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篇第25章

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誰：何也！形聲字。從言，隹（zhuī）聲。金文字形，象鳥在叫。基本義：疑問代詞，指什麼人。

如《左傳·隐公元年》：“其誰曰不然？”讀音有兩種，一般來說“shuí”為讀音，多見于莊重場合和極富感情的詩朗誦中；“shéi”為語音，較生活化，多見于影視劇節目和日常生活中。

誰也指哪個人、哪些人，如唐·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毀：缺也，形聲字，從土從毇（hui）省。毇指碾米或者舂米，土加毇省意為擊打、踩壞之意。“毀”的原義就是破壞、損壞，如“燒毀”、“焚毀”等。《易·系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詩·豳風》：無毀我室。

毀後延伸指虧缺、減損，如毀齒，意為乳牙脫落，更生恒齒。

毀又指诽謗、诋毀，如“積毀銷骨”。指不斷地毀謗能使人毀滅。

毀也指居喪期間過度悲傷而損害健康，如“毀疾”、“毀顔”。 《禮·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

譽：偁也。從言、與聲。譽的原義就是稱贊、贊美，如《禮記·表記》：君子不以口譽人。

譽也指名譽、榮譽，如《韓非子》：譽輔其賞，毀随其罰。

譽也通“與”，如《管子·明法》：交衆譽多。

《論語集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試：考察。

直道：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正直做人，不媚上、不瞞下、不偏袒、不自私。孔子曾說：“以直報怨”、“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中的“直”，就是指“直道”。

全文理解為：

孔子說：“我對于别人，毀謗了誰？贊譽了誰？如果有所贊譽的話，一定對他有所考察。夏、商、周三代的人都如此，所以能直道而行。”

明末江西新建人程登吉編了一本啟蒙讀物《幼學瓊林》，他這樣形容孔子對人的點評： “一字之褒，榮于華衮；一字之貶，嚴于斧钺。”

意思是：得到孔子一個字的表揚比得到華麗的衣服還要光榮，受到一個字的貶損比受斧钺之刑還要難受。

左丘明曾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賢人誰能修之？”

《春秋》的記述，用詞細微而意思顯明，記載史實而含蓄深遠，婉轉而順理成章，窮盡而無所歪曲，警戒邪惡而褒揚善良，如果不是聖賢，誰能做到？

孔子不會随便批評、诋毀一個人，也不會随便褒揚一個人。而是通過精準的用詞來定義、陳述事實，讓事實自己說話，所謂“盡而不污”，被批判的人，權勢再大，也心服口服。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

錢穆曾說：“孔子著《春秋》，不虛誇人之美，不隐藏人之惡。無論褒貶，一概用事實說話，一如其實，事以明道。”

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一個道理：無論我們是表揚一個人，還是批評一個人，都要經過自己認真的考察。而不是不知前因後果就随便跟風，盲目亂說。 毀譽見于直道，而直道自然在人們心中。

《樂毅報燕王書》雲：“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絕交了，不必诋毀對方，别人毀我或者譽我，也不必太在乎。

毀譽是大事，要非常小心在意，對待他人，要杜絕诋毀，謹慎贊譽，一切立足于事實說話，隻說事，不說人。

對于媒體來說，該褒揚的要大力褒揚，該貶損的要依照事實大膽貶損，隻有這樣，人們的價值觀才不會紊亂。人們才會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該做，社會風氣就會好起來。

《春秋》和“春秋筆法”

《孟子·離婁》說：“《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

意思就是：當時各諸侯國的史書一般都叫《春秋》，隻是魯國就叫《春秋》，沒有加個專名，而晉國、楚國自己加了專名。《春秋》就是個共名。

古時曆法先有春秋，後分冬夏二時。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就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稱的由來。

所以如果有人說孔子從小就開始讀《春秋》，不要覺得奇怪，因為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史書都叫《春秋》。

我們現在通常所指的《春秋》即《春秋經》，是我國古代史類文學作品，由孔子編撰。

魯哀公十四年（前841年）春，魯國在大野（今山東嘉祥縣的獲麟堆）圍獵，大夫叔孫氏的車手鉏商獲得了一隻怪獸，大家都以為不吉祥。

孔子看了說，這就是瑞獸麒麟！并歎息嘉瑞之無應，吾道之窮矣！于是停止了《春秋》的編寫，李白有詩雲：“希聖如有立，絕筆于獲麟。”所以《春秋》也叫《麟經》、《麟史》。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目的在于懲惡而勸善，所以“《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春秋》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它是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一，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也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

據一些文學著作記述，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春秋》是由魯國史官記錄大量當時本國諸侯，大夫，國人等失禮非禮之事；

魯國史官也會收集其他諸侯國公侯大夫等失禮非禮之事，會記錄諸侯國公侯間大夫等間書信内容，比如晉叔向與鄭國子産關于鑄刑書的書信，其中記錄了齊國史官因為保持真實記錄而被殺掉的事件等等。

現存《春秋》，從魯隐公記述到魯哀公，曆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說。但後世亦有不同說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說：《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于後世者也。

石韫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說：《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雖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針砭”成為獨特的文風，為曆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

《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現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說》，都說是一萬八千字（張說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說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脫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遺漏記。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餘（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近代學術界曾對于《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然而史料記載中并沒有對《春秋》的曆史記載産生懷疑。

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說：“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将來之法。”

朱熹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确指出：”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但《春秋》的“微言大義”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說‘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

也許正因如此，《左傳》才會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蘊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學著作，這是從先秦孟、荀到兩漢馬、班諸家一緻的看法。

兩漢以後，今文經學衰微，學者多受古文經學門戶之見的影響，開始視《春秋》為曆史學著作，并由此引發了長期以來聚訟紛纭的《春秋》性質之争：史書？經書？文學？政治學著作？亦經亦史？

無論從哪方面考量，《春秋》的開創之功都是無可争辯的。

它的編年體例，為史學三大體例之一，“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垂範千秋，繼之者衆，《資治通鑒》最稱出類拔萃。

它的私修性質，打破了官方對史學的壟斷，成為諸子百家争鳴的先聲。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達三分之一，亦可說是受其引領所緻。

它的春秋筆法，姑且不論有多少後人穿鑿附會之處，但其本身所彰顯的史學精神卻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無畏，剛直無私。

中國史脈能綿延至今而不斷，與孔子當初所賦予的那股堅韌之氣息息相關。聖人其萎，而《春秋》不老。愛讀《春秋》者，代不乏人。

最為民間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國那位與孔聖人齊名的關聖人關羽了。君不聞一幅對聯有雲：

孔夫子，關夫子，萬世兩夫子；

修春秋，讀春秋，千古一春秋。

《春秋》因文字過于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

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谷梁赤《春秋谷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

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