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如何體現和界定?公共利益界定标準模糊頻惹糾紛專家建議，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公共利益如何體現和界定?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公共利益如何體現和界定

公共利益界定标準模糊頻惹糾紛專家建議

界定内涵擰緊公共利益閘門

□ 本報記者 王 陽

□ 本報見習記者 白楚玄

公共利益，顧名思義，非個人利益之謂也。表面看來，公共利益一詞定義明晰。然而，這一廣泛見之于諸多法律的詞語，卻難以找到統一的定義。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就荊州市某餐飲公司訴市政府行政複議決定一案近日作出二審判決，其駁回上訴的理由是環保部門的行政行為雖然确認違法，但撤銷處罰決定“将存在給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隐患”。

類似案例并不鮮見。202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人民政府的一份征收決定作出再審判決，認為區政府未提供足夠證據證明撤銷征收決定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損害，改判撤銷其作出的征收決定書。

有專家告訴《法治日報》記者，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導緻司法實踐中亂象叢生。依據現行法律，公共利益雖與個體利益屬相對應的範疇，但本質上兩者都是保護的對象。出現沖突時，應當先考慮同時保全公共利益和個體利益，然後才考慮公共利益在法律保護上的優先順位。此外，國家立法機關應盡快明确公共利益概念，統一法律适用标準。實現公共利益時，将個體利益的損害降到最小。

公共利益相關糾紛頻發

守住公平正義司法防線

2019年6月3日，北京互聯網法院依法向“暗刷流量”案雙方當事人送達判決書。同時，北京互聯網法院也收到了本案雙方當事人主動繳納的非法獲利款——原告常某某向法院繳納了非法獲利16130元，被告許某繳納了30743元。至此，這起全國首例涉及“暗刷流量”虛增網站點擊量的案件順利履行完畢。

北京互聯網法院認為，“暗刷流量”的行為違反商業道德底線，使得同業競争者的誠實勞動價值被減損，破壞正當的市場競争秩序，侵害了不特定市場競争者的利益，同時也會欺騙、誤導網絡用戶選擇與其預期不相符的網絡産品。常某某與許某之間“暗刷流量”的交易行為侵害廣大不特定網絡用戶的利益，進而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違背公序良俗，其行為應屬絕對無效。

關于公共利益的案例，還有在網絡上沸沸揚揚的楊帆勸阻吸煙緻人死亡案。

此前，段某在電梯内吸煙，楊帆進行勸阻，二人因此發生語言争執，物業工作人員發現後調停。然而，年近七旬的段某在進入物業辦公室後突發心髒病，經搶救無效死亡。根據公平原則，一審法院判定楊帆向段某家屬補償15000元，段某家屬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否定了楊帆勸阻吸煙行為與段某死亡結果之間在法律上存在因果關系，認為“勸阻吸煙是維護公共利益的行為”，在楊帆沒有提起上訴的情況下撤銷了一審判決，免除了楊帆的補償責任。

中南财經政法大學教授郭澤強告訴《法治日報》記者，法律的作用之一，是維護社會公知良序、公平正義。法院能給維護法律和公德的一方以公正的判決，讓人們在今後面對違法行為時有挺身而出的勇氣和底氣。二審法院就事論事、就案論案，不累及其他，第一時間糾正一審法院使用法律錯誤而沒有讓見義勇為者因此受到傷害，體現出司法機關在面對複雜糾紛、輿論關注等各種壓力時的擔當和定力，更守住了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

公共利益缺乏明确定義

存在随意适用法律風險

究竟何為公共利益目前并沒有統一的定義。面對因為沒有界定而受到諸多質疑的“公共利益”，立法部門的解釋是：在不同領域和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是不同的，情況相當複雜，不宜也難以對各種公共利益作出統一規定。

在北大法寶網站上，《法治日報》記者以“公共利益”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提及“公共利益”的現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規、司法解釋、部門規章共有2100部。然而，在數量如此龐大的法律法規中，《法治日報》也未找到公共利益的準确定義。

2020年11月26日，湖北省高院就荊州市某餐飲公司訴市政府行政複議決定一案作出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理由是環保部門的行政行為雖确認違法，但撤銷處罰決定“将存在給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隐患”。

2018年1月，荊州市環保部門以荊州市某餐飲公司水上餐廳“存在未辦理環評手續擅自建設主體工程，未配套建設環境保護設施且未經‘三同時’驗收的情況下擅自投入經營，經營廢水超标排入長江”為由，拟決定對荊州市某餐飲公司水上餐廳實施停業、關閉的行政處罰。

荊州市某餐飲公司向環保部門提出申辯，環保部門采納了該公司“不存在超過國家規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準排放水污染物”意見，但以該公司存在“在經營活動中将油水分離器中的部分餐飲廢水直接排放至長江，對周邊水環境造成影響”為由，作出罰款10萬元的處罰決定。

2018年11月，荊州市環保部門以同一事實和理由，再次決定對荊州市某餐飲公司作出停業、關閉的行政處罰。

荊州市人民政府複議後認為，處罰決定存在認定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形，依法應予撤銷。但又認為，如果撤銷處罰決定，荊州市某餐飲公司可能恢複經營，其對周圍環境造成污染的風險仍然存在，亦存在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人民群衆的生命健康造成重大損害的隐患。

最終，荊州市人民政府确認環保部門的行政行為違法，但不予撤銷。

荊州市某餐飲公司訴至法院，但荊州市中院一審和湖北省高院二審均支持荊州市人民政府複議時的觀點，判決環保部門的行政行為違法，但不予撤銷。

荊州市某餐飲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該公司認為，環保部門第一次處罰後，該公司對經營場所進行了徹底整改，達到相關排放标準，不存在會給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

在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訴訟服務中心，接談法官對荊州市某餐飲公司負責人進行訴前化解。接談法官認為，長江生态環境很嚴格，這是一個大的政策要求，政府隻是作出關閉行為，沒有顯示罰款，再審沒有實際意義，“直接回去走賠償訴訟就可以了”。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專家胡功群說，公共利益和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則相似，屬于抽象的法律原則，在适用時存在一定的靈活性。但實踐中法官所援引的規制越具體，越能體現出司法的專業性和中立性。在立法沒有對公共利益進行定義的前提下，依靠專長于依法斷案的法官去援引和解釋公共利益，可能導緻随意适用法律原則的風險，影響司法的可預見性和公信力。

立法界定公共利益内涵

行政權司法權同時介入

據《法治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2009年至今，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有40多萬份裁判理由中涉及“公共利益”的判決、裁定，其中大部分法律文書沒有對何為公共利益進行解釋，有的法院或者隻引用公共利益這一名詞，或者相對随意地對公共利益作出解釋，甚至存在濫用“公共利益”的情況，影響了裁判效力的穩定性。

此前，何樹秀與廣東某某律師事務所簽訂委托代理合同，約定風險代理，後廣東某某律師事務所以何樹秀未經其同意私下撤訴為由，要求何樹秀支付合同約定的全部律師費。

廣東省佛山市禅城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廣東某某律師事務所為獲取利益最大化的可能，限制委托人何樹秀進行調解、和解、撤訴、放棄訴訟請求等訴訟權利，侵犯了何樹秀在訴訟中的自由處分權，違反了社會公共利益。

對于何為公共利益，二審法院認為，廣東某某律師事務所及其律師作為法律服務者，在接受當事人委托代理訴訟事務中，應當尊重委托人關于接受調解、和解的自主選擇。基于多收代理費的目的，限制委托人接受調解、和解，不僅侵犯委托人的訴訟權利，加重委托人的訴訟風險，同時也不利于促進社會和諧，違反社會公共利益。最終法院駁回廣東某某律師事務所的上訴。

《法治日報》記者采訪得知，司法實踐中，除了上述涉及公共利益的糾紛外，土地、房屋的征收決定也是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沖突較為明顯的領域。

據上海律師林思貴介紹，房屋征收決定，指的是市縣級政府對某國有地塊上房屋進行征收的行政決定，一旦被撤銷，便意味着該行政決定失去了效力，這将直接導緻征收工作的夭折，倘若征收人仍想在該地塊進行征收工作，則需要重新開始征收前置程序。司法實踐中，确認征收決定違法的判例時有發生，但是撤銷征收決定的案件少之又少。

不過，《法治日報》記者發現，近年來，撤銷征收決定的案件有慢慢增加的趨勢。

2017年8月8日，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人民政府作出征收決定書，王先生的房屋被納入棚戶改造項目的征收範圍。

一審法院以安順市西秀區人民政府作出征收決定合法，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為由，駁回王先生的訴訟請求。二審法院則确認征收決定違法，棚戶改造項目是政府重要的安居保障性工程，公益屬性明顯，一旦撤銷将會損害更大的公共利益。據此判決不予撤銷。

202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一槌定音：安順市西秀區人民政府所作19号征收決定，超越法定職權，缺乏法律依據，且并未提供足夠證據證明撤銷案涉征收決定會給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被訴征收決定具備撤銷的現實基礎，終審判決撤銷安順市西秀區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決定。

安徽财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張運書認為，盡管精準界定公共利益存在困難，但公共利益的基本特性可以明确：第一，主體的不特定性。公共利益的主體是不特定的多數人或全體，這些不特定主體的共同利益，指向主體利益相一緻的方面。第二，直接相關性。公共利益也應為利益主體所直接享受，要避免把與公共利益間接相關的事項都歸為公共利益。第三，目的的非營利性。政府征收不能以營利為目的，否則就不屬于公共利益。

“最高法判決撤銷安順市西秀區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決定，其核心價值在于首次明确了公共利益究竟是否因撤銷違法的征收決定而被損害，需要法院根據在案證據和所能查明的事實依法審查。”張運書說。

北京大學法治與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錫鋅指出，由于公共利益在現實中的不确定性，行政機構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由于行政主體并非當然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加之行政權具有天然的擴張性，這就可能帶來行政執法中自由裁量的濫用。在法律沒有給公共利益劃定一個界限範圍的情況下，國家機關可能會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事項貼上公共利益這一标簽。因此公共利益的實現，不僅需要立法界定内涵，還需要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介入。

來源：法治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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