189年取消了這個7年的限制（這是響應遷都北京導緻的乙類錢荒，暖相氣候也有貢獻），随後出現了通貨膨脹和紙鈔貶值。

金交鈔，正式發行被南宋還要早，但沒有注意經濟規律，讓貨币危機拖垮了政府。

值得一提的是，淳熙十二年（1185），宋孝宗還表示自己因擔心會子貶值[2]，“幾乎十年睡不着”“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收會子”。他兒子宋光宗完全沒有這個顧慮，紹熙元年(1190年)立即宣布第7、第8界會子展界[3]，說明當時暖相氣候帶來的市場擴張是全球性的。在這種暖幹的氣候特征之下，有陸遊晚年觀察到的圍湖造田行動[4]。

由于紙币沒有控制發行量和金額的限制，因此其名稱多次更改，以避免名義上的貶值（說明這是應對乙類政府錢荒的措施）。1215年更名為貞祐寶券，1217年更名為貞祐通寶，1221年改名為興定寶泉，1222年改名為元光珍貨，1233年改名為天興寶會，幾個月後金朝滅亡。金朝滅亡是金融政策失敗的結果，也是氣候脈動的結果[5]。

由于女真政權缺乏足夠的環境危機的彈性，隻能靠超量發行紙鈔（通貨膨脹）來應對氣候危機，所以女真的滅亡是必然的結果，因為他們不懂得應對環境危機的經濟原理。

在下面的表中，我們可以在認識到當時金融改革的微妙時機。注意，宋金之間在金融政策上的同步性，是氣候脈動造成的。放棄分界意味着無限通貨膨脹，是政權即将喪失自控自救能力的标志之一。

表. 南宋和金發生金融改革時機。

從這張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政權幾乎在相同時間面臨着相同的金融挑戰，金在1154年發行紙鈔（為了南下），宋在1161年發行紙鈔（為了北伐）。當他們在公元1190年前後面臨類似的危機（全球變暖）時，金政權選擇放寬紙币的發行限制（以滿足不斷增長的紙币需求），而南宋政權則選擇延長紙币的流通時間（以應對不斷增長的紙币需求）。後者将紙币發行的失控時間成功推遲了60年（一個完整的氣候周期），因此獲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盡管雙方的主觀決定都在應對當時的政治挑戰（或外部沖突），但氣候脈動是政治危機和金融危機背後的根本動力。

金國地理位置居中，不能南下滅宋，隻能被蒙古滅亡。鮮卑人的北魏政權就是前車之鑒。

金國是一個漁獵文明建立的政權，不懂得礦冶緻富的道理，用強權推動紙鈔發行；面對環境危機，隻知道用紙鈔超發來解決甲類和乙類錢荒；金國的紙鈔承擔着支持金國兩面作戰的任務，而當時的環境危機又非常嚴重；蒙古可以靠征服戰争來緩解環境危機，女真不能南下，也不能北上，隻能坐等滅亡。紙鈔的通貨膨脹拖垮了女真政權，可以說女真敗于紙鈔。

[1] （元）脫脫，宋史·卷62·五行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5

[2] 撰人不詳，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62·淳熙十二年七月癸未

[3] （元）脫脫，宋史·食貨志下三

[4] （宋）陸遊，老學庵筆記·卷二

[5] 葛全勝，中國曆朝氣候變化[M]，科學出版社，2011，第4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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