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記載古權國始于商代，為武丁後裔之國，相關商代子姓權國的信息記載不确，我們熟知的權國是周代之權。商周兩權顯然有承續關系，一般認為，周取代商後，很少有殷商子姓之國幸存，那麼這個子姓權國也很有可能被其它姓氏所替代。還有它的地望，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載：“商武丁之裔孫封于權，其地南郡當陽縣權城是也。”當陽縣，即現在的湖北當陽市，據說荊門沙洋縣馬良鎮境内有權縣遺址。當陽市權城為春秋權國故地，境内有權水，《水經注》載，“沔水（漢水）又東右會權口，水出章山，東南流經權城北，古之權口也。”權城、權口的确切位置尚有争議，但春秋之權在湖北當陽境内是肯定的。當然，這裡并非商代之權的始封地，商代武丁所封權國應該不會封得那麼偏僻，故湖北之權像其它漢陽諸國一樣當屬于周後改封。

權縣遺址

“權”字的起源可能跟早期的“稱”有關，古人很早就利用杠杆原理發明了“稱”，這是一種以“錘”為标進行左右對比得出數據的行為。“稱”的甲骨文為“用手抓物的稱舉之狀”，因為“稱”的主要用途在于稱五谷，所以金文加了“禾”。那麼“稱”又怎麼會跟“權”聯系在一起？原來“權”的初始意義是一種樹木，最早的稱取材于這種樹木。《爾雅》釋“權”為“黃英”，即為《說文》中的“黃木”，早權部族應該是個最早發明“稱錘”的部族，“權”作為稱錘之義後，“黃木”的本義逐漸消失。稱物需要對比，引申到“權衡”，權衡之後得出的數據由執權（稱）人說了算，演變為“權力”，又執權（稱）比對時需要以手用力舉稱，故有了“拳力”，“拳（㩲）力”之“拳”即來源于“權（權）力”之“權”，兩者通，所以音同，“權”字的意義再次發生演變，其“稱錘”之義漸漸消失，被“稱”徹底取代。

西周之後，南方的諸侯國大都是作為周王朝以蕃屏周的籌碼，再封後的權國也不例外。當時的楚國疆域不大，與權國比鄰。進入東周後，楚國強勢崛起，權國擋住了楚國前進的步伐，吞并權國勢在必行。《春秋·莊公十八年》載：“初，楚武王克權，使鬥缗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當初，楚武王吞并了權國，設權為縣，因此，權縣是中國史上第一個縣，為後來的郡縣制開了先河，鬥缗也成了史上第一個縣長。楚王派鬥缗（mín）去打理權地，但楚國初設縣制也不是那麼一帆風順，封建專制仍然根深蒂固。沒多久，鬥缗聯同權民想把權地據為己有，自立為君，很有可能是受當地權民煽動所緻。楚王于是派出重兵包圍了權地，鬥缗被殺，将造反的權地遺民全部遷往那處（湖北荊門），再任命閻敖為縣尹去管理這些權民。楚文王時前689年，與楚國聯盟的巴國突然背叛楚國，攻擊楚國安置在那處的權民，那處被巴人占領，閻敖也因為丢了那處被楚文王處死。

以上記載是史官以回憶的方式叙述的，當時已是楚文王在位時，那麼楚武王滅權國具體是在哪一年呢？《左傳·桓公八年》中有“（楚）戰于速杞，随師敗績”的記載，這就是春秋初期的“速杞之戰”。公元前704年，楚随兩國在速杞（湖北廣水市應山區）這個地方發生了一場大戰。随國是當時漢陽諸國的老大，也是楚國北上的第一道關卡，随國聯同周邊一縱小國對楚國長期實施打壓，最終成為楚武王伐随的導火索。權國作為漢陽諸國的一員，自然也參與了這場戰争，但這場戰争最終以随國聯軍大敗而告終。因此，權國也極有可能在這次戰役中成了犧牲品。

權國族人的第二個家園那處遭巴人洗劫後，去向不明，但權人以國為氏，形成權姓。權姓在漢族中分布較少，卻是朝鮮族的大姓，現在的朝鮮和韓國多有權姓，不知道跟春秋權國有沒有關系。但據《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秦滅楚後，占權縣，遷權氏于隴西，因居天水，是說權氏族人在戰國末年被秦人遷到了甘肅天水一帶。

文/堰風

商周古國——耿國，曆經商周兩代，晉國趙氏在此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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