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緻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聶震甯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39.00元

1929年3月，開明書店曾出版朱光潛先生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時隔90年，在書信越來越稀缺的當下，韬奮基金會理事長聶震甯寫了《緻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

聶震甯無意摹寫名家名著，也非好為人師。機緣巧合，應《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編輯之約陸續寫下“給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黃強第一時間發現，并約定出版十二封信的全部文稿。

從第一封信發表，聶震甯就“火”了。“很接地氣的佳作，這樣的稿子才有人看！”“聶總提出的情懷不僅适用于出版業，也适用于任何行業。”很多讀者為這些信件點贊，認為作品以書信的形式向青年出版人傳遞著名出版人的情懷、理念、經驗，使之成為出版界共享的精神财富，實為創新之舉。

說的是出版，也是說做人，聶震甯“掏心窩子”般毫無保留地總結、提煉出自己四十年出版人生的經驗和智慧，字裡行間飽含着他對于青年編輯的殷切期望。2020年11月中旬，《緻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作為“編輯素養叢書”的第一本書，由人教社重點推出。

中華讀書報：起意寫《緻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有什麼契機？

聶震甯：我們的行業，一段時間裡更多地談出版理念、經營策略、營銷手段……這些可以把市場搞活，把圖書搞火，幫作家成名，案例也很鮮活，也很有沖擊力，但是青年編輯不可能馬上從這裡入手，他們會有很多痛苦、苦惱。教他們各種策略、戰術、方法是很好的，可由于還沒有成為項目負責人，往往是無從下手。對年輕人來說，不如先幫助他們加強入行時的基本修養，以後無論在出版業裡怎麼發展都有底線，比如情懷，比如職業精神，比如與人交往。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和作家交往有可能反目成仇，和同行競争有可能大打出手——盡管這種可能性小，但整個文化氛圍會受到影響。

葉聖陶有句名言，我不是教書的，我是教人的。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十二封信，更多的是給青年編輯啟發誘導，還有很多是人情世故——寫完後意猶未盡，最後隻好用《學會出版的藝術》結尾。

中華讀書報：之前您有《閱讀的藝術》，現在又談到出版的藝術，您怎麼理解“藝術”？

聶震甯：所謂藝術，一是講究方法，二是講究表達。藝術的核心是創新，比如表演的藝術，比如戰争的藝術。要達到藝術的層面，必須有創新，與自己的以往不同，不落窠臼、不落俗套，還要不落雅套。讨論出版的藝術，就是希望能把握好藝術創造的思維方法，既要堅持價值正确，又要求新求變求好，把事情做對，還要把好事做好，把好書做好——這大概就是出版藝術的精神和旨歸。

中華讀書報：《緻青年編輯的十

二封信》是有策劃的，但是讀起來很生動，引人入勝，從青年編輯剛進入出版行業談起，逐層遞進，時間節點選擇在圖書訂貨會、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等，很有現場感。在結構上您是怎麼謀篇布局的？

聶震甯：先講情懷，認識出版社，了解我們做出版到底為了什麼。是為國為民、為事業、為理想，這個情懷是愛書、愛好書的感情，如果一心想發财最好不要做出版。走進出版社，還要認識自己的出版社，有百年老社也有新社，很輝煌或不夠輝煌，甚至很多是在生存發展中苦苦掙紮的出版社。有了情懷，怎麼樣做選題，怎麼和作者打交道？不能沒有好稿就不理睬作者，和作者打交道要有綿長的心态，要有一點傳統文人相交的趣味。尋找自己喜歡的作者，和他們建立專業文化上的交流，就有可能争取到他們的書稿。現在可能更多地是在名作家那裡搶稿子——也能理解，作者的競争就是市場的競争。但是名作家要維護，不知名的作家更需要發現。

中華讀書報：既有現場感，又有對出版的宏觀了解和細節把握，舉例中不僅有您熟悉的文學類出版社，也有社科類。這些案例能看得出來您對于出版界的了解，對于年輕編輯來說無論是選題策劃還是為人處世确實很有指導意義——為什麼您把情懷擺在首位？

聶震甯：在中國出版史上，葉聖陶偶然發現并發表了巴金、丁玲等人的小說處女作，巴金偶然發現并推動曹禺的處女作《雷雨》發表，早已傳為美談。上個世紀5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青年編輯龍世輝在自來稿中發現了曲波的小說《林海雪原》初稿，除了指導作者作了改寫之外，自己又經過三個多月廢寝忘食的改寫和編輯，在得到作者曲波完全同意之後，才完成《林海雪原》定稿付印出版，名滿天下。在美國出版史上，麥克斯·珀金斯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編輯，他發現了菲茨傑拉德、海明威、沃爾夫等多位偉大的文學天才，被菲茨傑拉德稱為“我們共同的父親”。如果沒有充沛的情懷，他能把編輯工作做得像一個“父親”嗎？當然，如果沒有一流的專業水準，一腔“情懷”也許會把一些作家帶到溝裡去。像龍世輝幫助曲波出版《林海雪原》，周振甫幫錢锺書編輯《管錐編》，首先要有專業水平和能力。

中華讀書報：書中第八封信提到日本工匠大師秋山利輝的《匠人精神》，第九封信中您又進一步闡釋，自己對《匠人精神》的理解過于簡單，停留在“術”的層面，更為關鍵的是“道”。對于這本書理解層面的遞進，更增加了書信内容的深度。

聶震甯：《匠人精神》的副題是“一流人才育成的30條法則”，30條法則居然講的全都是關于工匠的為人處世态度，其中深意真是需要我們慢慢體會。這些年全社會都在提倡工匠精神，出版業也不例外。做好編輯就是要有匠人精神。有了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才會做好具體的技術；秋山利輝講出了術和道的轉化。我是想從正面強調，道術之間，“認真”二字很重要。

中華讀書報：其中寫自今年疫情期間的《出版業的自救和擔當》，特别感人。

聶震甯：我原計劃在第十一封信中強調編輯要堅持寫作，要有寫作的欲望，不要眼高手底。鄒韬奮、周振甫等編輯大家都一直堅持寫作。很多編輯手很生，有不寫作的緣故。可是，公益精神和社會擔當是行業裡重要的思想，這是疫情給我的提醒，疫情期間凸顯了出版界的公益精神，實際上這是出版的本原。“出版”的拉丁語、英語都有“公之于衆”的意思，當然要有公益的價值，有益于國家、民族、社會才能公之于衆。出版業的主流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公之于衆。

當然，要做好公益還要有擔當精神。任何時候這都是我們的核心要求和重要标準。因為疫情的暴發，我加入了一封信：《公益精神和社會擔當》，發表後反響很大。優秀的出版人，總要把公益精神放在第一位，從而勇于為社會擔當。

中華讀書報：作為編輯，我看了十分受用。态度很平和，但是觀點明确，對于出版的理解對與錯、是與非，有些措辭溫和但不失嚴厲，正如孔子的“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您是以一種怎樣的姿态寫這十二封信？

聶震甯：我從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借鑒了他的心态。朱光潛是很平和的，懇如面談。最主要的是，我是以一個長輩，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寫。當老師應該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循循善誘，理解在前，指路在後，用語要簡潔明了，這跟我在出版社待的時間比較長、長期做出版社領軍人有關，我是提倡笑臉講真理的，但是原則問題不退讓、不苟且。這也是我的工作作風。

中華讀書報：您說做出版四十年，有兩件事最讓人血脈贲張，一是好書大賣，二是質量問題。回憶出版生涯，您最得意的好書有哪些？哪些是可以稱之為“比生命還要長的書”？您的經驗是什麼？

聶震甯：做“傳得下去的書”是我内心的追求。我在《朝内166号的日子裡》寫到過相關文章，《哈利·波特》談得比較多了，還有宗璞的《東藏記》，我終審後覺得是非常隽永的一部佳作，肯定會流傳下去，當時就主張在北大召開作品研讨會，引起很大的反響，一部起初隻敢計劃起印一萬冊的書，結果多次重印，獲得茅盾文學獎。比如王蒙的《狂歡的季節》，是最具有王蒙風格的一部長篇，他的發散性語言在這部作品裡體現得淋漓盡緻，我到現在認為對這本書評價不夠。在漓江出版社我曾經策劃出版了王蒙、李國文評點《紅樓夢》和《三國演義》，後來作家社、中華書局都出了，香港的出版社也出了。

出版“比生命還要長的書”，以我的經驗，從内容質量來說，肯定是同類題材中的好作品，是作者創作中比較重要的作品。當然這不僅是作家一個人的事情，編輯推動要加大力度，要幫助讀者和專家注意到好書，這是出版人的責任。

中華讀書報：在您的出版生涯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出現質量問題的書？

聶震甯：碰到編校印裝質量很痛惜。我在漓江出版社策劃過五個詩人的詩集，題目是《五種暧昧》，封面簽樣時沒看，等我出差回來，已經出了樣書，我一看是《五種暖昧》，幾乎暈倒。做書總是要小心再小心。可有些地方還是不盡如人意，常常是一不小心，一個緻命的差錯或細節，就可能毀掉一本内容上好的書。

中華讀書報：收信人書同是虛拟的，但是又感覺是确有其人，像講故事娓娓道來，由年輕的小文對她師傅不屑的态度引申到向老編輯學習什麼，用心良苦。書中還以人教社為例談到出版社的“導師制”，過渡得巧妙自然。很想知道信中所舉小文師傅的事例是否屬實？

聶震甯：培養優秀編輯出版人才離不開老編輯老員工的傳幫帶。出版業本來就有師帶徒的傳統做法，人教社一直堅持，人大社也恢複了這種做法。這種傳幫帶的方式可以幫助新員工快速成長。信中說的“師傅”在生活中是有影子的，隻是做了一點虛構。現實生活中這位“師傅”曾經為出版社争取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版權立下過汗馬功勞。早年間我們國家還沒有加入世界版權公約，好些家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當時作者的版權代理人曾經來函索取報酬，都沒被理會。1992年7月30日我國正式加入世界版權公約，有多家出版社開始正式求購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版權都遭到拒絕，作者因為很生氣，發誓“150年也不給中國版權”。後來加西亞·馬爾克斯卻把中文版權授權給中國的某一家出版社，是因為信中的“師傅”年複一年地寫信給加西亞·馬爾克斯，每隔3個月寫一封信，連續寫了四年半，結果還真有了回音，作者被感動了，同意授權。

中華讀書報：書裡舉的例子，涉及出版社的都有具體出版社名稱，涉及個案的多數做了技術處理，信裡有虛有實，分寸是怎麼把握的？

聶震甯：憑空想象也會有，但都出于我對編輯出版人真實生活的積累和思考，這大概也和我寫小說有關。

中華讀書報：說到寫小說，上次采訪時，您提到離開中國出版集團後還會回歸到寫作和出版，現在的狀态如何？

聶震甯：去年重版了《長樂——聶震甯小說選》，王蒙先生看了說有“驚豔之感”，認為我不寫作的話，對不起生活，對不起廣西，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自己。李國文先生是我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每次交流，他都問我：“寫長篇了嗎？我就等着看你寫的！”這些老朋友總是鼓勵我，我也正在醞釀一部長篇。

中華讀書報：《緻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談到了出版精神，出版核心，我想也是對于韬奮精神的一次深刻領悟和實踐。作為韬奮基金會理事長，您能談談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嗎？

聶震甯：韬奮先生的出版理念就是“竭誠為讀者服務”，他的出版事業一直緊貼社會現實。韬奮精神當然是很豐富的，對于出版人來說，竭誠為讀者服務，其根本還在内容。

韬奮基金會一直在配合中國版協持續做韬奮出版獎的評選工作，這個獎項的影響力在逐漸提升。以“韬奮杯”命名的出版社青年編校大賽和高校學生出版能力大賽，開辦編輯業務培訓班，這些都是過去不曾有的。作為出版專業人士，我還在不斷寫文章讨論問題，包括《給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也是為行業做事的一種實踐。先後出版了《出版者說》（2013年），《洞察出版》（2014年），《出版人斷想》《韬奮精神六講》《韬奮箴言》（2015年），還出版了《舍不得讀完的書》（2017年）。《閱讀力》是我第一次提出閱讀力的概念，也是國内首部讨論社會閱讀力的專著。還有今年出版的《閱讀的藝術》和《閱讀力決定學習力》。《閱讀力決定學習力》出版後得到顧明遠、王蒙、溫儒敏等名家的肯定，都認為集中地讨論閱讀能力的培養，很不多見，而且比較實用。有朋友覺得我是不是轉行到閱讀學上去了，其實，我是一直在做出版，出版業務最終還是要落到閱讀上，出版與閱讀是共生發展的。沒有好的閱讀我們出版業怎麼生存發展得下去？

中華讀書報：在書裡還特意選用了一些讀者反饋，您很看重這些反饋？

聶震甯：我當然很在意。我的任何一本書有反響，我都高興。因為書是給讀者看的，我就喜歡跟讀者有交流。尤其是《緻青年編輯的十二封信》，我是很在意青年編輯能不能接受。目前看來，“書同兄”們還是比較接受的，态度還都比較積極。

當然，還要感謝報社的編輯和出版社的編輯。他們對十二封信和全書的内容字斟句酌，簡直到了锱铢必較的地步。我很感激他們的良朋嘉惠，确實讓我受益良多。而且，他們也都是青年編輯，通過這次合作，我對“書同兄”們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中華讀書報：您如何看當下的出版界尤其是青年編輯的現狀？您對他們懷有怎樣的期望？

聶震甯：每個時期編輯入行都會有學習的過程。過去市場競争不是很激烈的情況下，編輯可以按步就班，老編輯教你看稿件，編着編着有心得了，編着編着認識一些作者，長了幾歲，慢慢地就可以和作者平等對話，心智成熟了，就可以放手去做出版了。現在不是這樣。編輯進入出版社，允許你有一兩年的躊躇期，但很快就有業績考核了。青年編輯不免有焦慮、有失落，甚至琢磨轉行。這十二封信在這時出版也是針對行業的生态環境的。我希望青年編輯盡快把出版的ABC掌握起來，盡快具備打拼能力，形成職業的情懷和道德操守，盡快體會到職業的價值和趣味。其實，十二封信不止是對青年編輯的，就是對在職的編輯也是一次交流。在忙碌的出版業務中，我們不妨抽點兒時間回望來路，重溫初心。做出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出版即人生。做有價值的出版就是過一種有意義的人生，需要我們編輯出版人經常去體驗、回味和沉思。（舒晉瑜）

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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