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歲老人5年詐騙好友280餘萬元在K歌平台打賞主播;天津14歲女孩沉迷直播,一年打賞主播200萬元;90後出納挪用公款4800萬打賞女主播……
扭曲的直播打賞背後存在哪些誘因?産生過哪些訴訟糾紛?判決結果如何?南都記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以“直播 打賞”為關鍵詞,共檢索到1373篇判決書,對以直播打賞為直接誘因引起的民事糾紛及刑事案件進行篩選分析,試圖通過歸類相關司法案例,作出解答。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直播 打賞”搜索結果梳理各類案由判決書數量;僅統計由直播打賞直接引起的民事及刑事案件(部分),統計時間截至2022年3月。
利用直播打賞實施詐騙
今年央視3·15晚會上,一開場就曝光了直播間運營團隊的欺詐斂财騙局。報道指出,名為聚享互娛傳媒有限公司的運營機構依靠男運營冒充女主播,不斷色誘刺激粉絲“大哥”為其豪擲千金。據悉,該公司于3月4日即被哈爾濱市警方打掉,抓獲犯罪嫌疑人5人。
在裁判文書網上,類似的犯案過程十分常見。在相關搜索結果中,出現最多的案由就是“詐騙”,共公開了295份判決書。
2021年11月10日,山東省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了一起團夥詐騙案,被告人鄧某等21人均因構成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至十年不等。判決書顯示,2019年7月,被告人鄧某成立南昌公司,在網絡平台開設視頻直播間。為騙取錢财,其以公司名義招募女主播和經紀人,并設立多個直播團隊,每個團隊由一名組長、一名主播和若幹名經紀人組成。組長和經紀人冒用主播的身份,通過“NICO”“春風十裡”“一周CP”等網絡交友軟件添加男性被害人為微信好友進行聊天,按照公司提供的“話術”将被害人誘騙至直播間。組長和經紀人、主播相互配合,采用裝可憐、與其他主播pk、與平台解約要完成任務、虛假打賞等理由烘托氣氛,誘騙20餘被害人充值打賞52萬餘元,而後又以類似手段實施多次詐騙。
挪用公款打賞主播
3月30日,一條名為“90後出納挪用公款4800萬打賞女主播”的新聞沖上熱搜。據有關報道,山東濟南一名90後出納,為鞏固其在直播間“榜一大哥”的地位,挪用公款4800餘萬元用以直播打賞和遊戲充值,被判職務侵占罪,獲刑12年。據其所述,為了誘導他打賞,主播會給他發一些暴露照片和視頻,說一些情話。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了35篇類似案件判決書,涉及34起案件。最新公開的一份判決書由黑龍江省甯安市人民法院發布,該案于2021年10月作出判決。判決書顯示,2020年5月至7月,被告人範某在任甯安市某物流公司經理期間,利用其主管公司業務的職務之便,非法侵吞公司資金20餘萬元。後範某通過微信和支付寶将侵吞錢款陸續投進一直播平台“愛尚”,以看直播PK的方式打賞揮霍。被告人範某因職務侵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緩刑一年。
類似刑事案由還有挪用資金,裁判文書網上,挪用資金用以直播打賞的相關刑事案件共有7起,涉案金額最高的達480萬餘元,被告人均被判處有期徒刑,最長時間為四年六個月。
直播間刷榜借貸糾紛
由直播打賞引起的還有民間借貸糾紛,裁判文書網公開的相關文書有68篇,其中67篇為民事判決書。梳理判決書發現,其中有一類借貸緣由因直播間刷榜而起,主要有兩種情形:其一,主播為原告,轉錢給被告人,讓其在直播間打賞刷榜、增加人氣,而後對方賴賬;其二,主播為被告,多以戀愛關系為由向原告借錢,約定原告以打賞形式給出,過後被告拒不退還。
2021年4月,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針對一起直播間打賞虛拟禮物借貸糾紛作出二審判決。判決書顯示,被告人李某為某直播平台主播,2020年5月,其與原告金某簽訂《墊資協議書》,用于李某的人氣及形象包裝,雙方約定,在李某直播時,由金某向其刷禮物搶小時榜和PK,事後再由李某将墊付的資金償還給金某。2019年9月至2020年4月,金某在某直播平台上向李某打賞虛拟禮物,共計82萬元。該案終審判決支持要求李某向金某返還相關墊資款,其中包括在某直播平台刷送的82萬元。
該案中,原告金某訴稱,李某委托金某打賞虛拟禮物的行為,不僅可以帶動其他某直播平台用戶共同打賞,在熱度較高時還可以獲得其演藝公司推捧服務,同時還可獲得直播間為産品提供廣告宣傳。
“熊孩子”巨額打賞退款糾紛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幹問題的指導意見(二)》,明确未成年人網遊付費、直播打賞支出可退還。自2020年起,未成年人打賞相關訴訟案件數量明顯上升。
梳理20份相關文書發現,涉未成年人直播打賞的糾紛案由以網絡購物、網絡服務、确認合同效力等合同糾紛為主,打賞金額最高達110萬餘元。分析未成年人打賞原因,多由子女不在父母身邊、監護人因病無力照看子女、疏于對手機管控導緻。
具體司法實踐中,并非都以平台退還打賞費用收場,監護人全額追回錢款的難度較大。分析相關文書,有近六成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敗訴原因包括“充值賬号存續期間有成年人聊天迹象”“原告未舉證證實交易行為”“打賞時間、金額與平台提供明細不能相互印證”“原告提交的相關證據不足”等。四成勝訴判決中,法院多支持平台返還部分錢款。
如在貴州省安順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年8月審理的一宗案件中,法院認為上訴人袁某金雖提供了農行卡回單、聯網查詢憑證、交易明細等證據,但僅能證明其銀行卡内資金減少及在網絡平台上存在消費行為,并未涉及網上消費系何人所為的事實。法院同時認為,涉案農行卡賬戶綁定了袁某金手機号,且完成支付亦需交易密碼,故該網絡交易在無相反證據證明情況下,應當認定為銀行卡的持有者袁某金所實施。最終,法院二審維持原判,駁回袁某金訴訟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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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南都大數據研究院
網絡内容生态治理研究中心
采寫:南都記者 張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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